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0年从10月底到12月初，我国接连3次公布农村脱贫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喜庆权威消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有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消灭了绝对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这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重大贡献。根据我国城市化率1978年才达到17.92%，2011年首次突破50%的数据，可以肯定此前我国农村90%以上的居民处于贫困状态。近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先后实现了全面脱贫，平均每年脱贫人数多达1750多万；十八大以来的最近8年，有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平均每年脱贫人数将近有1250万；第“十三·五”期间的最近5年，有近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平均每年脱贫人数有1115万。40年来，每年实现脱贫人数从1750多万到1250万到1115万，呈递减趋势，足证脱贫从面上深入到点上，难度在递增。跨世纪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农村脱贫记录。我国农村人口全面摆脱贫困的难度，无论是规模还是持续时间，都称得上举世无双。
农村全面脱贫，关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关系农民安居乐业体面生活，关系农家子弟升学成才，也关系国民的文化和体育，是一项基础性的民生工程，关系中华民族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义重大。可以肯定，全面脱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发展的一项首要的基础工程，党和政府抓住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事实，这是旧中国半封建社会的遗留物。贫困人口数量居世界最大这个责任不应当由社会主义新中国承担。领导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实现农村全面脱贫，还将进而实现温饱并奔向全面小康，既是历史性责任，更是伟大的历史性功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首先提出到20世纪末建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五大提出20世纪末“进入和建立小康社会”，十六大确认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十七大要求“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确定在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建成小康社会”。从目标“建立”到正在努力“建设”到进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党中央近四十多年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奋斗目标。为此，首先抓住了7亿多农村人口的脱贫这个头号难题。只有实现了脱贫才能过上温饱生活。从温饱到小康，恩格尔系数需要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参照1978-2016年期间农村恩格尔系数平均每年降低0.58个百分点测算，至少还需要经过17年时间的持续努力。无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从脱贫到温饱经历了40年时间的努力，从温饱到小康至少还需要17年时间。验证了马克思有关发展生产力是艰苦、长期的经典理论。
《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经过“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前后两个论述都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长期（长久）和痛苦（艰苦），文字稍有差别，但是意思同一。“艰苦、困难”并非靠号令、靠精神抖擞、靠豪言壮语所能挥去，那是需要依靠做实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才能实现的。从个体小生产推进到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付出奋斗中的艰难困苦。我国城乡差别大，农村从脱贫进入温饱到实现小康，恩格尔系数相差10～19个百分点，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国家——城乡发展水平差别甚大、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当城市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农村正在实现全面脱贫。小康生活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农村恩格尔系数从59%下降到40%，大约需要再努力17-32年时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62～
作为一个举国行动口号，从实现“全面小康”到农村实现“全面脱贫”，首先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自从《诗经》首次使用“小康”一词的三千多年来，“小康”的含义，从被随机引用到官方认定，前后有着很大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到家庭，从农家生活状态到国家治理大局，“小康”始终是个褒义词，泛指国泰民安。在古代，有指五谷丰登、家庭安康、安居乐业，偏于百姓生活稳定的；有指君臣有序、国富民强、将近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偏于治国有方的；有指作为接近最高理想状态社会模式的。在近代，小康多与家道、家计、家本连用，百姓所期许的是避免战乱，追求暖衣饱食、住有居所的生活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献中对“小康”的定位，超越了以往的理解，趋向与国际接轨，抓住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关键即1000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伴随而来的恩格尔系数，坚持把农村脱贫作为抓手，带动新农村建设。
第一个把“小康”作为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是邓小平先生。
二
脱贫，多年来所使用的词汇有扶贫、减贫、帮困、消灭贫困、全面脱贫等，丰富的汉语词汇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国务院确定的农村贫困户的脱贫标准是：到2020年收入达到4000元左右，平均每天11.1元，并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用国际购买力评价方法来计算，新的扶贫标准相当于人均一天1.8美元，即比国际标准约低0.7元人民币。世界银行允许有些国家依据国情所制定的贫困线低于1.9美元，如巴基斯坦、海地、津巴布韦等国。俄罗斯2018年的贫困线定在344美元，每人日均0.94美元；2011-2015年，越南农村贫困户标准为人均年收入480万越盾以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511元。当然也有高于1.9美元的。美国各州贫困标准有别，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三口之家贫困标准为21720美元、人均7240美元，四口之家为26200美元、人均6550美元。被称为当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丹麦，2013年设定的贫困线为：连续3年收入低于中等收入的一半、银行存款低于10万丹麦克朗（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的。瑞士2015年设定的贫困线为1.5万美元，贫困津贴高达5～6万美元，并且实行强制补助办法。如果考虑到医疗、上学等社会保障程度、法制健全程度、干部素养程度等“软环境”，食物、空气和水的安全程度等“硬环境”，那么不同国家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必然是N次方的差异，存在着“贫困生活质量的国别差异”问题。
