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农业“去毒化”运动的兴起
台湾农业自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基本上遵循开发中国家的“绿色革命”模式，即不停地追求产量的提升，大量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其实不只农业在拼命追求成长速度和效率，整个台湾的环境成为最先被牺牲掉的一个环节。
有机农业标榜不用化肥与农药，比起“惯例性（Conventional）农业”，所耗人力与金钱成本都较高。因此必须与一般农产品区隔，以争取高端市场。1997年起，台湾各地政府的农作物改良场，开始针对有机栽培农户办理验证及核发标章等工作，保证这些农产品确实没有遭到化肥与农药的污染。
由于验证过程耗时费力，同时也是一个庞大商机，2001年起，有机农产品的验证工作，就由台湾政府的农场剥离，转由民间团体（如合作社、农协、专业农场等——下同）办理。台湾政府则负责验证这些验证团体的专业程度，另外也在农场或市场上抽取样本筛检，以确保“有机”招牌没有挂羊头卖狗肉。
随着民众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升，台湾有机农业的面积与产值逐年提升。根据官方统计，2002年是
由于台湾多山地，都市经济发达，可耕地面积小，加上田地继承制等因素，导致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越来越狭小，在传统的耕种方式下，种田收入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这样就造成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只有老人愿意留在乡下，导致劳动力断层。
因此，马英九在参加2008年大选时，专门就农业政策强调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高产值“精品农业”，除了兰花、水果、石斑鱼等高经济产品外，有机耕作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马英九当选后，开始更积极地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将传统耕作转向有机耕作。东南亚金融风暴时期，马英九政府提出的“六大新兴产业”中，再度强调“精品农业”的构想。
政策推动下的效果是很明显。2009年底，全台湾合作社范围内的有机农业面积为
二、不断更新管控手段
随着农作面积不断扩大，“认证商机”也水涨船高，一些冒牌产品开始露头。2001年台湾当局剥离有机农产品认证权力，交由民间团体办理，当时全台湾只有四家专业合作社有这项权力；2009年5月八家；2011年已增至十三家，认证范围包括农粮产品、农粮加工品、畜产品，检测项目包括当地环境（土壤、水利等）是否符合无污染标准，以及耕作过程中是否违规使用人工化学品。如果通过检测，就可发给“CAS台湾有机农产品”标章。
由于有机产品已成时尚，各种未经有机验证却自我标榜有机的农产品，在市面上大量出现。于是，台湾于2007年开始实施《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2009年再次修正该法律，严格规定没有认证的厂商，不但不能冒用CAS有机标章，甚至不能在包装商品品名时使用“有机”字样，如果违反严罚不殆。
尽管如此，一些合作社以外的农户，想尽各种方法钻空子，借用“天然”“自然”等字样。因此，台湾当局的单位开始投资，大幅度做公益广告宣传，要民众认清楚：只有CAS有机标章，才是当局通过合作社组织提供信用保证的有机产品。如已经取得CAS，而在当局的抽检中被发现不合格，不仅产品必须下架，还会收回其有机标章以及参加验证的资格。如果违法使用化学肥料或农药，将课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并视情节严重程度，对外公布所属合作社及农场主身分。若是擅自使用有机产品标章的累犯者，最高可罚100万元新台币。
三、台湾绿色农产品的典范：吉园圃
在大陆，存在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之别，前者是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和添加剂，后者是指有限度地使用化学合成物的可持续农业。而在台湾，比较接近“绿色农产品”的，是1994年开始推动“CAS吉园圃安全蔬果”标章。“吉园圃”可说是将被动的“检查不出农药残留”，转变为正面表达“我没有农药残留”，以鼓励遵守用药规定的农场主，让贴有标章的产品，能卖到较好的价格。
申请“吉园圃”认证的农民，必须严格依照台湾当局规定使用农药，若是被抽检发现使用超量或规定种类之外的农药，就会被注销资格三个月。吉园圃通常由某地专业合作社为单位，只要产销环节中有任何一项违规用药被查获，整个合作社就一起被注销，因此农庄主轻易不敢犯规。
由于“吉园圃”还是可以使用农药，门坎比“有机农业”低，因此规模远比后者大很多。根据2010年的统计，申请到吉园圃认证的菜园与果园总面积达到
四、台湾有机农业的享受者
根据台湾农经学者的研究，目前台湾有机农产品的营销管道，与传统农产品差异甚大，主要包括：（1）农民自产自销，包括合作社、产销联合体办理集运等；（2）超级市场特设的有机专柜；（3）有机商品专卖店出售；（4）共同购买，如主妇联盟之团购等；（5）城市住宅配送，包括网络宅配；（6）公、私、民营机构或医院福利社特别供应；（7）宗教团体推广；（8）结合休闲农场或农场自然体验之相关活动；（9）有机农产品之展示（销）会；（10）有机餐饮店。
