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返乡记

刘　洁

（一）

2001年9月，白亚丽从河南省漯河市考入了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自动化专业。十年寒窗苦，终于跳出农门的姑娘对未来有无数的假设和憧憬，但是，她惟独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走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道路。

跳出农门后重回农村

白亚丽虽然家住农村，但在家的时候一直被父母宠着，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父母对她抱有巨大的期望——专心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初入大学校园，白亚丽感觉到的课余生活是少有的空虚和无聊。“上高中时,我就觉得大学里应该很有人文气息,大学生应该很有激情和责任感，生活一定丰富多彩。但大一上学期我却没有找到自己课余喜欢干的事，没事时也是胡聊乱侃一气。”本以为就一直这样波澜不惊的度过自己的四年大学时光，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2002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学校体育馆附近，白亚丽准备和同学一起回寝室，她突然看到了两块挺不显眼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的木展板，两张小桌子旁坐了3个学长。那天下午，学长给她们说，参加“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可以到全国各地农村调研，这让白亚丽很心动，她们一起报了名。

白亚丽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沙龙的情形，“那是在我们学校的一间普通教室，是个周四的晚上，讨论的都是与社会责任感相关的内容，每个人的发言都挺有思想，根本没有其他社团的浮躁。”在这里，白亚丽终于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2002年“五一”期间，“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组织部分成员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农村现状。当时，白亚丽正在全力备战英语考级，尽管社团负责人动员了她好几次，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活动。当回来的同学告诉她7天下乡的巨大收获时，白亚丽才感到了有些后悔。

2002年“十一”期间，促进会又组织调研，白亚丽毫不犹豫地就报上了名。她与十多位社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喀拉沁旗农村。6天时间内，她收集了当地失学儿童的一手资料，还给当地小学上了几节课。第一次做志愿者，白亚丽就擅自离队提前一天回到了学校，“当时，当地农民给我们反映好多不公平的事，真让人气愤，可我一点也帮不上忙，心里着急。”回到学校后，社团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下乡调研的志愿者，心态一定要平和，问题虽然不能解决，但经历过这些事后会对农村有更深刻的认识。

大学生休学支农第一人

2003年暑假期间，白亚丽和同学们前往正在遭受严重水灾的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调研。在这个因村民杨云标维权而闻名全国的村子里，白亚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白亚丽说，那时，她才真正知道，反映问题的农民很清楚大学生帮不了忙，“他们只是需要找个对象倾诉倾诉”。

从那以后，白亚丽的心态彻底变得平和起来，“我逐渐意识到，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不过当时下乡也没有什么理念和方向感，包括我们社团。大家就是想到农村去，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去听听真实的声音，看看真实的世界。”

2003年暑假，作为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代表，白亚丽来到位于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院是由一所废弃中学改造的，人员构成很特别。院长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授课老师是来自不同高校、地区和国家的志愿者，而学员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在这所另类的大学里，白亚丽接触了可以缓解“三农”问题的新乡村建设“理论”。“那时，温老师常给我们讲，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自己说话。”在课堂上，白亚丽第一次听到“新乡村建设”理论——“农村要发展，就必须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农民哭着维权不如笑着乡建”。白亚丽说，这些理论让她豁然开朗．开始有了方向感。

在那个暑假里，由温铁军教授主持的全国“大学生支农项目”启动。在项目执行人、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刘湘波的推荐下，白亚丽开始担任全国大学生支农项目外联部负责人，负责联系全国各高校的支农社团。从此，白亚丽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点解决农村问题的能力。

随着精力的不断转移，白亚丽的学习成绩随之迅速下滑，有同学嘲笑她，“天天不务正业，看你的成绩都成什么样了?”这让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前任负责人周易在得知学妹的困惑后，半开玩笑地说，“你可以休学专门来做这件事啊。”就是那句玩笑，让白亚丽萌发了休学发展合作经济的念头，“如果你问我的勇气来自哪里?我想就是那些我数次下乡后接触的千百万个农民，我想长时间为他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几天支农工作。”

