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合作社是组织妇女

参与经济的好形式

姚康镛 王翠玉

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弱势群体自主创业，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形式。它能引导妇女通过互助合作，以自己的劳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并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上海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四五百万外来民工流入，带来了数以万计的下岗女工、失地妇女、外来媳妇。这些人员是妇女群体中的特殊对象。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需要关注解决妇女中这些特殊对象（弱势群体）的问题，这是一项关系千家万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工程。以女子平民教育为宗旨的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以下简称女子学院）十余年来，在坚持开展女子平民教育的同时，依靠上海劳动局职能部门及各级有关妇联、工会组织、北京中国工合国际组织、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上海市工业合作联社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对部分上海学员，在开展以绒线编织、抽纱布艺刺绣、丝网花艺术、服饰工艺、水晶穿珠等综合性的、系统性的手工编织技术培训基础上，引导学员在城镇、农村建立了12个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开展了红红火火的手工编织家庭加工业，走上了一条“努力干、一起干、团结合作、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这不仅有效地为安置弱势女性的就业开辟了新路，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弱势妇女通过参与经济活动，找回自立、自信、自强、自尊的精神，为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组织妇女社区合作社是一项关系千家万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工程

1．组织合作社是市场经济中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形式，也能引导妇女通过互助合作，以自己的劳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并实现妇女的精神追求。国际合作社运动的100多年发展轨迹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在弱势地位的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不仅通过互助合作，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素质，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而且成为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缩小贫富差异，实现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从160年前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先锋社”，到今天国际合作社联盟已有206个合作组织（我国有供销合作总社和手工业合作总社2个），有78亿合作社社员，合作社运动已经遍及世界各国，“手拉手，一起干”已经成为劳动者组织起来，参与经济的共同口号。世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妇女，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妇女问题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的健康生存、和谐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已经是世界关注的国际问题，这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生理等各个方面。然而提高妇女素质，增强妇女自立、自强的精神，一个最基本的路径是组织妇女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由女子学院牵头组织的社区妇女合作社，正在为国际大都市妇女中的弱势群体互相合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探索了一条新路。

2．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全社会关注和解决妇女中的弱势群体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实现男女平等，而且是一项关系千家万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工程。随着上海高楼耸立、高架贯通、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四五百万外来民工流入，带来了数以万计外来媳妇，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大量失地妇女，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中形成一批下岗女工。这些人员是妇女群体中的特殊对象，已经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据调查，这类人员中存在“三大三低”：一是年龄大，文化水平低；二是家庭责任大，社会地位低；三是无业比重大，经济收入低。据上海南汇惠南镇妇联的随机调查，对全镇43个村430户家庭进行上门调查及通过座谈会、个别访谈、发放征询表等形式，对本镇女性就业、再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该镇16~54周岁女性中，无业女性的比例率为246％，无业女性人数达9866人，其中农村女性人数为6020人，且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达到90％。在无业女性中，要求参加实用劳动技能培训的人数比例为349％，具有择业意向的人数比例为546％。可见，能得到就业岗位是这些弱势妇女共同要求，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直接会成为产生家庭纠纷，邻里争斗，甚至吸毒赌博的导火索，与上海人的形象和上海社会和谐发展十分不“搭调”。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和社会主义新郊区，必须纠正这种不和谐的音符。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已对万名外来媳妇伸出了救助的手，上海市崇明县总工会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站也开始对10万名从崇明进城的“的嫂”进行技术培训。人们常说，救人救急，难救一辈子。还有的说，帮人钱财，不如帮人找到一个劳动岗位。1994年创建的女子学院，是由一位早年直接受过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上海市妇联退休干部发起的。学院坚持以开展平民教育为宗旨，在社会方方面面支持下，从1994年6月到2006年7月，已为上海下岗女工、外来媳妇、进城务工的外来妹、郊区农村女性富余劳动力和全国贫困地区的困难群女性，先后进行了17万多人次的《绒线编织》、《服装裁剪与设计》、《家政服务》、《农业技术》等20多种专业的、全免费的实用技术培训，解决了不少城乡妇女的下岗再就业和脱贫致富问题。但是当许多学员在女子学院学到了便于开展手工编织家庭加工业的综合性的手工编织技术之后，怎样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女子学院和她的学员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在北京中国工合国际组织和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上海市工业合作经济研究所的指导下，“手拉手，一起干”，走合作社的道路，创办姐妹合作社，逐步成为了大家共同的选择。由女子学院牵头组织的妇女社区合作社，引导学员自下而上，自愿结合，依靠社区行政和妇女组织，先后成立了宝山横沙岛、通河、杨浦五角场、南汇惠南、松江石湖荡等10多个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采取“先办学后办社”、“授人以渔”，让弱势妇女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就业岗位，多一条求生存图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使她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自信、自立、自尊、自强，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且为减缓社会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实现劳动者共同富裕做出了贡献。这项重要工程受到国际合作组织和社会的充分肯定。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中国集体经济》杂志、中国合作经济网以及《人民日报》、《求实》杂志等全国十几家报刊杂志都对此进行了专访和宣传，支持和推广她们创造的经验。

