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杨浦区“五角场欣星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社长黄瑞芳是个残疾人，终身与轮椅相伴。自参加了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和五角场街道联合举办的全免费的绒线手工编织实用技术培训班后，和三位同班学员各出资500元，组建了五角场“欣星”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从此展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她的事迹，《上海集体经济》《中国集体经济》都作过报道。去年底，黄瑞芳获得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中华合作时报等单位联合设置的“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奖”提名。本期《调研》选登了黄瑞芳回顾个人成长历程的文章。

女子平民教育引导我以车代步

帮我实现了失业以后的人生价值

黄瑞芳

我是一个因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而双腿站立不起来的残疾人。文革初，我初中毕业后，分配在街道里弄灯泡厂，二三十年中只能坐在高位上操作参加生产劳动。二十一世纪初，我和丈夫遭遇到了工厂倒闭失业和我作为提前退休处理、每月工资下降到只有500元的低收入的困境，一度使我非常焦虑和迷茫。为了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和儿子昂贵的读书学费，我和丈夫就到处想方设法找活干。后来我的丈夫虽然找到了一些不稳定的、临时性工作，我却因双腿残疾始终找不到就业的岗位，只能无奈地呆在家里，消磨时光。

2002年春天，我有幸从一个残疾朋友处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以女子平民教育为宗旨的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送教上门，要在五角场街道举办一期全免费和基本免费的绒线手工编织班。我喜出望外地来到了五角场街道，仅交了100元手续费，就被吸纳参加了这期绒线手工编织班。通过三个月的培训，女子学院让我学习掌握了过去自己所不会的绒线手工编织技术，使我有了进一步“求生存图发展”的一技之长。到了2003年春天，我又被吸纳参加了由来自北京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与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免费的《妇女合作社》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里，又让我懂得了以“努力干，一起干，团结合作，共同富裕”的工合国际原则组织起来的姐妹合作社，是我们弱势妇女群体开展非正规就业，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好形式。于是就在这期培训班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就与周季华、张翠芳等几个同学一起，各自出资500元，创办了“五角场欣星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开始了我们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艰难创业的征程；我自己也从一个双腿站立不起来的残疾人，锻炼成被大家信赖的五角场欣星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的社长。2009年11月，还被推荐为由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合作经济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等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2009年度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奖”候选人。2009年12月15日，全国发行的中华合作时报还全文刊登了我的一篇题为《合作社让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的文章，真让我兴奋不已。

回想我和欣星姐妹合作社六年来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任何成功都来自执着的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记得合作社成立后，我们遇到最大难题就是没有任何手工编织加工活的来源渠道。记得当时还是依靠了以女子平民教育为宗旨的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用他们多年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积累的女子平民教育基金，为我们送来了编织20只绒线包的加工任务。当时我们几个合作社社员大家相约在一起，讨论研究这个包应该怎样钩，起多少针，钩多大。没有聚集地方，就在一个社员(学员)的家里，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探讨、研究、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难点。正是因大家的齐心和努力我们旗开得胜，顺利地完成了我们姐妹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批手工编织加工任务。

后来，在五角场街道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姐妹合作社开始有了一处固定的活动场所。开始是在街道的一个文化活动中心的门卫室，门卫一半，我们姐妹合作社一半。我们合作社的面积只有二三平方米。在当时合作社尚未打开来料加工市场的开创阶段，我们就利用这二三平方米的场地，一方面大家共同努力构思制作编织拖鞋、小包并通过摆地摊出售，来实践以我们自己的作品去开拓市场的尝试。另一方面，又在女子学院的帮助扶持下，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去争取由那些羊毛衫厂、服饰公司外发的加工订单，正式开始了我们欣星姐妹合作社的手工编织家庭加工业的非正规就业的社会实践。