2004年年初，正读大三的白亚丽最终做出决定：休学去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成为了我国支农休学大学生第一人。在白亚丽看来，“这不是偏激，我觉得是激情。我当时是休学一年，至于理由，可以归为两点，一个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些天然情感：二是我个人十分认同‘新乡村建设’这个理念，做调研项目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发展平台”。

一个乡村的改良实验

2004年2月4日，作为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志愿者，休学后的白亚丽来到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岔村。房县是有名的贫困县，位于神农架林区的窑淮乡三岔村．是个有着1800余人的贫困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900元，大部分青壮年都靠外出打工来维持一家生计，三成左右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长期以来，因农民负担过重和村务不公开等问题，干群矛盾相当严重。

白亚丽花了很多时间和努力，才基本听懂了当地方言，也让农民们开始接受她，“与农民打交道需要农民化的衣着，农民化的交流方式，要有真感情，吃住都要跟村民在一起。”对于开展下一步的农村工作，白亚丽和几个志愿者一起商量之后，决定用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的方式，带动方式启发村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由于封建思想比较严重，三岔村成立文艺队时队员们承受了很大压力。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做法，部分村民骂文艺队员是妖精，搞歪门邪道，说演出是为了混吃混喝拿工资。一些参加文艺队的女村民甚至受到丈夫的打骂和威胁。尽管没有任何报酬，甚至排练时连饭都吃不上，但文艺队员还是在志愿者们的鼓励下一直坚持排练着，而且节目质量越来越高。很快，与白亚丽他们预期的一样，文艺队的成立对推动三岔村建设作用非常明显，一位老大爷拉着白亚丽的手说：“多少年了，村里没有这样热闹了，大学生好啊。”就这样，群众文化生活得到了丰富，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逐步提高。

有了精神食粮，村里的男女老少又都期盼着白亚丽能带领他们一起致富。白亚丽回忆说，“看到他们用渴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时，我觉得自己的担子好重，让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同行的十几名志愿者都走了，只剩下老刘、肖青．詹玉平我们四个。孤寂的四个人面临的是全村两千多口子的发展问题，我更加困惑，心里不断地想：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一连几天，白亚丽吃不好，睡不香，脑子里想的始终是三岔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就一直在想，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没有钱去给他们，农村要发展，还得靠农民，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不可能待在村里一辈子。改变农村不是我们几个能做的，你要意识到谁才是这些大山里的主人，只要我们唤醒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振作起精神来。单个的农民是很难闯市场的，只有合作才能共同抵抗市场的风险。于是，我就想到了在村里一定要发展合作社。那么，首先，就一定要让村民们对合作精神、合作理念有认同感。”

刚开始，村民对合作社完全一无所知。对此，白亚丽可没少下功夫，“刚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挨家挨户给大家讲什么是合作社，合作社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们不理解，后来我们就说，合作社是来帮你们赚钱的，老乡说，赚钱好，当时我们就说，你们要想利用合作社赚钱的话，我们有一个培训班，你们一定要先参加。因为是冬天，很多村民在家里都闲着没有事情做，所以，他们都参加了7天封闭式的培训班。”

进行合作理念培训时，白亚丽认为，培训农民关键就在于精神激励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于是，在培训的7天里，破旧的金沟小学传出了“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的响亮口号，传出了“向着贫穷自私开火，向着太阳，向着小康，向着新乡村，发出万丈光芒”的响亮歌声。最初，不少村民表示过怀疑，认为唱歌、军训完全是形式主义，甚至还说这是志愿者为应付上级检查或汇报而做的。在一次培训班上，白亚丽和同伴们试图通过选举班委会的方式让村民学习选举。一开始，村民们都是乱写一气，但白亚丽他们没有放弃，还是按照程序一步步来。选举后，就把结果拿给村民看。之后，等到重新选举时，村民们就非常正规。一系列的变化让村民慢慢地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村民们发现，经过培训后的村民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了解很多中央最新的政策，他们自己成立班委会和活动委员会自我管理，他们每天早上跑步、做操、演讲，他们上课前喊口号唱歌，他们投入地听课，认真地做笔记，他们彻夜讨论，整个校园里也聚集着很多渴望改变的农民在讨论着农村出路。整整7天，村民们都说自己脱胎换骨。

