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发展的前景

赵智奎

　　现在中央对全国城乡发展的整体态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我认为，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关键时刻、重要时期，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

　　首先，从理论上看，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大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实施邓小平“第二个飞跃”的主张和设计，已经到来。

　　近年来，我一直坚持上述观点，认为是应该实施邓小平“第二个飞跃”顶层设计的时候了。对此，我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变革和路径选择》为题，在农业部的培育基地，给农村基层干部和带头人、致富能手、大学生村官等讲述这一思想，前后已作了20多场学术报告，听众数千人次。我重点阐释中央强农和惠农的政策和精神，阐述邓小平“第二次飞跃”的思想，介绍那些我曾多次进行调研过的明星村，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致富带头人的欢迎。中央农广校已经将我的报告制作成光盘，在系统内播放。与此相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多名学者，近几年分赴农业部各个培训基地，讲述中央的精神和集体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前后近百场，听众达数万人次。

　　其中，我在报告中指出：从邓小平提出农业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确实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经济效益特别是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真正富裕起来，特别是共同富裕，家庭联产承包解决不了问题，它只能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层面上徘徊。我以我插队知青的经历，介绍我们村由于集体积累一无所有，以至于村中的桥断了，没有钱修桥，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后来还是我来组织协调新建了一座桥，当地起名为“知青桥”。我还以安徽小岗村为例，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讲到小岗村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发展缓慢，没有富裕起来，而且是在国家的扶持下，我们党的优秀干部沈浩同志以身殉职在那里，再比较其他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明星村，反差十分明显。讲述这样的案例生动直接，听众比较信服。

　　我的这些观点，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主编的专著《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已于2013年4月正式出版，正逢史来贺老书记逝世十周年。这本书在河南省以及新乡县和刘庄怀念老书记的座谈会上分发，在史来贺纪念馆存放，现在北京和各省市的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最近，我收到中央编译局陈林研究员寄来的许多材料，他曾挂职到浙江瑞安市副市长。材料中有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在瑞安农村合作“三位一体”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合作原则，大力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提出必须把合作制的理论与活生生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生产组织化、流通组织化和加工组织化程度。特别是顺应农业产业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生活奔小康的发展趋势，更应积极探索促进农村合作经济事业发展的新路子。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对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及其研究，都是很大的鼓舞。

　　其次，中国城镇化建设迫切需要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

　　城镇化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无论怎样说，谁也绕不过去。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

　　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兴十四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现在，兴十四村已经更名为兴十四镇了。从兴十四村到兴十四镇，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样本。村书记付华廷同志这样说：城镇化是什么样?城乡一体化什么样?就是我们这个样。这是中国要走的路，只有走这样的路，人民能幸福，国家能发展。付华廷书记说这话是有底气的。他认为城镇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兴十四村就是农业现代化的样板，全村2.4万亩耕地，依托的是大机械、大水利、大科技，大型喷灌100多台，各类农机500多台，走出了产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原有136个独栋别墅的基础上，建设村民住宅30栋，中学、幼儿园、医院、邮局应有尽有。目前，正朝着“建设5万人口小城镇”的目标前进。我认为，兴十四村的城镇化之路，很有典型意义。

　　复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型合作社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现在的农村，专业合作社遍地开花，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层出不穷。城镇的合作经济道路尽管曲折，但是发展的势头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使我们没有理由对它表示失望。仅从突破城市就业的瓶颈来说，我们不能没有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它的生命力始终是旺盛的，它的作用是重大的。

　　大家可能知道“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的概念。什么是“新一代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是对过去大约20年来，最早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约200多个开展农产品加工增值、实行封闭成员制的合作社的称呼。传统的合作社主要是满足社员的服务需求，合作社就好像是合作社社员的仓库，社员把生产的各种各样的初级农产品都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去加工或销售。而“新一代合作社”通常只经营一种农产品，只接受事先与社员商定的特定数量和种类的农产品，然后进行加工和销售，使其增值，并让社员分享增值的收益。因此，“新一代合作社”是加工价值增值取向或“投资—利润”取向的，而不是传统合作社的服务取向。此外，传统的合作社通常是服务于周围的人，因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新一代合作社”加工单一的原料农产品，其成员突破了地区的限制，甚至越过了国界。

　　毫无疑义，新一代合作社是一种制度创新。首先，“新一代合作社”坚持了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统一的经典原则，但社员资格是受限制的，个人必须通过购买交易权方能成为合作社社员。第二，“新一代合作社”坚持了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经典定义，但它把权利和义务变成双向的。第三，“新一代合作社”坚持了合作社资本报酬适度和惠顾者返还的经典原则，但会员权利与资本权利实现了联结。第四，“新一代合作社”坚持了合作社以社员为本的经典定义，但把合作社事业与社员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不仅在北美，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合作社经济发展仍然是方兴未艾。西欧很注重研究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前几年，我专门接待过德国学者。他们对合作经济很有研究，而且对中国的合作经济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期间，也曾专门了解了这方面的信息。