二、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为妇女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制度优势和精神支持

1．合作社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克服劳动者创业起步难，信息不对称，资金筹措难，竞争能力差等弱点，因而在国际和国内经济活动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合作社是劳动群众和弱势群体自愿联合起来，互助互利，通过社员共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自身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要求而建立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160多年国际合作社运动经久不息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它符合生产力多层次发展要求和人们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无论在经济发达的欧、美、日等国，还是失业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经济都十分发达。欧盟体的有些国家在解决就业的实践中发现，组织合作企业比个体创业成功率高，于是他们制定专门法规扶助合作企业。在失业率高达25％的阿根廷，一批破产或停产的小企业的职工接管了企业，成立由职工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不仅使已经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也保持了自己的就业机会。

同样，发展农村、城镇各种合作经济也是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难题的成功之路。我国农村合作社运动走过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成为推进农业发展的一次飞跃，但难以克服一家一户经营的困难。今天各类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社春笋般的涌出，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事业中的第二次飞跃，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从我国解决就业的经验看，新中国建国初和1979年“知青返城”时，由各行各业、劳动部门、工会、妇联等单位组织，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安置大批劳动者就业，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妇女合作社以社区范围、“居家劳动”为特点，组织合作劳动，适合城乡弱势妇女既能照顾家务，又能抓住空隙时间参加社会劳动的要求，成为一种妇女参与经济的好形式。如何为量大面广的下岗女工、失地妇女、外来媳妇提供劳动岗位?社区合作社为广大弱势妇女群体搭建了一个就业创业的人生大舞台，并使她们依靠团队的力量，步入到了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的快车道。参加南汇惠南镇张才芳姐妹合作社的一位农村妇女说，“由于自己身体虚弱，过去只能在家里怨天怨地，经济困难。自从参加村里合作社，做手工针线加工，我才有了活干，一个月也能挣到500多元。这样既能帮助丈夫减轻一点经济负担，也能做好家务事。现在我每天又要做家务，又要挣活干，虽然忙一些，可忙对我来说，是一份快乐，一种幸福。合作社是弱势妇女温暖的家”。

