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新的现代化模式得到承认、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出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日前表述：“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一、马克思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观察认识

科学技术是什么，本质上属于什么范畴？这是科学技术观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考察，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在一般意义上，社会生产力作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反映了劳动过程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

近代自然科学和产业革命出现后，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在工业生产中应用的状况所做的理论概括：“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在近代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下，自然科学才第一次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所以，“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论述，鲜明地揭示了科学技术本质上属于生产力范畴，并且是相互促进，不断变化、积累、进步、发展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表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面体现在固定责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并不包括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活着的”劳动者，只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而已。但是首先提出的“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为日后中国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开花结果，埋下了种子。

二、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发展实践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沿着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与生产力关系的研究，不断探索实践。科技创新政策经历代领导人不断完善，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形成多主体、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提升科技实力是中国的重要任务。在《建国纲领》中，中国政府把“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组织来保证任务落实。

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同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挂牌，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基本方针。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为独立自主解决国防科技攻关课题，中国随之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要求“全面安排、充实基础、重抓两头”。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规划》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要打好”。1964年中国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建制。

“文革”十年给中国各项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文革”结束后，中国各项事业逐步进入正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文革”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布置。

1983年，我国编制了《1986-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突出重点：开发技术体系重视经济效益和国情，重视人才。1984年《七五期间科技发展计划》，把“科技进步”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科技体制；198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政策指南》，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表科技的白皮书。1986年和1988年，“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相继开始实施。

199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在第一条中规定：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随后，《专利法》《技术合同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在1993年实施“211工程”、1996年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199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8年8月，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还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下发，决定强调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已经成为竞争的焦点，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

2001年7月，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并将其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实施。

2004年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完成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全面实施新的科技评价办法；抓紧科技计划重点任务落实；加快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加强地方科技工作。

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这也被写入“科学发展观”，此后国务院成立领导小组，组织科技、教育、经济、企业各界2000多位专家，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阐释他对科技的深刻洞察。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说：“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在2020年，我国又迎来了“十四五”契机，2020年10月26日，科技部披露了《“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面向社会征集研究单位开展重大问题研究结果公告》，公告涵盖20个课题，分别由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承担，课题涉及内容包括基础研究投入措施、科技创新趋势及面临的国际形势、增强企业创新主体措施、科技成果研究转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科研院所改革、弘扬科学家精神等方面。

薪火相传，一代代中国领袖接续着为中国科技发展提供着关键动力，“嫦娥”绕月、“蛟龙”入海、“九章”算数、高铁出国……一大批世界先进的高科技成果已经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

三、近年来我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人员配置、投入情况

1.研发人员、科创基地基本情况。新中国建立伊始，科学技术极为落后。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超过500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经过科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了科学技术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的诞生和壮大。渡过“十年动乱”，1978年邓小平有力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哲学命题，成为思想解放的春雷。以此为契机，知识分子恢复了作为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地位。科技人才大道畅行，充分调动了人员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形成了开发研究，高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等多层次的发展布局，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就已超过美国，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理论上达到了10154.5万人。

从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密度来看，2017年，中国R&D研究人员达到174万人年，居世界首位。但每万从业人口中R&D研究人员数量仅为22.4人年，而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一数据分别是103.4人年、100.1人年，差距明显。

在科创基地方面。1988年国务院开始批准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88年8月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入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

至2018年，从国家级高新区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该区域的7省3市集中了70个国家级高新区，约占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的42%，区域内的江苏、广东、山东分布以17、14、13个国家级高新区是数量位列全国前三；中部6省以43个国家级高新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湖北达到12个，位居中部第一，全国第四；此外西部地区也表现突出，达到39个，仅次于中部第一4个。从国家级高新区地域分布来看，正逐渐趋于均衡。

2.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大、增速快、排名靠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至2018年，已有的163个国家、地区数据统计：2018年，全球国内科技研发投入总额在千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有三个，美国以4606亿美元高居榜首，中国紧随其后有4390亿美元投入，日本在研发方面投入也达1441亿美元。

事实上，在2013年后，中国就一直稳居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第二的国家位置（按2005年不变价格统计，不同统计方式略有差异），并不断与美国缩小差距，显示出较高的增长速度和极强的竞争力。

当然，在研发上其他投入排名前列的也不乏一些老牌国家，德、法、英常年处于前十以内，且较为稳定。其他亚洲国家，如东亚的日、韩，南亚的印度，也居于名单前列。特别是日本作为二战后快速经济恢复后陷入泡沫时期的国家，韩国作为面积和人口上的小国，印度作为传统观念中的科技落后国家，都在科研投入中花费了巨额的资金。

在各国研发占GDP的比重的数据中，部分国家甚至还超过了中国。特别是韩国，在2013至2018年间一直维持了惊人的超过4%的GDP作为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研发投入总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中、美两国，则在2%-3%的区间内，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

3.中国在人均研发投入与世界领先国家仍有差距。在人均研发投入资金方面，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可以看到我国距美国仍有一定差距存在。不过，情况也在不断改善。2019年，我国按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6.1万元，达到2001年水平的4.2倍。

四、结合十四五规划，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展望

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获得审议通过。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这一首要措施中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置于首位，“科技”一词也是《建议》中的高频词汇，全文共出现36次。

总体思路上，《建议》表示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建议》表示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平台建设方面，《建议》表示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体制机制方面，《建议》表示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完善科技评价机制，优化科技奖励项目。加快科研院所改革，扩大科研自主权。《建议》还指出，将加大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支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