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市委党校教授黄文忠撰写的《有关应对经济危机宏观调控措施的几个观念问题》一文，在上海市社联举办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2009）学术年会”征文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深刻认识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些鲜明的观点。本期调研选编了文章的主要观点，供读者参阅。受篇幅限制，文章有删节。

有关应对经济危机宏观调控措施的几个观念问题

黄文忠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于2008年12月宣布：美国经济已于2007年12月开始陷入“衰退”，表明：危机从发生到认定要滞后一年时间，有关衰退的国际标准即为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个季度下降。

2008年，我国GDP增速逐季下滑，倒退六年。

2009年8月，中国官方宣布：国民经济正在企稳回升；同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见底，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则庆幸人类避免了第二次经济大萧条。根据上述有关权威判断可以得出结论，历时一年半、一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终告段落，至于走出危机后进入萧条、复苏、高涨阶段，尚需时日。危机期间，各国纷纷采取行政干预措施。这场风暴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全球经济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适特性，无疑是一部全球经济时代经济危机的活的教科书，涉及诸多观念问题。

（一）关于危机阶段的认定——既然市场经济属于中性，那末作为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的经济危机并不存在社会制度属性，客观及时如实承认已经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是采取恰当应对措施的必要前提。这场让各主要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的事实表明：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以早期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经济危机，其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发达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必然伴侣，而是为市场经济所共有的伴生物。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深刻原理今天依然金光闪耀，是解剖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成因的有效武器。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社会进入“自由人联合体”以前，生产力水平达到生产品足以“涌流”①以前的“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漫长岁月里②，有劳动就会有价值，有价值就会有商品，有商品就会有交换，有交换就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有生产无政府状态，有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有暴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场经济危机由次贷危机所引发，其直接原因是穷人买不起住房。显然，危机根源还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前把经济危机解释为消费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扩大的无限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今天需要作出必要的修正：经济危机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市场经济相关联，因此是消费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有限性和市场经济下生产扩大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如果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会带来人为的经济危机，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出现自发的经济危机。前者来自主观意志下的计划不周，后者来自违反价值规律作用所受的惩罚。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汽车、钢铁等产能闲置的比重超出其产品出口比重20～40个百分点的事实可以为证。

（二）关于宏观调控的疆界——处于全球经济时代的现代市场经济所暴发的经济危机蔓延迅速，带有全球性；应对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样具有全球性。因此，宏观调控从凯恩斯的“双手调控”必然发展为“多手联动”。在农耕社会，不存在宏观调控，只有家长制权力下的资源配置变换。在早期市场经济，仅靠“看不见的手”即可实现自发调节，其伴随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两极分化加剧。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得加上政府“看得见的手”才能实现有效调控，是“双手调控”。全球经济背景下，各类危机蔓延到世界各国非常迅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国经济相互关联融合度高；另一重要原因是货币流通速度达到一昼夜可以在全球周转三次，而不再是“不会超过交通工具的运行速度”。这就提醒我们亟需正视：作为“经济第一推动力”的货币，它那种具有“双刃剑”功能的世界货币职能，对于经济危机期间风险分散、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利益分享等传导机制，其运作速度越快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就越大。

今天，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有过半进出口外贸额与欧美日诸国发生往来，有90％的跨国公司保有在华投资举办公司的背景下，带来的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面对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美国前总统卡特所指出的：“只有彼此携手，才能应对挑战。”③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坦陈：美国经济发展有赖中国合作。这次危机发生发展的轨迹表明：危机首先从华尔街暴发而波及全美，再从美国传导到中国先在上海暴发开来，依次沿着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蔓向内地。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外贸出口、国外订单、外汇汇率、外国游资、外资企业等“五外经济”，然后影响内资企业中的汽车、钢铁、化工、石油、煤炭、电子等重化工能源企业，波及轻纺企业。经验数据表明：欧美国家GDP每放缓一个百分点，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率就要下降七个百分点。可以肯定，在美国政府决定拿出8500亿美元救市以后，中国很快决定拿出40000亿元（合5860亿美元）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以扩大国内消费，欧盟国家也纷纷决定拿出数以千亿的英镑、欧元用于救赎之需。这就揭示了，今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市场经济准则，所指的“人”已经扩展到了国家，并且越出国界走向世界。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美好理想，正在被经济危机加速推向现实。诚然，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差异，决定了我们还不可能达到用开动印钞机去换取各国优质商品供国人消费的不公平境界，这也规定了“和谐世界”决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合二为一”。