3．合作社开展手工编织家庭加工业以及社区服务业，适合妇女心灵手巧的生理特点，有利于增强她们的自立、自信和自强精神，圆了自己的人生梦。妇女社区合作社针对女性就业特点，开展的手工编织、缝纫等家庭加工业，均具有较强的民族传统特色和较高的工艺美术水平。合作社以玲珑别致的水晶工艺品，项链、手链，五彩缤纷的丝网花，手工编织披巾、围巾以及抽纱刺绣布艺等作为主打产品，发挥了妇女们的特长，也受到了社会的欢迎。2005年初，上海汇丰银行行长来女子学院视察工作，学院将乐帮姐妹合作社制作的工艺品作为礼品赠送。第二年是该行140周年大庆，他们点名要乐帮姐妹合作社制作一个用绒线手工编织的汇丰银行行标的英文字母，并配上镜框，作为140周年大庆的一个标志。送去后银行非常满意，向该作品的作者、乐帮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副社长马金女同志赠送了一件精美的小礼品。该合作社还帮助东华大学一位应届毕业生，完成了她的毕业设计作品，并获得了大奖。妇女社区合作社也是进行学习培训，发挥妇女聪明才智，陶冶妇女艺术情操，传播人间温情的场所。在合作社里，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重新找到了自我，圆了自己的人生梦。如在女子学院开展的《我与姐妹合作社》的征文中看到，有些社员年幼时就十分喜欢手工编织，在合作社里她们不仅创造了精美的作品，还成为向姐妹们传授技艺的“老师”。40多岁的张蓓、卞桂英、陶丽娟等，从2002年起先后参加了女子学院初级、中级绒线编织班，不仅获得了便于上岗的职业等级证书，还获得了女子学院与东华大学高职院联合颁发的《服装工艺》专业结业证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卞桂英、马金女、陈翠香、徐丽娟等还经女子学院选拔，担任了女子学院的《服饰工艺》专业实习指导老师，去黄浦区社区学校传授绒线编织技艺，为南汇、松江、崇明离地女农民绒线编织培训班任教。翔殷路四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在“非典”时，为了完成第一次加工任务，姐妹们自己画样设计，赶赴外地购买原料等，如期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这些人见人爱的手工编织物品，终于打到了海外市场。

4．合作社劳动者当家作主，劳动和资本共享利益的制度安排是妇女们学习民主管理，推动社区合作社发展的原动力。合作社的基本制度规定，一是社员控制原则，即合作社治理结构不是由个别人拥有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决策权利，而社员大会是合作社最高权力机构，持有股份的社员是真正的决策者；二是自愿原则，即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社员之间互相平等，形成民主的管理制度；三是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共享利益制度，即合作社的资源配置和收益按劳分配制度，改变了一般私人投资企业中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形成劳动与资本要素共享利益的前瞻的新制度。这种经济学的创新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这种制度安排培养了一批热心合作社的骨干力量。宝山通一编织姐妹合作社社长傅佩英是原玩具厂下岗职工，2003年6月创办姐妹合作社以来，依靠地区领导和姐妹们的努力，有了自己的品牌、商标和样本陈列室，还动员自己的女儿当模特拍摄产品样册。合作社积极开拓市场，承接来料加工，参加各种展览会，先后设计制作出新产品200多件，成为宝山地区的礼品加工基地。2004年营业收入8万多元，2005年营业收入9万多元，社员收入比上年增加一倍多。编织人员人均月收入400多元，最多的2500元。合作社还注意提高社员的综合素质，对全体社员进行技术培训和操作，对新社员进行个别补课。针对少数社员中讲粗话，不礼貌行为，教育大家讲文明，多学习，真正做一个新上海人。合作社还通过体检、家访，经常不断关心社员的身体健康和各种实际困难。

5．合作社中“手拉手，一起干”、“自愿、公平、民主、教育”的价值理念，追求“合作互助，共同富裕”的愿景，成为妇女们收获并分享着的精神食粮。一名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外来媳妇说，千里姻缘嫁到了既繁华又陌生的大都市，在上海几次找工作，处处碰壁，心灰意冷，觉得一辈子没有希望了。参加了女子学院的《抽纱布艺刺绣》专业班培训，以后又参加了乐帮姐妹合作社，姐妹们齐心协力，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两位合作社社长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当她看到一幅幅漂亮的作品在自己的手中诞生的时候，不知心里有多开心。这些作品还得到了意大利企业家协会的称赞。她表示要像各位老师一样无私奉献，共同努力把合作社办好，还要回报社会，把学到的全部知识带到家乡，让家乡的姐妹和自己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合作社社长是社员们的大姐姐、知心人，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诚和奉献精神，以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营造合作社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68届初中生黄瑞芳出生9个月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40多岁的她，因企业关门下岗了。参加女子学院《绒线编织》技术培训后，在学院和街道的帮助下，她和3位同班学员各出资500元，组建了欣星姐妹手工编织合作社，成了合作社的“头”。合作社的场地是街道文化中心的门卫室的一半，仅有二三个平方米。开始一二年，黄瑞芳她们竟然没有一分投资收入。40多岁的外来妹小张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学手工编织怕难，怕累，更怕无收入，打了“退堂鼓”。黄瑞芳上门手把手地教，贴心地说，如果你把手艺学会了，大家把合作社办好了，日子就会好起来。现在小张已成为一名多面手和合作社的骨干。黄瑞芳为了开拓丝网花的业务，不顾寒冬腊月，每次长达2个多小时来回，摇着轮椅车到女子学院教室上课，一连3个月。学成之后，她在合作社里办了一个中国结、珠珠包、丝网花的自我提高学习班，教会了其他姐妹们。多年来黄瑞芳坐着轮椅车，横跨上海市区，承接一批又一批的手工编织加工任务。一次返程时，轮椅车熄火3次，当车子修好回到家时已是第2天的凌晨1时。办社创业有拼搏也有欢乐，现在，黄瑞芳领导的姐妹合作社已有30位社员；客户有多家中外客商；人均月收入达500元左右。黄瑞芳这位双腿残疾的弱女子，被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评为合作社先进单位的代表。