贫困，从生产方面看，是劳动者缺乏再生产的物质条件，难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从消费方面看，是人们无法得到满足对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条件，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住不避风寒”的状况。世界银行1990年采用370美元作为衡量贫困的通用标准，即1美元人/日；设定275美元作为衡量赤贫的通用标准，把通用标准的75%定义为赤贫，即0.75美元人/日。1994年贫困线标准设为1.9美元人/日=人民币4438元。世界银行每次提升贫困线，贫困人口数量因此又有新的增加。据此标准，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有2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我国根据国情所定的绝对贫困标准为低于0.7美元人/日，即年收入低于627元，消费支出为1.72元人/日，基本生活需求处于萎缩状态。
食为政首。“民以食为天”，“饥寒起盗心”。人们最起码的需求是：每天能够获取足够热量的食物“果腹”才有社会稳定。早在1300多年前，唐太宗就说过：“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睱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老百姓做强盗是因为饥寒交迫。唐太宗的判断准确，老百姓有饭吃了，朝廷就无需再用“重法”治民。反之，百姓要是“饥寒切身”，就会“不睱顾廉耻”，干出偷盗勾当，危害社会。历史学家早就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流浪饥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头推翻秦朝皇帝的农民领袖陈胜，原先是个在山上白天放烟晚上放火、负责通报信息的“邮递员”，因为失业便走上甘冒杀头之罪的揭杆道路，陈胜不是农民而是失业饥民。
如何认定贫困户？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操作。发达国家一般以现金收入划线认定，通过查账就能确认。我国是按照现行市场价格计量的所有收获物计算。如甘肃省定西地区是有名的贫困地区，定西县尤为贫困，具有代表性。那里是这样操作认定贫困户的：由干部上门，对农户当年所有收获的粮草、蔬菜、家畜及肥料、鸡鸭及蛋品等按现行市场价格计算加总，得出是不是符合贫困线的结论。显然，贫困线的设定和贫困户的认定，都与国情相关。
三
2020年四季度我国向世界公布农村实现全面脱贫在不同阶段取得实效的具体数据，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通过“四个公开”向世界坦率承认当今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
1.公开向世界坦率承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这是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公布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真实数据，而且今天还留有大量后续工作有待“巩固拓展”，做细做实。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官方所认可的农村贫困人口只有8200多万，时任总理（赵紫阳）还批评了经济学家所测算的农村贫困人口超过2亿的数据，严肃指出“肯定没有那么多”，断言“不会超过1个亿”。因此可以说，2020年我国是第一次公开承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是以往公布数据的8倍多，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好党风。
2.公开向世界坦率承认，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曾经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粮食短缺。依据“军粮、囚粮价格不变”的传承古训，举大尉军官月薪为例作为参考标准，从120元提高到17020元扩张140.8倍月薪的币值变动数据为例，1953年全国人均GDP仅为142元，约等于今天的19993.6元。1953年10月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并实行粮票制。同时食油、禽、蛋、肉、豆制品也实行限量供应，市场供应丰富程度国内居于数一数二的上海市就有多达72种票证，其中有面额为半两的粮票，直到1993年才得以取消。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包括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工业用粮，1949 年为208.9公斤，1961年为207.3公斤，短缺问题突出。2020年达到470公斤，超过前述两个同类数据一倍以上，进入了400公斤以上的“安全”区域，居世界第42位，但是离开“过关”还有很大差距。按照以往71年时间里平均年增3.66公斤计算，达到人均800公斤国际公认的“过关”标准，还有330公斤的差距，如果按照常规递增大约需要经过90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发达国家如美、法等国人均占有超过1吨。2001年，美国3.2%的人口生产粮食3.5亿吨，生产着牛肉占21%、禽肉占24%、猪肉占10%的世界份额。消灭贫困绝非易事，与魔术师通过挥动魔杖实现“秒变”，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人类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远低于工业生产力增长速度。
3.公开向世界坦率承认，目前我国农村实现全面脱贫，城市实现全面小康。城乡分别实行两个不同层次的“全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所决定了的，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贫困到小康之间有一个温饱阶段，恩格尔系数占50～59%，个人收入以“吃”为主。这是一个不可跳越的必经阶段。
十九大确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经典论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今天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证明邓小平所肯定的我国社会当今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要求坚持“一百年不动摇”，这一科学判断已经为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为真理。二是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资本论》所说的“长期”“长久”的含义相吻合。这里并没有涉及具体时间设想如“一百年”。笔者理解，所针对的是存在着对“一百年”的形而上学解释：似乎初级阶段时间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年”，2049以后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善用“一百年”表达是邓小平的语言特色，与毛主席爱用“一万年”的意思同一，并非“算命”，强调的是时间长久，同人的生命相比人生不过百年，是属于“长期”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百年不过是一瞬间。邓小平所说的“一百年”也不可能正好是个整数。中共党史上凡是用“一百”的著名重大事件实际数字都不是整数“一百”，如“百团大战”是105个团；“百万雄师下江南”，总人数超过270万解放军渡江南下；“双百方针”是指丰富多彩没有穷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形成了“诸子百家”。今天习惯把活过一百岁的人瑞统称“百岁老人”，并非仅限于活到“一百岁”整的寿星。邓小平所强调的是要求吸取不顾及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急于求成忙着搞升级过渡的经验教训。因此，十九大所强调的“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可以理解为：也许要突破一百年。