　　再次，国内外先进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典型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这里，我想单独说说刘庄村和南街村。由于刘庄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专门进行过研究，而且已有著作出版，这里就不多说了。主要说说南街村。

　　南街村我去过两次，都和王宏斌见面进行了交谈。我觉得南街村在中国集体经济发展中，是一个另类。这是因为，它的调子高。他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他们强化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全村党员干部、职工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南街村在社会上有非议，被妖魔化确也存在，有些人希望它真的破产和垮台。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南街村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南街村能不能学?有人说调子过高，不可学也不可复制，我看未必。我认为，南街村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可以学的。但我发现，中央几届最高层领导人，很少直接去南街村考察和调研，其中的原因值得品味。

　　无独有偶，2009年10月我在日本访问期间，专门到日本的山岸会去考察了一次。我在东京的山岸会联络站看到了南街村赠送给山岸会的一张中国油画，画的是中国的江南水乡，小船、小桥流水。问过才知道，南街村和山岸会早已有往来。后来我去了北海道的张夕实显地去考察。2013年5月我又去日本山岸会访问，并在丰里实显地参加劳动，在田里干活，还在早市上帮助实显地村民卖菜。这时，我才知道山岸会和我有不解之缘。这也就是我下面要专门讲山岸会的原因。

　　日本的山岸会于上世纪50年代，由一位养鸡能手山岸己代藏（1901—1961）创立。山岸年轻时热衷于探究真理，对共产主义理想有共鸣，不愿将自己的独特的养鸡技术成为谋取个人私利和暴富的手段，他在1953年成立“山岸式养鸡普及会”，1956年，在京都光明寺举办“山岸主义特别讲习会”，将养鸡法与他的农本主义、大自然人思想、社会革命、幸福理想结合在一起。1958年山岸与他的志同道合者20多人一起，变卖所有的家产，在三重县伊贺市春日山开拓了第一块“实显地”，意为“山岸理念实践精神的显示”，创立了“生活一体化，经营一体化”的独特的“农业公社”生活模式，强调大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消灭私有、铲除私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其后，“实显地”发展迅猛，除了在日本本土南至九州岛、北到北海道39个“实显地”村落之外，在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巴西、韩国、泰国六国有“实显地”，“实显地幸福村”的会员称为“村民”，人数达十万之众，进入山岸会，会员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皆可无忧。他们有自己的集体公墓。今天，山岸会已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多种经营农业组合会。

　　山岸会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村民共有“一只钱包”，没有官位，人人平等，各尽其才，各显其能，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得失。山岸会以农业为主，牧业、养殖、乳制品、肉类、蔬菜、水果、木材加工、有机肥料制造、建筑、运输为主，在日本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颇具影响。山岸会有自己的内科、外科和牙科医院，村民涵养所里有结婚和葬礼仪式场，定期举办茶道等传统文化讲习，上映电影和传统艺能演出。洗衣房里有专人洗衣烫衣补衣，按编号送取，村民春夏秋冬的衣被都放在一起，各家一单元格子。婚嫁礼仪或者外出的衣服首饰、提包、鞋子都集中在存放馆，登记一下，随便使用。村民的集体宿舍里都是简单公寓型，根据人口分配，一房一厅或者两房，没有厨房和浴室。村里有大理石的公共浴室和桑拿，还有扁柏树的木料制成的小浴池，日本人认为一天劳动下来，泡扁柏树浴槽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山岸会有很大的灯光棒球场，他们的球场已被列入当地比赛专用球场，他们出租给政府，年年赛程安排很紧，村民自己在晚上使用。丰里实显地还有小型的高尔夫球场。我在参观果园时，看到几个村民在打高尔夫球。阅览室内有山岸会内部交流通讯《研钻》，也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计算机房里并排五六台的计算机，可以上网聊天，发电子邮件；车房里有各种牌子和型号的汽车，只要去登记一下，随便开哪辆。

　　2013年5月，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期间，有幸又考察了两个实显地，特别是考察了山岸己代藏先生的最早发家之地——三重县伊贺市春日山实显地。山岸己代藏长眠在这里。在山岸己代藏的墓地前，我感慨良多。一边是山岸己代藏的墓地，只是一个小土丘，很简陋，但有鲜花陪伴；另一边是村民集体公墓，高大壮观。相比之下，似乎这位创始人的墓地过于寒酸。问及原因，村民回答说，他是一位伟人，名声早已传遍世界，至于墓地较小，则是他本人的心愿，他不需要用高大的墓地来证明自己。……我从墓地的比较和村民的回答，感受到了山岸己代藏先生的崇高境界。

