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深改组审议通过后，《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于近日正式发布，其中正式提出农地的“三权分置”，在现有“集体所有权”和“集体成员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将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置为集体成员的“承包权”与具体耕作者的“经营权”。

　　传统社会中，劳动力很少跨区域流动，城乡二元更阻隔了农民进城的道路。这时的农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只有集体内农民这一身份才能承包土地，作为职业的农民来经营耕作土地。

　　但在城市化大潮下，农民的身份与职业开始分离，农民进城务工，不再从事耕作，因其身份承包的土地只能委托他人经营。据统计有2.7亿农民工，对应土地的经营权已经与承包权分离，三权分置也是对现有状态的一种追认。正像一些专家所指出的，此次三权分置的提出，有着“破冰”意义，实践走在了法律和理论的前面，逼着法律和制度去完善。

　　承包经营权分置为两权、明确经营权的法律地位是“现实所迫”。原有的两权分置制度里，承包经营是农民身份独有的权利，非该集体的机构和个人无权承包经营土地，承包人之外的土地经营者没有权利保障，土地耕作就会利益短期化，经营者倾向利用化肥、农药等提高产出，不利于土壤保护和粮食品质的提高。这种状态也阻碍了农业资本下乡，农业生产无法规模化，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粮食生产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承包经营权分置为两权，扩展了农民的权利，农民可以将土地使用权流转获得地租，也保护了耕作者的权利，让其有稳定经营的预期，放心进行长期投资。长远来看，非本集体的经营主体可以获得多个承包人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提升，较之前有不小的进步。

　　但三权分置只是一个过渡政策，在部分解决经营者的稳定耕作预期的同时，对作为承包人的农民的权利考虑得远不周全。我们应当明确，城市化到今天，农地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农民获得糊口的收入来源变成农民的财产。但现有的承包权设计更多是基于农民身份的福利配济，而不是一种财产。

　　首先，承包权的获得和转让依赖于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承包农户转让或退出土地承包权，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并经农民集体同意。承包权的身份属性极大限制了农民的财产权利，抑制了财产的交易价格。农地是农民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无法卖出好价格，无法成为农民进城的第一桶金，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障碍。

　　其次，农民在承包期的经营权是完整的，享有不被调整、不因在小城镇落户而被剥夺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在承包期结束以后无法继承，承包期结束前离开村集体在城里落户的话，将无法再次获得承包权，财产直接归零，这也成为农民在城里落户的顾虑。

　　与城市居民房产的可继承可无限制转让相比，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还是受到严重限制的，有必要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