三、政府的指导和社会的帮助是组织妇女社区合作社并使之健康成长的孵化器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在国际合作社日座谈会上所说：“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就必然联合起来，兴办合作社，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妇女社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府社会的支持。

1．社区合作社亟待政府的指导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国有经济，二是集体经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集体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有一部《合作社法》，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法规和职工持股政策已经严重滞后于企业发展实际，上海工商部门对合作社一般不予办理登记。所以各种合作社无法取得“合法”身份，大多数以“非正规就业”形式设立，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非正规就业组织经营期为2年，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国家要尽快颁布《合作经济组织法》，并将基本规定适用于社区合作社，从企业登记、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合作社支持，凡是私人企业、与街道合办企业、安置下岗就业人员企业以及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组织等享有的优惠政策，社区合作社也应该享受，还可参照国外对公益性合作社企业的相关办法，在金融信贷、税收、创业扶持等方面制定专项政策进行鼓励；政府要明确合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管理部门，由中小企业管理部门统一指导、规划当地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要吸取历史上把合作社办成“二国营”的教训，处理好政府支持和越俎代庖的关系，让合作社真正成为自主自立的市场主体。

2．社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需要组织“合作社之间合作”的联合经济组织，需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社员的素质。合作社运动的实践显示：单个合作社在经营规模、生产技术、产品品牌、营销能力等方面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弱者。合作社运动发展需要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社联合组织，才能改变合作社的弱势地位，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加拿大合作社协会、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日本农协等组织是合作社的联合发展的成功案例。我国农村出现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联合模式是改革中合作经济的新形式。社区合作社的发展同样需要联合组织。上海市工业合作联社、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都是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合作社的联合经济组织。上海市政府已经明确，这些联合经济组织为上海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作用。政府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支持合作社协会的经验，赋予联合经济组织职能，对各类合作社开展的日常管理、指导，加强对各类合作社之间的合作进行服务与帮助，组织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联合经济组织要积极开展合作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合作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咨询服务，成为合作社的“带头人”，政府的“好帮手”。还要充分发挥合作经济学会及各类集体（合作）经济研究机构的作用，开展教育培训，这是国际合作社运动发展的重要经验。合作社的社员，尤其是合作社骨干的合作思想和精神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制定一个好的合作社章程，学会当一个合格社员，爱护合作社集体利益，需要社员通过合作劳动和教育培训形成，需要先进人物和典型的激励。

3．依靠社会的关爱和帮助，倡导设立促进合作事业发展基金会，为社区合作社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国际合作社运动的典型——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合作企业设立的合作基金以及合作银行成为劳动者就业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英国都有基金会支持本国甚至世界合作运动的发展。建议上海市政府主管小企业工作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该在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和再就业政策落实中，划出专项基金，吸纳社会资金，设立“促进上海合作事业发展基金会”。按照我国《基金会》法规管理，通过章程规定基金会受益人是合作社项目和合作事业，由发起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基金会理事会理事，《基金会》资金来自于政府、社会、企业，用之于组织社会弱势群体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些专家提议，要积极推进社区合作社的发展，安置下岗职工，解决弱势妇女和社会就业问题，政府买岗位，不如花钱支持合作经济发展。

（王翠玉系上海市女子实验函授进修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