偏僻的山乡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白亚丽在调研中发现，三岔村当地漫山遍野都是板栗，“那些板栗都是野生的，没有人动手去搞嫁接。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把板栗充分开发利用起来，应该是个很好的项目。当时正好有一个当地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他也一直在想怎么开发板栗资源。他参加完了培训班后就不停地琢磨，他问我说你看能不能成立一个板栗协会。我觉得他这个想法特别好，和我的思路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跟大家提出了这个想法，大家都很支持。”说干就干，白亚丽帮着村民们把板栗协会成立起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没用我们说，村民就统一表决，决定要扩大板栗基地，我建议他们去县林业局问一下。当时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农民，一个是协会的会长，另一个是副会长。我们直接找到林业局的局长，说我们是洋槐乡三岔村板栗协会的。当时局长一听就很纳闷，说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协会？我想如果是单个的人来寻求帮助，这个局长很有可能不会去接待，但如果是一个组织，是带着所有村民的意愿来的，局长很重视，当时就给我们免费提供了2万株树苗。如果按当时价格算的话，应该价值2000块钱，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村民们切实感受到合作经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在白亚丽和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相继成立了三岔村养猪协会、魔芋协会、天麻协会和村购销合作社。特别是2004年8月18日三岔村购销合作社成立当天，入社社员有66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4％，共筹集股金6200多元。最初，合作社定位于为村民提供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种子等，随着认同感加深，社员们认为，仅仅提供生产资料，发展空间还是非常有限，如今，合作社已经开始发展支柱产业项目。

一个酵母的发酵作用

2004年6月5日，白亚丽写成了《在我生命中的这四个月》，在这篇近2000字的文章中，白亚丽讲述了自己休学支农的快乐、痛苦以及困惑。文章在几家网站论坛上贴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随后，几位支农调研大学生就此问题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表达自己向白亚丽学习、为农民服务的决心，在他们看来，“三农”问题仅仅用钱是解决不了的，非得首先解决农村的精神贫困不可。他们决心要用这种执著的精神与强烈的责任感来感动我们的农民，让9亿农民振作起来，生长出精神，在党的领导下，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发展家乡经济……2004年7月，温家宝给这群热衷于农村合作经济事业的学生回信表示，“你们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希望你们把这项光荣而有意义的活动坚持下去”。

在白亚丽看来，支农大学生起到的主要是“发酵”的作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有新思想的人，缺的是很强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大学生创办专业合作社，关键是要智力扶贫，提高农民的自信心，要让农民学会靠自己力量“造血”，不能等、靠、要。对于那些有志前往农村支农的大学生，白亚丽认为，大学生可以为农村做很多事情。虽然在城市里大学生往往被人诟病，但是当他们来到农村时，农民都觉得大学生很了不起。现在很多大学生到农村去支农支教，这些都对农村是有帮助的。去农村办合作社，不能仅仅凭一时的热情就去做了，这样往往时间长不了而且也做不出什么成绩。在白亚丽看来，“最重要的是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和平台。我选择支农去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学生支农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对农村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了，大三下学期我个人承担的压力也小一些。如果选择的时机不好，或者没有一个充分发挥的平台，去支农所产生的意义也不大，没有什么效果。一定要冷静客观地选择合适的时机和适合自己的平台，这一点很重要。”

（二）

人们都还记得，1926年至1936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晏阳初先生带领数十位大学教授、博士举家迁往贫困地区河北定县，在那里开展了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80多年后的今天，一大批学者、大学生到农村参与的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之路又初露端倪，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有“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之称的温铁军。

2004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可谓中国农民的一位代言人。”对此，这位略带腼腆的学者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说起自己研究“三农”问题的经历，温铁军说自己是用双脚做学问的，是农民中的一员。

