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邓小平同志提出，他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四个现代化，并强调“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后经过长期探索和改革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性突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性论断，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均愈发明晰化、系统化。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起初大多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出发，对其基本内涵（周文、肖玉飞，2022）、形成逻辑（于金富、郑锦阳，2022）、理论价值（邱海平，2023）等进行阐述。其后部分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分析视域，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袁红英，2022）、共同富裕（郭晗和任保平，2022）、生态文明建设（张云飞，2023）、乡村振兴（王露璐，2021）等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结构问题，探讨其逻辑起点（段虹，2023）、内容结构（项久雨，2023）、话语叙事结构（吕列霞、陈曦喜，2022）等。其中，理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轴心，是进一步明晰其逻辑线索、探索其系统框架的关键环节，正如恩格斯所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对此，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如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线（孙绍勇，2022）；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依据和中心（林毅夫、付才辉，2023）；也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王虎学、凌伟强，2022）等。本文认同“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或内在轴心的观点，但现有研究对“为何是人的现代化”“何为人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等重要问题的阐述仍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拓展。实际上，相关研究中也不乏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解析，提出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周绍东，2022）、重要内容（洪银兴，2023）和价值旨归（凌唯钊、陆倩倩，2023），甚至将其理解为现代化的本质（刘兴盛，2023）。这些研究虽未将“人的现代化”明确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轴心，但却事实上从不同角度表明了这一点。

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论证“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轴心这一命题，首先从中国式现代化在方法论基础、上层建筑立场、经济基础属性三个维度的特殊性出发，阐明“人的现代化”成为其内在轴心的理论逻辑；其次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解析“人的现代化”的三重理论内涵，即物质富足的人、自由健康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最后提出推动“人的现代化”从而真正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支撑条件。

二、“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轴心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即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遵循的发展逻辑和发展道路，其“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为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解析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两者在生产力发展层面具有较多共性，如均注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等；但在其他维度，尤其是方法论基础、上层建筑立场、经济基础属性三个方面，则存在着本质的分野，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在。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决定了其遵循“人民主体论”的特殊逻辑，从而在发展动力层面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

中国式现代化从思想萌芽到正式提出再到深化拓展的演进过程，离不开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论从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等的辩证认识，邓小平时期“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方法论重申，还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对“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方法论的强调，以及习近平对“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等明晰表述，均可以得出，唯物史观始终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基础，且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实践要求进一步遵循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科学，在于其不仅将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正立过来，从而阐明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且也突破了以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用物理的、机械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局限，将“人”明确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选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从而真正实现了方法论上的“扬弃”。根据唯物史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并非由于某种绝对精神亦或某些英雄人物，而是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所推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而也便明确了“人民主体论”的基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为此也必然继承和遵循着这一基本认识，即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坚实根基在于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动力问题的内在规定，唯有通过推动“人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而言，西方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方法论基础更多是“个人主义”和“均衡逻辑”，其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将市场机制视为万能，这便决定了，这种现代化必然不会依靠人民、不会重视人民，而是始终依赖资本的力量。这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鲜明分野，故而在动力层面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上层建筑引领，决定了其遵循“无产阶级立场”的特殊逻辑，从而在发展方向层面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

纵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极为关键的方向引领作用。毛泽东时期便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邓小平时期将党的领导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并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江泽民时期进一步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提炼党的领导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胡锦涛时期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更是始终强调党的领导的逻辑引领作用，不仅从总体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且分别论述了党对各项具体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作用，并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首要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旗帜鲜明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所进行的“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斗争，破除由私有制导致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同时也破除资产阶级隐藏在法律、道德、宗教等观念意识背后的阶级意识，其崇尚的不是“自由、平等、民主”等虚伪的抽象概念，而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逻辑引领，便是在上层建筑层面明确了其阶级立场，从而也明确了其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即中国式现代化应始终聚焦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唯有以“人的现代化”为发展方向，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而言，西方现代化则始终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本立场，其政党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本质在于维护资本所有者的物质利益。这种政党属性和阶级立场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本质性区别，因此其所决定的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也愈发背道而驰。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保障，决定了其遵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殊逻辑，从而在发展结果层面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探索与创新过程，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保障。毛泽东时期确立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得以快速建立起工业化体系提供了关键制度保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探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制度支撑；习近平时期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时代拓展，将其内容拓展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并强调其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而这是新发展阶段我国进一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国的必要逻辑保障。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关键所在，从而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结果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的根本性和决定性维度，正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因此，唯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方能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更进一步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其保障确立的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又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也即，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要求的“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结果层面的规定性，同时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败与否的真正标准。相比而言，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西方现代化，则难以摆脱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必然趋势，其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了阶级分化的不断加剧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与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保障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结果层面形成根本性分野。

