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资本下乡夺走农民土地

潘　维

一、世界上从未存在过清晰的土地私有制

从法律意义上讲，当代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土地私有产权。权属是为了使用，干预使用就是干预权属。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政府，都干预土地使用，一直干预到每块土地的具体用途。越南政府搞了耕地和房基地的私有化，结果很糟糕。若非越南政府维持了对土地用途的严厉干预，后果不堪设想，越南会变成菲律宾、印度和拉美。平原辽阔、人口稀少的美国都严格干预耕地使用。我的一个美国友人是加州头号房地产商，他在加州海岸中部最昂贵的地区买下了上百平方公里的山地。但加州行政当局批准这单交易的条件是禁止砍掉山中的任何一棵树，否则交易作废。正因为如此规定，这块地并不很“值钱”，只起到禁止闲人进入，保护原生环境的目的。私人间的土地交易凭什么要政府批准?因为美国土地从来就不是什么“完全私有”，正如英国土地也不是私有的。英国政府凭借出让999年的土地使用权合约来干预每块土地的具体用途，私自改变用途就收回了。若我租用香港中银大厦某层楼30年，似与拥有30年产权并无区别，因为大厦业主也只有60年的土地使用权。可我的租用合约是“办公”，若用于办“讲习班”就会因违反合约而被剥夺租约，或导致另谈租用价格。同样，大厦业主若容许大厦出现“居民”，大厦的土地租约会被政府废除。香港和新加坡被美国某权威机构连年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两个经济体，世界排名第一、第二，但那里的土地是“国有”的。土地私有与“经济自由”毫无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很多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有土地集中的限制。唐代的“府兵制”就基于政府临时分配土地使用权；宋代宗祠“集体”拥有几乎三分之一的耕地；我国还有卖地者在有生之年可向买地者“找补”若干次的“习惯法”。换言之，世界史上从来就没存在过土地“清晰的”私人权属。所谓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和“所有者缺位”的说法是自造的貌似“学术”的概念，目的是拆毁我国农村耕地的集体所有制，为资本下乡集中土地的狂欢盛宴鸣锣开道。

为什么世界上不存在“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想方设法干预土地使用权?道理分三层，核心在于土地事关“生存安全的道义”。

第一，土地不会增加，但人口会增加。随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不同，人对土地使用的要求会增加。所以，与大多数产品交易的性质不同，土地“自由”交易根本不可能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不可能有什么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只可能出现“貌似”符合市场规律的短暂交易繁荣期，接下来就是灾难期。企业数量和产品产量及种类可以成倍增加，但土地不会增加。不可能增加的“商品”只能被“炒作”。多数产品数量可依供求增减，符合市场机制，清晰的私人权属有助商品生产的繁荣。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积可因层数不同而成倍增加，货币更可以轻易地成倍增加，金钱的数量甚至可以增加到与钞票印刷量无关，却与别国的货币量有关。世界人口暴增，产品产量暴增，货币量更在暴增，土地面积却永不增加。与清朝发行的大龙邮票一样，我国18亿亩耕地不会增加，只可能减少。“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在地球上人口和“虚拟货币”暴增之际，土地天然不是货币，但能使货币保值的天然就是土地。因此，持有大量货币的人当然会炒作有限的土地，通过炒作来集中土地，推高土地价格。土地投机与依供求关系增减的产品和货币不同，土地投机并不增加土地，却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炒作与农民收益无关，与农业发展更无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初海南发生爆炒地皮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海南的经济发展，却没给当地农民带来任何好处。

第二，土地是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人类吃住安全的依托。“家有千间房，只睡一张床”。是否有钱或许是重要的，也可以不重要。但吃住的生存权绝对重要。生存的安全没有了，人民当然造反，无论他们是否曾经“自由”或“自愿”地出售其土地和房屋。苏联学者查雅诺夫因阐述农民的“生存经济”而不朽；美国学者斯科特因阐述农民的“道义经济”而不朽，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一样的，都强调“生存”和“生存的道义”。道义经济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吃住生存的基本安全，是所有“经济”道理的基础；而吃住安全的基本权利来自土地，土地权利来自政府根据人口变化而公平地调整土地的使用——不是来自土地的私有。道义经济不仅适合农村，而且适合城市；不仅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西北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2亿流动民工在城市所以没成为动乱之源，因为他们有家乡的土地制度提供生存安全。因为上述原因，现代政府恒定会限制土地交易，因地制宜，用种种法律干预土地使用，制止土地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制止土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

第三，无论怎样“集约”，农业都“不赚钱”。按“分秒”产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现代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依“季节”产出的种植和养殖业早已不再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只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国“农民”人均拥有2亩耕地，美国“农民”(农场主)平均拥有3000亩耕地(200公顷)。但有了“规模经营”，美国“农民”依然无力“致富”，还得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美国人吃牛肉如同中国人吃猪肉，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养牛的美国农民。眼下每头美国“牛”每天可获得2．2美元补贴，合人民币每年5500元。我国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只有4140元。美国政府还补贴“休耕”，农民不种地照样得到种地的纯收入。若非美国农民“不赚钱”，美国政府不会去“补贴”农业。就美国这种“规模”农业，就这么个“补贴”法，也没听说哪个美国农民“致富”了，不过是以“无法享受城市生活”为代价，获得略高于城市的人均收入而已。在有农业的国家，所有政府都立法限制农地转为他用，都节制“资本”吞噬农业用地。这就是“道义经济”。道义经济保障包括城市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食品安全，是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则。