刚开始时，由于我们来料加工渠道极其有限，摆地摊又受城管的种种限制，我们姐妹合作社开展的家庭编织加工业的步履十分艰难。无奈，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去承担一些“加工费价位低，质量、时限要求高，又不能及时发放加工费”的加工活。当我看到合作社姐妹们做得很辛苦，最后只得到一些非常低廉的加工费收入时，我就多次代表大家去厂方争取姐妹们的合理待遇，但他们却说：“这是给你们一口饭吃。有活给你们干，已经不错了，居然还来讨价还价？！”在冷酷无情的市场经济面前，我们合作社的人员就开始外流，从最高峰的百余人，到后来只剩下了七八个人。

在这样成败的紧要关头，我和几个合作社的骨干一起讨论研究摆脱困境的种种设想和办法，最后决定请中介机构加入来突破来料加工渠道的这一难题。与此同时，在合作社内部我们引导大家取得共识，就是在来料加工渠道尚未打开的时候，大家只能坚持一条，价位高的活要干，价位低的活也要做。而且社员相互之间在承接来料加工任务时，一定要做到“肉和骨头搭着吃”，使大家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为了不断增强我们欣星姐妹合作社立足社会的竞争能力，2004年夏天，我们合作社又自力更生举办了一个“打中国结，穿珠珠包，做丝网花”的自我提高的学习培训班，并在学习掌握了这些当时为市场所需的手工编织技术的基础上，到了年终我们终于有勇气，也有可能去争取到了一批穿珠珠包和用丝网材料做成一朵朵胸花的加工任务。这样一来，使我们姐妹合作社社员的加工费，终于从原来每件只有几分、几毛钱，上升到后来能有几元钱，社员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参加合作社的社员也从一度大量流失，到逐步回流增多起来。每个社员的月收入也从原来最低每人每月只有几十元，增加到后来每月平均每人能得到三四百元。

到了2005年，又在女子学院的牵线下，我们进一步为意大利等外商落户上海的高级绒线店、高级服饰公司承接来料加工任务，为她们编织具有海派特色的手工编织毛衣、围巾、帽子等绒线编织衣物，这样一来社员姐妹们的经济收入当然也就大大地增加了。做得好的加工一件毛衣就有500元加工费。然而，要完成这样高收入的加工任务，其难度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比如有两件毛衣一模一样，我们按照绒线店发来的尺寸和图纸要求把这两件衣服完成交上去后，店里的老师傅们说：“没有毛衣的感觉”。当时我们的心里很难过，也很纳闷。心想我们是按照他们提供的尺寸图纸做的，您们需要的是什么感觉？如果重做，那就要全部拆掉再织，真是想不通。但他们是老板，我们是雇工。无奈我们只好花几十元来回的交通费，到他们店里再去虚心地请教和琢磨，回来后返工重做。事后我们自己这样想：这次虽然付出了昂贵的工时和交通费，但精湛的技术学到了，也使加工方——店主终于有了“感觉”，满意了。我们经历了那次重大返工的教训后，懂得满足客户要求的重要性，以后再次承接类似的高档加工任务时，一切就格外小心了，从而也就一切顺手了。另外多年来，有许多需要返工重做的加工活，常常迫于时间紧，要发动有关社员一起进行返工常常是来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常常自己一个人，起早摸黑，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地完成，虽然感到很辛苦很劳累，但当我看到我们这个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姐妹合作社一年比一年壮大，社员姐妹们一天比一天心齐、快乐，我就感到无比欣慰。

现在，我的命运已经紧紧地与这个姐妹合作社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才能以坚强的意志，以车代步去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多年来，我总是踏着自己的那辆自备残疾车，到处奔走游说，去为合作社开拓市场拉订单。有两次，不幸遭遇大风雪，伴我滚动了整整一天的残疾车，在回家的途中又熄火了。因为坏在比较偏僻的路上，一时又找不到小店和维修站，我只能凭自己不怕风雨的坚强意志和平时练就的技能技巧，通过自己不断拨动，终于把这部助动车发动起来……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半夜了，雨水湿透了我的全身，使我浑身发抖。但感到自己的辛苦又能为合作社拉来一批加工订单时，我就又高兴和兴奋起来了。我常会说：有我在，就有合作社在! 六年多来，由我们大家联手创办起来的五角场欣星姐妹合作社，已经成了我展示自己人生价值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