综上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其方法论基础、上层建筑立场以及经济基础性质，而这三个基本维度的特殊性均有一个共同指向——“人的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是依靠人民，发展方向是为了人民，发展结果也是落脚于人民，“人的现代化”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内在轴心作用，唯有紧密围绕这一内在轴心，方能将方方面面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真正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轴心，这一结论本身就蕴含着理解“人的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人”的群众性，即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群众的现代化；第二，“现代化”的层次性，即“人的现代化”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为此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层次，且伴随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会呈现从低到高的多层次内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可将“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区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富足的人”“自由健康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第一，“物质富足的人”是“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内涵，这同时也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初级目标和基础性动力。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一定的物质条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且个人只有在物质充裕的情况下才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去考虑自身发展，“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因此，“人的现代化”的基础层次内涵便是要实现“物质富足的人”，且这一基础层次内涵不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初级目标，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绝不是中国式现代化，须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而且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高阶目标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因为在物质匮乏状态下，人的精力不得不更多投入到“争取必需品的斗争”，而这将引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的风险，唯有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时，人方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需要，从而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多方位发展的基础动力，真正成为发展的“依靠”。

对于“物质富足”的具体内涵，应从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现实需求进行把握：一方面，“物质富足”应包含数量充足和质量充足双重内涵。“第一生活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现阶段我国已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发生了从“量需求”到“质需求”的转变。因此，“物质富足”不仅有量的含义，更包含质的要求。另一方面，“物质富足”应囊括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双重维度。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高品质的物质产品，更包括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为此，“物质富足”也不仅限于物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还应将文化产品的高质量供给纳入其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使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盈”。这对于当前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关键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是进一步凝聚人心、强化共识、坚定信念的重要路径。

第二，“自由健康的人”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阶建设目标和可持续动力。

物质富足并不是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充分条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来的对人的剥夺，使得劳动者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剥夺，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恶化劳动环境等方式来实现；二是对劳动者精神健康的剥夺，即资本“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将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导致劳动者陷入精神麻木、情感缺失甚至唯利是图的境地；三是对劳动者交往健康的剥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其甚至“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异化和扭曲。

以上所述人的非健康状态显然与我国旨在推动实现的“人的现代化”背道而驰，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但对市场经济的运用仍带来诸多损害劳动者健康的事实和风险。为此，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健康的人”，是我国“人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高阶建设目标，因为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因为“只有拥有生命和健康才能将各种力量转化为天赋和才能存在于人身”，自由健康的人民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长久动力和持续依靠。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自由健康的人”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涵：一是身体健康的人，即将人的劳动耗费控制在自身恢复的合理范围内，并持续提升全民健康程度；二是精神健康的人，即人不再是“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而是重新获得“独立性和个性”，成为有信仰、有希望且具有自主性的人。三是交往健康的人，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家庭交往、社会交往、国际交往格局，使得人与人的交往超越单纯利益关系，向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联合体趋近。

第三，“全面发展的人”是“人的现代化”的最高内涵，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未来性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构想的最终指向便是“自由人联合体”，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且认为此时“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尽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存在多方面差距，但“全面发展的人”仍是我国要推动实现的“人的现代化”的未来指向和最高内涵。这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各方面举措最终都要落脚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更是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发展的未来性动力，即唯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能获得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动力和推动社会主义长久发展的未来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为理解“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内涵提供了系统框架。一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具有创新能力。劳动本身就是“人自我创造的行为”，因而从事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本质性活动，只有拥有创新素质的人才能无限接近和不断体认人自身的“类本质”。二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具有较强协调性。人的社会本质要求人必须拥有协调属性，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三是“全面发展的人”应能与自然和谐共处。拥有绿色思维方式的人，能够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从而“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自然界和人的双重解放。四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具有开放视野。具有开放视野的人才能加入到全球化浪潮中，通过普遍交往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获得更加广阔发展空间，从单向度的人转变为全面的人。五是“全面发展的人”应崇尚互利共享。崇尚共赢的人能够摆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正确对待和处理利益问题，从而形成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氛围，实现通过每个个体的发展来推动一切人的发展。

可见，“人的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且其内涵从“物质富足―自由健康―全面发展”的层次提升，勾勒和刻画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核心线索与脉络。这进一步彰显了，唯有以“人的现代化”为内在轴心，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层次升级，“中国式”才事实上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前缀”。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党的领导”为上层建筑引领，并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保障。这又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必然是依靠人民，发展方向必然是为了人民，发展结果必然是落脚于人民，也即“人的现代化”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内在轴心作用。“人的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物质富足的人是其基础内涵、自由健康的人是其核心内涵、全面发展的人则是其最高内涵，且这一内涵层次演进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阶段的目标和动力。

但“人的现代化”并非自发实现，其不同内涵层次的演进也并非必然过程，不仅要求始终遵循唯物史观方法论、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还需立足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层面的支撑条件。具体而言：

其一，在宏观层面，要求自觉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动态适应。即充分发挥我国意识形态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适时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自觉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在这一动态互促过程中加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所需的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理念条件。

其二，在中观层面，要求系统推进生产体系、分配体系、交换体系和消费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物质富足、自由健康还是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均离不开高质量和自主化的产业体系基础、合理分层和动态优化的分配格局支撑、现代高效和循环畅通的交换体系链接、高水平和多样化的消费体系保障，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须有机结合、协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