陶友之
建国六十年来，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上，最具时代特征适合国情富有意义的是“两个联合”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提出与实践。
十多年来，“两个联合”的集体经济经历了一个由高潮到低潮的发展过程，目前更处于停滞萎缩的状态。针对这种状况，有人迷惑，认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似乎提出两个联合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多此一举；有人担心，“两个联合”集体经济发展的趋势怎样，促使它发展的条件又是什么？为此，很有必要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对它的意义和作用作一分析，从分析中研究它的发展趋势。
一、“两个联合”集体经济的意义
1、经济意义。实施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这种合作经济，据王占阳文章介绍，早在解放区时就试行过，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当时最典型的就是南区合作社。毛泽东称之谓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指出：1942年1月，建设厅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各地合作社才从实现这一方针中，取消了摊派入股的方式，摸索地创造着和群众密切联系，和群众利害相关的经验，这样，仅仅在十个月中，股金即突增五百余万，事业也发展了。1943年10月，他在《论合作社》的讲话中提出，杨家岭运输队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把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大大提高了运输员对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节省了很多经费和工具，又更加爱护牲口，可以说，组织合作社为当时解放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在农村，从互助组到低级社，先是实行劳动互换，后是实行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对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城市，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合作社，既稳定了劳动者的就业，又发展了生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样十分显著。
在改革开放中，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时，除了承担原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障，还承担在册职工的就业安置等，有利于稳定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两个联合”的集体经济，因何能有利于经济发展？首先在于使劳动者有看得见的利益。无论是单一的劳动联合或资本联合，还是“两个联合”的结合，都能使每一个劳动者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物质利益的驱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就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能较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一个主宰生产力的引领下，总同时存在着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凡是生产关系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亦即促进经济的发展，两个联合的股份合作的生产关系，较能适合目前我国发展水平不高的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中大工业拾遗补缺，以及为大工业配套服务和为现代服务业配套服务的有关产业的发展。再次是利益共同体能创造新的生产力。马克思曾说过劳动的分工与协作能创造新的生产力。实践证明，两个联合结成的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也能创造新的生产力。利益共同体使劳动者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在“有益共享，有难同当”的驱动下，其迸发出来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如闸北区，在上世纪末接收的第一批由市轻工系统放小的36家企业中，七年来已有33家破产、关闭，3家生存下来的都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有的发展情况还很好，在国外开办了分厂。又如静安区23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通过劳动积累、资本运作、土地升值等因素，全部实现了资本增值。企业净资产增加和持平的占69.7%；利税增加和持平的占60.6%；营业收入增加和持平的占53%①。这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很不容易的。
2、政治意义。（1）开辟了劳资合作的渠道。无产者与资产者能不能合作，有没有必要合作？革命实践告诉我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劳资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那么，通过什么渠道进行合作呢？股份合作制就是一种较好的形式。早在1942年前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著述中，对于陕甘宁边区曾经实行过的以公股为基础的公营性质的股份合作社，给予了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否定。他指出：1939年以前，各地的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为基础，再加上向群众摊派而得的股金，这时候是带着公营性质的，多成为县区攻府的公营商店。由于1940年以后各地政府生产自给任务的增加，于是有许多合作社的大股社员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机关。这种股份合作制的主要弊端便凸现出来，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的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决经费，一切问题由政府解决。这种合作社的公股比重的提高，不是有益于群众，反倒是合作社对群众的利益更加无法多去照顾了。因此，这种合作社是“坏”的合作社、“糟糕”的合作社，是尚未“走上正轨”的合作社。“坏”的合作社，不知道它们应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工作。它们的糟糕就在这里。毛泽东进而指出，要使合作社真正成为面向群众为群众谋利的合作社，并由此而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其根本的出路，便只能是变公营为“民办官助”、变以公股为基础而为以群众的私股为基础。