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壮大村级经济

推进社会主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

在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2005年度年会暨理事扩大会上的讲话

上海市农委政策法规处处长韩红根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和新的课题。农村集体经济与城镇集体经济在历史形成的原因与主体方面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是从集体经济整个产权运作和机制来讲，有很多共同之处。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把研究触角延伸到“三农”这个领域，共同为推动集体经济全面发展作出努力。

一、发展壮大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组织载体

建国以来，我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过三次认识。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提到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以后我国开展了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运动，即农业合作化运动。上海郊区在这个运动中组建了农业初级社、高级社，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从理论上为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阶段，推进了农村改革，废除了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设。同时又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第三次是 20世纪90年代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2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后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文化上，坚持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且提出“5句话、20个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多领域、全方位地作出了科学的界定。这必将对我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近，上海市委、市政府也专门研究了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在上海市委八届八次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郊区的具体目标，制定了“5句话、30个字”方针，即规划布局合理，经济实力增强，人居环境良好，人文素质提高，民主法制加强。

我认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新郊区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组织载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它的主要管理者和经营者，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郊区，先要把土地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这个要素激活，否则它就很难发展农村的生产力。第二，村级集体经济跟农民收入密切相关。农民的收入有两块，一块是自己的打工收益，还有一块则来自于集体经济的分配。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新郊区、新农村，要有它的组织载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主要靠村一级村民委员会去落实。第四，村是社区管理最基层的组织。在农村，政府的许多公共管理职能，郊区的建设，都是在村一级层面上开展的，比如社区治安、环境卫生、党建工作，包括村的路、桥、河等公共公益事业的建设，主要靠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我们整个社会的管理，在这个最基层的层面，就不能得到保障。中央17号文件指出，在农村，在村一级，必须要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这三个有，首先要有钱，你没有钱，有了人，也没有用。这钱哪里来，在我们国家公共财政对农村覆盖面还不广的情况下，主要还是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郊区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二、上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特别是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和探索

上海郊区的集体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体制，农民带了土地、农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上了合作经济发展道路。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郊区集体经济实行政社分离，建立了乡镇经济联合社和村级经济合作社。第三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上海郊区因地制宜地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改革探索，把传统的社区型合作经济，改造成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元化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形式。到2004年底，整个郊区的农村集体净资产总额达到438亿元，其中镇一级集体净资产192亿元，占总量的44％；村一级集体净资产232亿元，占郊区集体净资产的53％；队一级集体净资产逐步萎缩，约14亿元，只占到3％。闵行、宝山、嘉定3个区的集体净资产占整个郊区净资产的50％。可见，上海农村的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推进郊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的重要物质基础。从郊区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情况看，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闵行、宝山两个区对改革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走股份合作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股份合作制主要有两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原来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这种改革的模式，与城镇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基本差不多。它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由单一的所有制经济改变为多元的投资主体，原企业的职工持有股份，成为股东，成为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二种模式，是原来社区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即村经济合作社，把集体公共积累量化给组织的全体成员，把原来模糊的产权关系，变成由农民按份持股，按股分红，产权明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公司化的运作。这种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社区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太星村就属于第二种模式。我认为，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改革模式，是要具备基本条件的，不是所有的村、队、镇都能搞股份合作制的。首先，要有一定规模的集体资产，而且集体资产的质量要比较好。集体资产很小，资产质量不好，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得不到回报，这种改革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必须有产业支撑，如果没有优势产品，没有优势产业来支撑，股份合作制经济就很难维持，很难具有活力。太星村有一个骨干企业，闵行、宝山、虹桥也都有一个村、一到两个发展前景很好的骨干企业，这对社区企业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它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体现了资本的联合和劳动的联合。在骨干企业中既有农民持股，集体资产进行量化，又有增量投入的资金；农民可以就业打工，有一份劳动收入，一份资本收入，体现了股份合作企业的最基本的特征。第三，一定要有比较好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闵行、宝山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好，运作得比较好，主要是集体资产的所有者的主体比较健全，上面有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对重大的集体资产的决策，民主、科学；企业的经营者非常精明，有思路、善经营。

当前，郊区的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上海对郊区提出了“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的要求，集体经济发展面临规划、土地、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所以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困难，村级集体经济也困难。二是村级集体经济支出负担很重。一方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向村一级衍生，治安、卫生、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等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都衍生到下面，使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用到这方面；另一方面，郊区的社会事业发展，环境建设力度加大，路、桥、河道的整治，需要政府掏钱，还要村级集体收入配套，使村级集体经济的收益大部分用到这方面，分给农民则很少。三是农村化的地区，村级基层组织运转比较艰难。村级集体经济自身收入很少，负担很重。

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进行的新探索

第一，对村级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和公共管理的职责项目将扩大公共财政的转移支出。在新农村建设这一战略目标下，在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向农村衍生的同时，要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

第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一是市经委进行调研，工业反哺农业。将实行国有大企业、大集团与中远郊区县结队挂钩，扶持经济薄弱村，解决其基本运转问题。准备拿出一个亿在中远郊地区建造一些标准厂房，产权归属国有资产，由区统一对外招商，获得的租赁收益反哺给经济薄弱的农村，解决它的造血机制问题。这次在两会期间，胡景涛同志讲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上海是最有条件的。二是征地留用地制度。为了扶持集体经济的发展，在郊区的征地项目留出5%～10％的土地额度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让它发展二、三产业，主要是发展标准厂房，商业用房，不主张去搞实体经营产品。三是宅基地置换。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并持有房屋产权。上海有15个试点单位，让农民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方居住，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节约了土地。上海一家农户原住宅占地07亩，但是宅基地置换，只要03亩，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每户基本上一二百平方米，节约50％的土地。农民住到新的相对集中的地方，有房屋产权，最后可以上市。5年以后，农民的新居跟城镇居民一样，既有产权，又可以上市交易，这是一个比较突破的举措。

（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