显然，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沿习那种“一天天烂下去―一天天好起来”的势不两立的思维方式了。在全球经济时代，需要市场经济国家联合救市，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的宏观调控，已经超出一国范围内的“双手调控”，进入了各国“多手联动”的调控阶段，这种调控不讲国籍国界，不讲社会制度属性，不讲生产资料所有制属性，其性质是保卫全球经济，似与人类共同保卫生态“地球村”，与联手打击海盗、恐怖分子、贩毒集团，抓捕跨国犯罪分子，制定有关贸易、金融等的国际游戏规则，共同对付流行性传染病，共同对抗自然灾害以及共同探索海洋、太空等未知领域等举动无异，解决的是全球性挑战问题。

（三）关于宏观调控的性质——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淡化现象，并不存在社会制度属性界限。宏观调控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独有，而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共有，足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普适价值。这场经济危机又一次纠正了人们对市场的过度迷信，表明全球经济下价值规律作用依然并非万能，仍然需要政府运用行政手段予以纠偏，“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④。运用行政手段的主体固然有共产党与资本家的身份区别，但其作用对象、作用机制、作用结果同属中性，并不带有社会制度色彩。今天，中国和欧美两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以国力救市有着诸多共同之处：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诸如降息、减税、政府注资、托市、收购，以及政府对资助企业下令限期改善经营、封顶高管年薪，直到撤换公司CEO等，目的都为有效刺激消费、平衡供求。这类调控行为均系中性。显然，曾经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下的宏观调控，比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力度更大更有成效的那种“姓资姓社”的认识界限，今天经过世界性经济危机检验后终于证明为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作为迄今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式所具有的中性特质再次得以证伪。

事实证明，世界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关政府干预的办法今天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调控依据。有人把政府救市调侃为“美国一夜之间变成了社会主义”，那是不懂经济发展史。又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是新自由主义”，那是不懂经济学说史。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成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将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理论付诸实施，通过大搞产业链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摩天大楼、水利工程、桥梁、农场、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用以减少失业、增加生产资料投入、更多拉动终端消费，以走出危机困境，固然取得了积极效果。近期各国纷纷实施行政干预的举动又一次证明：凯恩斯主义办法依然卓有成效，带有普适性。可惜凯恩斯先生虽然生得逢时并“墙外开花”，却太早故世，来不及获得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提名。但是，他终究当之无愧地享受到了1944年首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各国元首脱帽致敬的殊荣！

东西方不同市场经济模式共同采用同一理论应对经济危机的事实足证：第一，经济危机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又是平衡供需的一种强制性机制。公有制经济并不能排除经济危机发生。经济危机固然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出了问题的结果，却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并无直接联系。经济危机期间所出现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商品积压和滞销，表明供给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商品无法实现“惊险的跳跃”（《资本论》第一卷），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才能在短期内恢复平衡。因此可以说，行政干预作为一种有效的“反危机机制”，迄今尚未有取代途径。第二，不同模式的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手段运用上的趋同现象，并不涉及社会制度性质，更加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中性特质。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曾经认为，西方国家广泛运用凯恩斯的行政干预手段对付经济危机，不过是“扬汤止沸”“饮鸩止渴”，于事无补；凯恩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云云。如今再次表明，阶级斗争观念支配下用形象生动的成语、形容词予以贬低和否定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四）关于宏观调控的结果——经济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是完善金融体制及其监管、加速科技创新的契机；对于正在趋向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恰是推进改革进而走向完善的契机。

经济危机对国民经济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诸如闲置和破坏生产能力，引发失业和动荡，拉大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地方保护卷土重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来中国商品出口受阻等。但是，物极必反。金融危机警示人们：金融创新不可无度。世界现代经济史又昭示人们：每当经济危机阶段，往往就是加速科技创新的契机。今天，新能源技术、生物制药、环境保护技术、粮食生产技术等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高科技正需要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经济危机对已经初步建立并且正在趋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如果应对得当，却是推进改革进而走向完善的契机。第一，通过国际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弥补我国市场缺失；第二，通过政府投资，调整经济结构；第三，打压和消除危害国计民生的市场缺失，如问题食品，填平商业道德鸿沟；第四，弥补市场化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使其功能得到提升；第五，积累宏观调控的经验系数；第六，让当前最薄弱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得到弥补。

总之，当前席卷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成了人们更新观念的一个难得的时机，其中包括重新认识：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全球经济的联动特质，宏观调控及其手段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等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观念问题。

注释：

①《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2页。

②《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96～97页。

③2009.1.16《新民晚报》。

④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