　　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也是典型。

　　“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为“集体定居点”，也可以称为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最早成立于1909年，当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犹太移民到中东开展犹太复国运动。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怀抱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些集体拥有的独立农场。目前以色列大约有300个左右的基布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

　　当初基布兹建立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了生存和重建家园，以色列全国上下总动员，号召人们在基布兹内参加劳动。基布兹的集体农庄方式则是充分运用集体协作资源，促进了农业高科技在农庄的普及使用，这对于建国初期资源匮乏的以色列来说尤其重要，首先要自给自足生存下来，建国后基布兹占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只向政府象征性地交很低的税金。基布兹的农业产量和农产品出口量曾占全国总量的40％还多，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帮以色列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每年还向欧洲出口大量水果和蔬菜，成为“欧洲的冬季厨房”。

　　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共存”。成员的生活水平大致接近，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社员们没有工资，只领取有限的“零花钱”。所有的大开支都由集体负担，吃饭，住房，汽车，大件家电，医疗，养老，儿童教育，继续教育，全部由集体负担。集体食堂以自助餐方式提供丰富的、品种多彩多样的、制作专业的食品，免费不限量供应。社员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烹调，集体超市也免费提供各种烹调原料和佐料。社员的“零花钱”基本可以满足自己某些其他的特殊需要，如化妆品，礼品，旅游度假等。

　　莫沙夫是一种社区合作组织。与基布兹不同，基布兹是一种集体农庄性质的定居地，所有的成员共同分享生产资料及劳动成果；而莫沙夫是一种由独立的家庭农场组成的合作定居地。莫沙夫如今已经成为以色列最流行的农业社区模式，莫沙夫生产了全国近一半的粮食，其产品占全国农业出口的50％。莫沙夫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关注。

　　第一个莫沙夫村是1920年建立的。一些原基布兹成员认为基布兹过于集体主义，条条框框太多，但人们依然希望在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中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就对基布兹加以调整，于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形式——莫沙夫诞生了。这种新型合作组织更重视单个家庭的作用。

　　莫沙夫通过每年召开社员大会实行民主管理，成员一律平等，土地和房屋平均分配。莫沙夫既是一个多功能合作社，又是一个“自治区”。在莫沙夫，历来遵循四条原则：土地国有；家庭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成员须互相帮助，服从于集体利益；统一销售各农场产品，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社区的主导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负责，但家庭成员取得酬劳多少完全凭熟练程度和个人努力，莫沙夫成员须为合作社和社区服务支付费用。家庭是莫沙夫生活的基本单位，通常一个家庭三代生活在一起，在家庭中，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之间相互合作，构成了莫沙夫社会自身合作理念和相互支持的特征。

　　在莫沙夫，大家集体劳动，劳动委员会把任务分配给个人，但生产工具、建筑物、生产出的产品均归家庭农场。每个成员的经济、保健、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需要由集体统一安排。每个家庭按月领补贴用以购买衣物和食品。莫沙夫生活方式的特点在于一种“社区精神”。成员在自己家庭中保持其“个性”的同时，对集体的财富负责。无论是面临战争、疾病、死亡，受难家庭总能得到集体的帮助，“互相帮助”这一精神时时处处体现出来。

　　莫沙夫是一个建立在村民代表制度上的民主自治社区。其最高机构是社员大会，通常是每6到8周开会一次。每年的社员大会负责讨论莫沙夫事务并选举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莫沙夫执行机构，处理经济事务及政务。社员大会还选举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健康、教育、文化、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莫沙夫成员均有权参加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选举。会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愿。莫沙夫成员自愿加入合作社，每个村的所有成员组成莫沙夫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管理机构同时也是村委会，这种双重身份保证了莫沙夫的凝聚力，使莫沙夫像一个社会经济实体那样运作。合作社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是农民社员的联合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

　　从日本的山岸会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我的看法是，其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可谓淋漓尽致。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和所向往的。在日本，我曾经写了一篇日志：共产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个感受可能有些夸张，但我的想法是，山岸会和基布兹、莫沙夫的做法和经验，都应该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至少要认真研究。我相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还健在，他们肯定会对此感兴趣，也会研究并推崇山岸会和基布兹、莫沙夫的。

　　山岸会和基布兹、莫沙夫的启示在于，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没有统一的模式，没有限定的空间；有的是无限的空间和永远不断提高的层次和境界。这就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更是无限的。中国人民是智慧勤劳的，同样也会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模式。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充分证明这一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