用生产力标准衡量，让真实数字说话：自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而不是靠暴力推动，喊着口号争得超前实现。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明确指出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格所决定的。此前，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随着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而消亡，但是剩下的“半封建”却顽固地折磨着，尾大不掉。邓小平198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封建制的存在正在影响着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指出：“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看，邓小平讲得多么坦率犀利！值得思考的是：从封建个体所有制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那种所有制，难度远超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诚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必须经历“三多”。仅就时间而言，对于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需要“长久得多”的时间跨度的认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表明，时间维度在延长。曾经设想从“3-6个月”（十月革命初列宁）、“几十年”（1923年列宁），到“二十年”（1961年赫鲁晓夫），到需要经过“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中共十五大报告）；仅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将是“长时期”（十九大报告）的，而不是“两到三个五年计划”（1956年称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所需的时间必将更长。如果马克思生活在今天信息时代，当获悉津巴布韦人尚处在人畜共饮水、人均GDP只有0.1个美元时，也许会修正曾经对进入未来社会所需时间的天才设想。今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人均GDP如美国已经超过5万美元。如果从津巴布韦的人均GDP才0.1个美元起始，要达到几万美元，那就要经过多少个“万年”时间！要把黑人素质普遍提升到发达国家经过市场经济严格训练出来的大多数人的素质水平，同样需要经历很长年代的发达市场经济严格训练。2020年长期生活在美国的黑人还在上街干着大肆打砸抢的勾当，近年看到从非洲来华的不少黑人所带来的是偷盗奸毒等恶行。在公有制企业经济效益明显低于民营企业的背景下，怎么能够说得上“消灭私有制”？李总理指出，今天需要“保留地摊经济，给底层民众一点温暖。”连在公共场所的衣帽钩、超大城市繁华地段的窨井盖还会遭到偷盗的当下，离列宁所设想的建设“黄金厕所”用来表示对“黄金拜物教”的蔑视，还要经过多少个世纪呀！如果以为依靠呼喊口号就可以催生共产主义早日到来，那么按照形式逻辑推理必然得出荒谬的结论：夸夸其谈的人个个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4.公开向世界坦率承认，实现城乡全面小康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赤贫、贫困、温饱、小康、富裕、最富裕，是人类生活水平由低到高必经的几个阶段，首先取决于由社会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由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所规定，都与“吃”直接关联。恩格尔系数占75%以上为绝对贫困，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上世纪9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食品消费已经降到10%以下。脱贫，意味着进入温饱的起步阶段，但是到达小康还有很大的距离。根据国情，我国在小康与富裕之间需要增加一个“宽裕”，也印证了难度之大。不管哪个阶段，食品必须是农药化肥不超标的安全食品，更不允许转基因食品滥竽充数残害百姓。恩格尔系数与“吃”相关，首先与粮食人均占有数量相关，按照通常5斤粮食转化为1斤肉类食品的比例，粮食“过关”才能带来发达的畜牧业，进而造成国民强健的体魄。假设人均占有粮食800公斤中有200公斤用于畜牧业，那么每人每年就会分摊到40公斤畜产品。显然，农业发展水平决定恩格尔系数的高低，决定着从贫困、温饱到最富裕各个不同阶段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人们的食物结构，决定着国民的体质。人们的食物结构取决于国情，首先取决于粮食生产力。粮食生产力规定着“小康”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实现水平，在英语发达国家是“相当不错的生活”，在俄罗斯是“三菜一汤的生活”，中文和西班牙语则是指“还算可以的生活”“粗茶淡饭的生活”。曾经确定2020年实现小康的社会目标是恩格尔系数达到50%，目前农村大多数居民脱贫不久或才走出贫困进入温饱阶段，与小康存有明显阶段距离。显然，“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依然艰巨。”2020年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有5.6亿人银行储蓄存款为零。2020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宣布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这就是说，对于刚“摆脱贫困的县”所实行的“主要帮扶政策”，需要坚持“总体稳定”原则，设定为期5年的“过渡期”，才能开始走向温饱阶段。这又足证：彻底摆脱贫困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力尤其是粮食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而发展生产力又是需要持续付出艰辛努力的。高层富有紧贴国情的判断力，来自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简短的结论：《资本论》的光辉照耀着我国农村史无前例的脱贫工程。从赤贫、贫困到最富裕，人类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依次所必经的六个阶段不可跳过，制约带有强制性。当下有关贫困户的认定、贫困线的设置、从贫困到小康的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贫困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恩格尔系数长期滞留贫困线以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首先取决于粮食实物劳动生产率，取决于粮食人均占有量。农业是一切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粮食是第一基础。马克思早就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社会稳定首先靠农村，农村稳定首先靠脱贫，实现脱贫首先靠农业稳定，农业稳定首先靠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首先靠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付出长期的艰苦的持续的努力，《资本论》是这样表述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发展包括农业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生产力，进而消灭贫困，需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持续奋斗过程，这与儿童忘我地堆积木游戏，不可同日而语。前述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产量1949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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