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艳  邬璟璟  李韵

上个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纷纷进行了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标则是抛弃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中国和前苏联采取了不同的改革路径，就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模式，从而也出现了“中国奇迹”和“俄罗斯问题”的改革结果。理论界一般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干预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俄罗斯模式”概括为以私有制为基础，主张经济靠市场自己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对“中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这类的概括还仅是一般性的概括，如果要上升到本质层面这一概括就太过于简单与泛泛，主要是没有将经典公有制与时下公有制，传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做出区别，因而就无法提炼出“中国模式”的本质精髓。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看，因为私有制有缺陷，从而推导出了未来社会要实行公有制，如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因为市场经济有缺陷，从而推论出未来社会要实行计划经济，如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按照这样一个逻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应是完美搭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应是完美搭配。

然而，现实的“中国模式”却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在搭配，并且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这就为我们提供了需要重新审视和理解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课题。为此，我们就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形态，不能再从传统的观念去理解公有制，也不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理解市场经济，而是要从时代和现实的角度重新释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中国经济改革模式与俄罗斯经济改革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不是经典作家视野里或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的公有制，其内涵已经具有了现代性。按照经典作家对于公有制的界定，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由整个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如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把个别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实行共有，而是对一切生产部门实行共有。”[3]传统社会主义就是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建立了以整个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对经典理论的教条理解和经验不足，因此，在实践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将公有制简单等同于“一大二公”，并盲目追求百分之百纯度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纪危机”。社会主义各国在对传统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都在寻求一种新发展路径和新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实践中所形成的模式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这一模式在所有制方面的最大的改革则是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主体公有制形式。

这种主体公有制与传统公有制相比区别在于：（1）不再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而是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主体公有制结构；（2）不再追求公有制数量的多少，而是在于公有制的质量；（3）对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判断是以公有资产是否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能否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可否起主导作用作为标准。

其次，中国经济改革模式与俄罗斯经济改革模式的本质区别还在于：中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经不是传统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现代市场经济，其公有制为这一市场经济提供了所有制层面的基础性支持。传统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于计划经济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的运行机制是在价格机制引导下、自由地在市场上配置产品和服务。传统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是市场失灵，对经济不具有控制力。西方社会自凯恩斯主义革命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具有了新的含义，即国家干预下的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所选择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也是具有不同形式，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一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这方面邓小平作出重大贡献。我们知道经典作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所以，更没有对这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应如何进行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出设想。邓小平是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现时代怎样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规律为主题，从方方面面解答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解答的一些问题，并且创建其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体公有制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方面，我党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论断的基础上，依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主张，终于确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定义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1）不再是一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同的国家调控下垄断竞争的市场经济；[4]（2）不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政府调控；（3）政府调控也不再仅仅是行政调控，而是建立在科学干预基础上的经济调控，表现为政府调控是有差别、分层次、有区别的、分阶段的动态弹性调控，即并不一定是政府占六分，市场要占四分，或者反过来，而可能是在一定时期，政府干预多些，比如在经济危机阶段，在一些方面政府干预力度大些，比如说在经济结构调整，在一些层次政府力度要小些，比如微观的企业行为，而宏观层次政府的力度就要大一些。

最后，主体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中国模式”的精髓之处，也是“中国模式”与“俄罗斯改革模式”的本质区别。主体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的前提，就是主体公有制结构一定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而现代市场经济也要适合主体公有制经济的需求。按照理论逻辑讲，主体公有制是一种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去适应公有制，而不能是主体公有制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但是，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辩证逻辑来分析，就是两者就要相互适应，主体公有制要根据现代市场经济来做一些新的调整，而现代市场经济也要根据主体公有制来做一些改变，这也是两种有机结合的涵义和两者很好结合的基础，这也就是“中国模式”本质的内涵之所在。我国的渐进性经济改革与俄罗斯激进改革相比，为主体公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提供坚实的基础：（1）中国的改革坚守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原则，而俄罗斯改革则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全面转向了私有制，这就使对市场经济的控制丧失了公有制的支撑。如改革路径选择不是单纯的激进或者渐进，而是在现有国情基础上的改革和修正，中国模式的成功并非因为它是区域的缓慢的渐进改革，而是因为中国正确地评估了当时现代化程度低、原始积累不足的客观经济条件，选择了适合经济发展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2）中国改革坚持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新自由主义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划清了界限，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则过分迷信私有化和自由主义经济，在新自由主义为其设计的过渡市场化理念下，在客观经济条件不允许，法律真空之下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催生了一批国际金融寡头和俄罗斯新贵。普金对“休克疗法”修正之后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并且2000年以来持续稳定发展，也说明了经济转轨不能跳出当下制度框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