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刘尚希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主办的“2020小康元年”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加码，部分行业和企业为何获得感较低？这是因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遇到较大困难，企业各种成本的上升快于减税降费带来的支撑。企业转型升级本身就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中美贸易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叠加，成本上升速度相当快，导致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减税降费是一个缓解的措施，但最根本的办法还得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解决问题。
刘尚希认为，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十四五”规划要设定相应目标，给老百姓清晰的预期。但从长期来看，收入增长还得来自于经济发展。中国既存在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也存在有购买力但市场上缺乏合适的商品和服务的情况。目前供给质量无法适应消费升级，市场对高品质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也发生改变，例如居民对教育、健康、养老等需求增加。需求与供给从长期看是相互循环的，需求的满足需要供给及时响应，两者之间形成正向反馈，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因此，减税降费是缓解措施，最根本的办法还得全面深化供给侧改革。
在刘尚希看来，导致目前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响应机制出现问题。消费升级了，但供给跟不上，这既有市场竞争不公平带来的问题，还有政府管理没有跟上的问题，没有及时制定新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他认为，高质量的供给需要创新，这意味着知识产权非常重要。此前，一旦企业有创新，另一家企业立马会模仿，创新的企业挣不到钱，创新积极性也会降低，因此市场上多是中低档的商品和服务，加上内外部不确定性叠加，对于企业来说，目前创新尤其艰难。而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实现机会均等。首先要缩小能力的差距，加大职业教育等；其次要通过社会改革，改革编制内外、本地人和外地人等身份制度带来的不平等。要实现教育、健康、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方面正是财政政策可以发力的领域。财政政策要转向以人为本的逻辑，更多在公共服务上下功夫。这方面的公共消费会转化成人力资本，可以看成是人口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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