并认为只有到了这个阶段，边区合作事业才走上了正轨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团结了最广大的各阶层人民，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2）打造了社会和谐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微观基础是企业，只有家家企业内部的和谐，并由此促进企业与企业的和谐，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有较多有利条件，促进企业内部和谐。人人既是劳动者，人人又是资本所有者，利益共同体是促进内部和谐的核心因素；领导者、管理者、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促进内部和谐的条件因素；职工有困难，企业内部解决，是促进和谐外化的关键因素。据静安区的问卷调查，34家企业在册职工1343人，其中下岗协保人员770人；离退休人员2845人；吸纳社会劳务人员331人。离退休人员是在册人员两倍强，在册在岗人员与下岗协保人员之比为1︰2，社会劳务工占在岗职工人员的40%。即平均一个在册在岗人员承担两个下岗协保人员，四个离退休人员的费用③。试想如果没有股份合作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对社会的不和谐将会有多大的影响？（3）实践了共同富裕的示范。只要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走共同富裕之路。那末，怎样走上这条康庄大道呢？单靠劳动收入不行，因为每个劳动者的天赋不同，取得的报酬也不同，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按需分配，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可能做到。社会主义时期所要做的，是一个目标，两大任务。—个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两大任务，一是消灭贫困，二是消灭剥削。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实现这个目标，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全国有劳动能力的人，既是劳动者，又是资产所有者，使每个劳动者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产收入。这样，才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两个联合”的股份合作制，就是这条路的可行和有效途径。
“万丈高楼平地起”。现行的股份合作制，虽有许多不足，而基本雏形已俱备，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从一个企业的共富，发展到一个区域—个省市的共富，最后走向全国的共富。现行的股份合作制，就起着这种示范的作用。
3、理论意义。（1）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集体经济理论的内容。马恩提出的集体经济理论，是以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为主要特征，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为主要形式，没有资本联合的内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股份合作制，无疑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集体经济的理论内容。（2）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思想。“两个联合”的股份合作制，从两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集体经济的思想：就股份合作制说，毛泽东认为在解放区民主革命时期是需要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没有必要了。所以从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后，他再也没有谈过股份合作制的问题。就集体所有制来说，他只谈劳动联合，不谈资本联合。因为在他看来，劳动者是不能有资本的，一旦有了资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属于批判打倒的对象。（3）提出了研究集体经济理论的新内容。根据党的十五大的论述，股份合作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是单一的劳动联合，即劳动作股入社；也可以是单一的资本联合，如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毛泽东在解放区，曾提倡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仍有这种需要？现在出现的经营者持大股、甚至以私人资本为主的股份合作企业等，对于这种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如何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这是摆在理论工作者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践者面前研究的新课题、新内容。对于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怎样进行提倡、怎样进行鼓励？要使政策出台，必须先由理论开路，这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研究的新任务、新内容。
二、“两个联合”集体经济发展的趋势
1、改制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面临“大浪淘沙”。现时城市中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由国有企业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而来。这种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先天性不足：一不是自愿组合，而是奉命改革，这就缺少联合内在基础，也缺乏联合走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有许多企业，劳动者在产权上成为所有者，而在思想上缺乏主动、积极、着眼于企业全局利益的主人思想；而经营者，则缺乏为企业谋发展、为员工谋利益、牺牲自我、为共同富裕而奉献的精神。由此，有的企业改变为私有企业；有的企业成为经营者持大股的企业……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大浪淘沙”还将继续下去。只有经营者具有奉献精神，劳动者具有爱企业、爱劳动，并能理解经营者、爱护经营者主人翁思想的企业，才能坚持下来，发展下去。
2、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成长缺乏条件。股份合作制，作为集体经济实现的一种形式，当需寄希望于新建的企业。因为改制过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一是数量有限，二是要经“大浪淘沙”的筛选。只有新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才显示出股份合作制作为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可从现有的内外条件看，在近几十年内，促使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成长，尚无这种条件。内部缺乏成长的核心因素，外部缺乏成长的环境因素。