二、特殊国情下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有些学人一方面要求“取消”集体所有制，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声称农地“所有者缺位”。依他们的逻辑，只有私有财产才叫“产权”，国有和集体财产都是“无主”的。农村房基地上的房屋属于私有，这从来没成为过问题；但耕地和从耕地“划拨”出来的房基地是集体财产，这也不应成为问题。我国宪法规定，耕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这个法律规定不存在概念定义不清的问题，只有被曲解和违反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计公报》，到2007年底，我国共有57万个村民委员会，辖265万个自然村。这57万个行政村及其下属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村民小组”就是我国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者，产权的法律地位并不“模糊”。至于为了减少行政对象，近年来县乡两级政府不征求村民意见，随意“合并”行政村，致使行政村数量陡然减少，是违反村民自治法精神的。

都“市场经济”了，我国为什么还拒绝国有也拒绝私有，坚持耕地和房基地的集体所有，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理由有五个。

第一，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城市利益可能侵犯农民利益的有效制衡。正因为非农土地国有，农地属村民集体所有，国家征用农地就必须给予农村人适当经济补偿，并担负起为失地农民安排未来生活的道义责任。这个责任，“公司”绝不愿承担，也绝不会比“国家”更有承担能力。公司随时可以关门“跑”掉，但国家“跑”不掉，无法生存的失地农民至少还有“找补”的对象。

第二，集体所有而非国有，是对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我国从南到北，从海岸到高山，加之历史变迁，农村各地人地之比差异巨大，不同的集体凝聚力也导致土地收益大不相同。正因为农地集体所有，各地农户的承包地面积才可以有因地制宜的差异和弹性。正因为因地制宜，才在村民们认可的公平条件下出现了“承包专业户”。

第三，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基地的唯一手段和保障。“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有私用，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色。农地私有，发包耕地和分配房基地就失去了主体，失去了法律依据；分配的平均和公平也就失去了保障。废除了集体这个“地主”，废除了集体权利，公平、道义、安全，就都没有了载体；连残疾人和五保户都没人照顾了。

第四，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抵抗资本剥夺农民生存权的最后屏障。法定的“权利”不是什么天然的东西，而是力量均衡的产物。较之“集体”，个体农户基本不具备抵抗强大资本的能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其实，购买一、两块“水系”上方的关键地块就能使临近农户就范，遑论今日之“公司”惯于雇佣黑社会势力威逼农民。就对“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集体远强于个体。政府一纸“村集体里所有户主签字同意”的规定，就使资本渗透的难度大为增加。

 第五，集体所有而非私有，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也构成农村与城市对接的桥梁。在恶劣的生产资料条件下，没有集体所有制下的“共有私用”，农村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甚至无法接受政府转交的城市“惠农”援助。风灾后的缅甸就是例证，冰灾震灾里的中国就是反证。非农地的国有，农地的集体所有，是工农联盟的两大基石。正是在这两大基石之上，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协调和领导“工农联盟”。没有了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乡村政府就必然被资本俘获，我们的共和国就不再是“人民”共和国。

反对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通常会提出以下两条理由，貌似代表农民“致富”的利益，掩盖代言“资本”的实际。

第一，农村集体的领导者勾结腐败的县政府和乡镇政府，正在大量卖掉农民的土地，还压低出售农地的价格，贪污了卖地的收入，让农民吃了大亏，不如实行私有化，把卖地利益留给农民。如此的判断很轻浮。

第二，声称农村耕地和房基地“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如此，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不能卖地卖房，所以贫穷。倘若耕地和房基地私有，农民个体就能在银行“抵押贷款”，就能“致富进城”。这里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农民卖地卖房能否“致富”；其二是判明“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功能。

在真正的农村，倘若不违法改变耕地的用途，房和地“押”不出“资本”，押不出“进城”生活的货币。那点钱只能换走农民生存的安全。农村集体不是农民贫穷的原因，工业时代财富形式的变迁才是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在我们的时代里，农产品只可能让极少数占有巨大面积耕地的农民“致富”。卖2亩耕地和1所乡间陋房，不会让农民富裕，只会让我国大量农民成为无地无房无工作的“三无”流民。在强大的资本面前，软弱分散的农民卖地卖房叫“自由”?论述资本主义导致农民破产起义的名著汗牛充栋，早在上个世纪就成为常识。当那么多信奉私有制的欠发达国家陷入赤贫和无地农民的抗议运动，耕地最少，农民最多的中国凭什么去相信那“个人理性选择”的“鬼话”?在信奉资本的时代，没有集体抵抗权，没有政府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助，分散成户的我国农民根本就没有安全可言。幸运的是，中央政府拒绝了少数学人和某些大众媒体的“私有化”忽悠，做出了保护8亿农民生存安全的《决议》。《决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