在温铁军看来，当前各大院校的大学生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活动并非是自己的首创，因为搞农村调研工作的很多人都在提倡。他说，女儿在读大学时常念叨，贫困同学为了省路费，寒暑假也不回家。这些事温铁军听在耳里记在心头，产生了把贫困家庭和农村来的大学生组织起来下乡调研的想法，可他并没想到最初的调研活动，最后变成了大批大学生下乡传播农村合作经济的活动。经过短短几年，这种活动已经逐渐规范化、制度化，他们根据学校、专业特点和优势，组织不同特色的农村社区活动，帮助农民成立规范的专业合作社。

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士都喜欢把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称为“化”农民，温铁军说，“想真正地‘化’农民，你先得农民化。”无论是在乡村基地调研，还是帮助村民搞合作社，他都要求城市来的大学生和志愿者们自己交钱吃饭住宿，他笑着说，”我不喜欢剩饭，哪怕是我媳妇，我也要求她把碗底吃干净，吃撑了也得吃。”现在，温铁军在大学生中间的“知名度”骤升。一位大学生说：“邀请温老师去讲课，课前半个小时，能容纳5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肯定满座。有的时候，连两边都会站满人。温老师走进教室的一刻，大厅里会响起震耳的掌声。”

对于化解“三农”矛盾所面临的障碍，温铁军有着清醒的认识，“按照一般的东亚小农经济的模式，凡属于农民形成组织进入加工、购销等领域，政府都是财政积极支持并且税收减免优惠。法定的农业投资每年必须增加多少，这个法定的农业投资只投资给组织起来的农民，因为它能够帮助农民，”温铁军说：“一般都严格规定它的收益，就是要占绝对比重的用于乡村建设，用于农村基层建设。它来替代政府解决农村面广量大的小农经济的公共组织者。”他为我们勾勒出农村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的美好蓝图，“从长期看，即便我们实现50％-60％的城镇化程度，那么仍然有七八亿农民生活在农村之中。农村应该怎么建设、有机农业应该怎么搞，循环经济应该怎么搞，那就得靠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村合作组织，让农民能够在凡属于农业经济的范围内进行规模经营，如加工、促销，乃至进入餐饮业。”而这是需要一股农村以外的力量来加以引导的，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大学生们充当了这个角色。

温铁军说，在他心中，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总是说：“没有农民，谁能生存天地间?”

20多年用脚丈量农村经济坐标的行走，温铁军的大声疾呼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也令广大像温铁军一样致力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年轻大学生们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三）

记者：大学生这一群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积极参与到发展农村合作经济这项事业中来的？

温铁军：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年轻学子回到农村以各种方式参与当地的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的很多人做了大量有意义的丰富探索，体现了青年人的奉献精神，天津科技大学休学到鄂西北神农架农村支农的白亚丽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

记者：你刚才说到，白亚丽是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在您看来，那些有志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大学生们应该向她学习哪些经验？

温铁军：我想，从白亚丽这个女同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经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她能把自身的努力方向与国家的命运，特别是处于我国体制转型时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和结构性问题的农村地区相联系。在像中国这样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要素流出农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而我们的以现代为名的教育在其体制和内容的设计上更是在基本面上为劳动力的流出设计，在这种体制下长期培养出的青年学生们，以城市为现代化梦想的底色和成功的尺度，当然，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取向是相互影响的，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这些年轻大学生的下乡才更有突出的社会意义，可以说，这是在体制外对劳动力外流的一种反流。

记者：您认为，大学生到农村去发展合作经济，应该如何实事求是地开展当地的工作？

温铁军：在现有体制的刚性下，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以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增产增收为主要目标来指导实践着的各地大学生，而应该让其帮助农村基层干群全面掌握现代农业的生态环保、粮食安全、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等丰富内涵，逐步放弃那种体现单纯经济观点的陈旧发展观。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多年形成的大学生支农的经验，成百上千的学生深入村庄认真了解村内的老人妇女儿童等最大弱势群体和鳏寡孤独的困难和需求，帮助他们形成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社会文化组织。同时注重农民合作社的作用，结合当地的需求帮助他们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形成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样才使这些健康积极的社会组织作为在农村形成适应的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