3、“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将成为主角。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通过总结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实践经验，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新式资本主义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和关于“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思想，或是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④，正确地解决了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应当实行何种类型与性质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基本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分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股份合作制，有可能存在三种类型：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股份合作制。所谓以公有制为基础，是指劳动者持股比例达到51%以上。二是有较多公有制成分的半社会主义股份合作制。所谓有较多公有制成分，是指劳动者持股比例占总股本的20%～30%。三是有一定公有制成分的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股份合作制。所谓有一定公有制成分，是指劳动者持股比例在总股本的10%以下，甚至更低。预计在2030年以前，三种类型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中，半社会主义的这种类型将成为主角。当然，这也需有一定条件。否则，这半社会主义股份合作制也会让位。据2006年对静安区的调查，在34户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经营者个人持股比例占总股本50%以上，有11家，占总户数的32.3%；持股比例占总股本25%～50%的，有8家，占总户数的23.5%，两者合计为55.8%，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种发展趋势⑤。
三、“两个联合”集体经济成长的条件
1、需有舆论引导。“两个联合”新的集体经济要能茁壮成长，首要的条件是要有舆论引导。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所以能有如日中天的高速发展，就在于有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可以说，没有舆论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肯定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舆论，贯穿于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报告等各种文件之中。什么时候，从党中央到国务院，有像对个体私营经济那样强烈的舆论引导，“两个联合”集体经济就能像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
2、需有政策扶持。舆论引导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舆论引导，告诉你可以做，但不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对个体、私营经济税赋很重，那无疑会把个体、私营经济一棍子打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有些省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有些省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税赋轻重的不同。浙江的温州，南方的广东等地，个体、私营经济为什么会一马当先，率先发展，就在于当地政府扶持政策到位，扶持政策持续。
“两个联合”集体经济，要能有大的发展，同样需有政策扶持。“两个联合”集体经济企业，一般来说，所属产业是传统的；所生产的产品，大多属于拾遗补缺或为大工业配套；参与人员，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这些人员如全要有政府安排就业，会有许多困难。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就业问题，国家在政策上应该予以扶持。扶持的主要政策，最好是免缴企业所得税，至少是减半上缴企业所得税。政府从税收上看，似乎有所失；而从社会稳定、解决就业等方面看，实是有所得。如能有此政策扶持，“两个联合”的股份合作制，就会有大的发展。
3、需有走共富之路的领导者。个体、私营企业的崛起和发展，靠的是与己密切相联物质利益的驱动，大利大干，无利不干，只要有舆论引导、政策扶持，就会很快发展起来。“两个联合”股份合作制企业则与此不同。它不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因而，有无为共同利益谋福祉的带头人，就成了企业能否兴起、兴起了能否持久的决定因素。所谓领导者，就是指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者、组织者和协调者——厂长、经理或董事长。
能否涌现这样的领导者？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对党员和人民的教育。教育有方，定能涌现出一批批愿为大家谋福利、走共同致富的带头人。除此之外，可从以下三方面动员和选择：一是从公务员、经济管理干部中物色。这些干部熟悉某一个产业或熟悉某一个产品，对市场、对管理等都有较深的了解。由他们为首创办某一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当然，这与有些干部以权谋私办企业，要划清界限。二是从街道、里弄干部中动员。他们虽然对产业、产品、市场等不太熟悉，但他们熟悉本地区劳动者就业、失业情况，熟悉有关失业人员，善于组织动员。由他们牵头、配以有关管理干部，创办起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十有八九会成功。三是从有关企业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动员，鼓励他们出来创业。如果有人有顾虑，可以采取停薪留职的办法，如创业失败，仍可回原单位工作。当然，创业基本原则要关照清楚，不是个人致富，而是带动企业职工共同致富。
注释：
(1)①、③、⑤姚康镛、宋晓辉等：《上海城市股份合作企业深化改革的研究》，
(2)②、④王占阳：《毛泽东股份合作制经济思想研究》，《理论学刊》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晋察冀中央局编印1947年版。
2、毛泽东：《论合作社》（1943.10），《群众》第9卷，第3、4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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