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  料

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及其领导人员

    “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毁灭和攫取了我国?5％的机器工业，全国至少有350万失业工人，已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其中许多人是破产的手工业者和熟练技工。原在上海工部局工业科任工业科长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目睹上海闸北、沪东的中国工厂遭到日机轰炸，损失惨重，许多难民涌向内地，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在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型工业合作杜，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堆民这一人力资源，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产品，供应军民需要，坚持长期抗战。他这个设想得到了关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徐新六、卢广绵等人的支持。1937年10月，中国“工合’设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提出了一个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斯诺通过一位朋友托英国大使把‘工合”计划带到武汉，中共周恩来对此立即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他紧紧握住艾黎的手，连声说“好!好!就这样办起来吧!”秦博古也几次探望艾黎，帮助他制定政策。周恩来建议，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使“工合’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工合”的领导人员，最好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样可使‘工合’不致发展成为一个官僚机构。秦博古建议尽可能把武汉工业迁到西北去，因为整个西北很可能成为游击区。然而，开展‘工合’运动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对此开始持冷漠态度，不愿意搞“工合’运动，但在武汉抗日团体的影响下，他最后又同意了，要求“工合’全部采取使他的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小工业方式，“工合”的领导人选也必须以他能够接受为前提。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同年底在重庆正式成立了‘工合’的组织机构。孔祥熙出任理事长，路易·艾黎担任技术顾问．

    要广泛开展“工合”运动，没有国际上的支持是绝对不行的，为了争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质技术援助，并使海外捐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不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和挪用，艾黎建议在香港成立一个“工合’国际委员会，拥戴宋庆龄出任名誉主席。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明确表示对“工台’运动百分之百的支持。

    1939年1月，“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英国主教何明华担任主席，原在北京协租医院从事儿童保护和福利工作的美国友人艾尔达·苦律德女士任干事，宋于文等20多人为委员。不久，昔律德女士受宋庆龄委托赴美国，筹建“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推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出任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颜录尔上将出任主席。昔律德赴美之后，由陈翰笙博士接任干事。陈翰笙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同志。毛泽东同志及时肯定了工合运动的重大意义，并对此表示欢迎和感激。1939年9月15日，他在致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写到：‘我赞成通过合作社在中国创立许多小型工业……如能在中国北方游击区和西北临近战争的地区建立这类合作社工业，八路军和鄙人将非常感激并热烈欢迎这一援助。’

    1941年7月，路易·艾黎来到香港，介绍了国内工合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截至1940年底为止，工合运动已发展到七个区18个省，共有合作社2200多个，社员总数达5万余人，每月平均生产总值达2千万元，生产出大批军服，军袄，军毯、帆布，药棉，纱布、毛巾、麻袋，文具、面粉、皮革及纺织品。为了给工合运动募集更多的生产基金，安排更多的受黄泛区严重灾情而流浪于西北地区的难民就业，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发售餐券，每张2元，持券者可到指定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将募集的款项全部汇捐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在西北地区建立工厂的资金。“一碗饭运动”从8月1日开始，香港务群众团体纷纷认购餐券。“保盟”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特别印制了很多标语，张贴在车站，码头及娱乐场所的门白。当天的香港《华商报》刊登了宋庆龄的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一碗饭运动”发售餐券共得港币17791元，募捐共得港币6846元，外加国币615元。英国赈华会香港分会慨允捐助凑足25000元港币，全部汇捐中国工业合作社．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袭香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离开香港前往重庆，继续开展‘保盟’工作。    (唐步成)

    根据1987年《名人传记》第五期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