台湾有机蔬菜的直销率高达三成，其中瓜果类的直销率又高于不耐储放的叶菜类。由于直销较不易受到中间商的层层抽成，农民收入往往也比通过经销商高出三成。
台湾的大财团也投入到有机农产的营销，例如台湾最大纸业之一的永丰余，与南方各地农业合作社联手，也投入有机农产品的宅配市场。他们推出“有机百宝箱”，里面包括蔬菜、水果、水产、肉类，全部取自各地的合作社，每周搭配好产品，送一次货给订户，等于包揽了客户本周所有的买菜需求。当然这种服务的价格也不便宜，以该公司的“理想均衡组合A”为例，提供三至四人小家庭一星期的供应量，要价就高达4000元新台币，是一般家庭菜钱的两三倍以上。
不仅有机农品的消费者相对收入较高，有机农业从事者的人力素质也较高，超过七成是高中以上学历。
尽管有机农业的各项统计数字成长速度惊人，实际上仍有其隐忧。许多农民看到有机农业的高价格，加之当局的政策鼓励，纷纷向当地合作社提出申请投入这一行，但是供给面快速增长，不代表市场需求跟得上。尤其是前两年金融海啸，许多有钱人节约开支。而或多或少被视为奢侈品的有机农产，自然是首先削减开支的对象。对农户而言，因为有机农业成本高，如果找不到专门的销售渠道，收益反而不如从事一般农业。同时，欲取得“有机”资格也开销不菲——每个产品检测需上万元新台币，且每年需要重新检测认证。对一些小型农户而言，虽然他们也努力在自家田间进行无化肥、无农药耕作，但申请有机验证同时每年复验维持资格的费用，却吃掉了他们极高比例的收益，因而始终无法成为合法的有机农产。无法获得“有机”认证，就意味着他们付出的是有机农业的高成本，却无法获得高利润。
五、都市人“包围农村”
在台湾，从事有机农作的农户，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因此除了大规模财团外，相当比例的农民其实是厌倦城市社会生活节奏，回流到乡村的都市人。
2006年起，台湾农委会开始推动“农业漂鸟”计划，鼓励这些年轻人回到农村创业。漂鸟计划包括一系列课程，一般也是由各地合作社来组织和执行，从最简单的三到五天农村体验营，“农业入门”高级训练课程，以及针对已经从事农业进阶经营课程等。
以2010年为例，全台共举办60批次漂鸟营、一千三百余人参与体验。针对确定想从事农业的都市青年，又举办12个批次、三百三十余人参与了合作社举办的“农业短期职业训练”。在这个训练中，学员也比照一般工业职训，在三十天学习中可领到生活津贴10368元新台币，这相当于法定基本工资的60%。
农业职训的目标，都选定较具有前景的有机农产业，如保健植物、有机农业、设施蔬菜、热带果树、种苗、酪农、畜牧喂养等，都与台湾推动“精品农业”方案的人力需求结合。如果确定投入经营，还可以申请创业低利贷款。
尽管如此，并不代表所有漂鸟计划的人都能修得正果。对于一部分人，当初投入农业，却是人生噩梦的开始。因为参加“漂鸟计划”，搅乱整个人生，生活和情绪陷入混乱，最后不得不求助专业心理治疗，也时有发生。这一切，又和“漂鸟计划”诱人诉求有关，这其中，当局配套不完善，产销失衡，再加上顶级消费市场开拓不易，种植的东西卖不掉，结果负债累累的例子也不鲜见。
六、大陆可以借鉴台湾的做法与经验
有机农业基本上是生活水平提升后的“返璞归真”，与当今世界的环保运动、生态旅游等有共生关系。因此在台湾，有机农业相对最兴盛的地区，是在人口较稀少、缺乏工业的东部。
从2004年，花莲县农业局联合所属14家合作社，共同喊出“无毒农业”的口号，并且颁行自己的“无毒认证”。2007年，位于花莲最南端、邻接台东县的富里乡罗山村，台《联合早报》于
除了有机耕作，罗山还开始经营生态旅游，村民成功经营了民宿、农村体验、各项农产加工品试制等业务。随着“有机农品专门村”逐渐形成品牌，周围的竹田、石牌、永丰、丰南等村，也都投入有机生产的行列。
罗山村虽然有机米的价格比普通米高，但是产量较低、劳务成本更高，因此赚的钱其实未必比从前多。但随着投入到有机农业，消失已久的鸟类又飞回田间，离乡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于是，这里的有机稻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回来米”。
1991年11月，台湾农业委员会主委余玉贤，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以《农村伦理与农业发展》为题做演讲。这位美国普渡大学的农业博士，一再强调：农业不仅生产人们所需粮食，也是一种生活及生态，但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农村伦理被严重扭曲，过去讲究“童叟无欺”，如今却发生农民用禁药催熟水果、经销商剥削产地农民与消费者，还有层出不穷的滥垦滥建、毒鱼、炸鱼事件等等，余玉贤强调，有机农业是台湾未来努力的方向，如不及时防杜，将会“祸延子孙”！
当时的余玉贤已罹患癌症，不到两年就去世。二十年后的台湾农业，虽然仍然步履颠仆，爆出一连串的诸如食品添加剂的“黑心事件”，但这片土地终于开始向余玉贤的理想靠近。而大陆于1980年代初开始经济腾飞的同时，生态灾难的故事也频频发生。同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升，以及富而庶乡的必然规律，大陆农业的经济转型发展方式，首选的也将会是有机农业蓬勃发展。
（编辑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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