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9年，新中国走过了70年历程，在这70年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如何看待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人们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人以前30年的物价稳定等来否定后40年的改革开放；有人则以后4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来指责前30年经济发展的“老牛破车”。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最远、走到最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来分析一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看它们是怎样互相联系、又怎样相互区别的，这无论从统一人们的认识、还是指导当前经济的实践，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建初期30年，生产力的曲折发展
（一）旧中国留下来的生产力状况
1.旧中国留下来的先进生产力只有10%。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来的生产力状况怎样？根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反映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只有10%左右。反映陈旧的、与古代社会没有多大区别的落后生产力高占90%左右，这就是分散的农业经济和个体经济。而这10%的现代工业中，最大最主要的资本又都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对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就是旧中国留下来的生产力现状。
旧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就是“洋”的世界：身上做衣用的料叫“洋布”、脚上穿的鞋叫“洋鞋”、穿的袜叫“洋袜”；室内灯点的油，叫“洋油”；点火用的火柴叫“洋火”；修修补补用的丁叫“洋丁”。可说是“洋”主宰着人民生活的一切。“洋”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旧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2.生产力水平低对经济建设带来更多的困难。生产力水平低，反映在人们知识上，就是文化水平低。解放前，全国人民80%以上是文盲。这对新中国的建设，带来更多的困难。因为文化程度低，就见不多、识不广，思想中形成了固有的封闭思想。具体表现在“三个力”上：
一是天生的守旧力。他们认为现在的生产方式、使用工具，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做的，不能改变、也不应改变，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如此。在中国，农民中这种思想最集中。有这种思想的人，安于现状，极端保守，成为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阻力。
二是对创新的顽固抵制力。有守旧思想的人，他自己不思变、不想变，却要反对人家的变。当一种新事物出来后，不是满腔热情的加以支持，而是吹毛求疵地加以指责。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还是原来的一套最是。
三是对新事物的贯彻有极大的反抗力。当一种新事物、新设备、新工艺出来后，他们不是从“新”着眼，去爱护它、维护它。提建议、想办法，去改进它、完善它。从创新的发展大势思考问题，热情加以支持，设法加以完善，大力加以推广。而是专门在“鸡蛋里挑骨头”，千方百计要把新事物扼煞在摇篮之中。
（二）对生产关系的三次大变革
1.对旧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是通过下面两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农村的土地改革，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1950年6月，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从这年开始，全国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实行依靠贫雇民，团结中农，孤立富农的政策，有步骤有分别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到1952年8月，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4600多万公顷的土地。
在此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1954年，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已达993.1万个，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是城市的所有制革命，释放了新的生产力。在城市中，随着解放区的推进，逐步没收了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邮政、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并通过民主管理等多项改革，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到1949年底，共没收的工业企业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多人。在全国大型工业产值中，社会主义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已达40%。把官僚资本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人从原来的雇佣劳动者，变为企业的、社会的主人。
由于进行了上述改革，工人、农民积极性的调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短短3年时间，使遭受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
2.对新生产关系的完善，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从1953到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除了从苏联引进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以外，在生产关系上主要抓“三大”改造，进一步完善所有制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是改造个体农民。就是把分散的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发展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前后，在农村已普遍成立了初级社。从1956年起，掀起了农村由低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高潮。到1956年3月，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已达6000万户，到年底则达到10742万户，已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
二是改造个体手工业。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是“一五”时期又一重要任务。对个体手工业者的改造，虽早在“一五”时期前就开始进行。但那时，是个别的、分散的。1953年起的改造则与此不同。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公布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个体经济的改造才大大加快。到1956年6月底，全国组织起来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到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成员已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1.7%，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产值已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92.9%。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严格说，早在1949年解放后就开始的，只不过与“一五”时期改造不同。那时实行的是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可以说是对私改造的第一阶段。“一五”时期的对私改造，则与此不同。这个阶段的改造，其实是要消灭私营工商业。开始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后来成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在这三大改造中，虽有某些不足，或是现在有人说，“改早了、改快了……”。而从当时的广大农民、工人、店员来说，翻身感十分强烈，从原来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土地、企业、商店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一下子爆发出来，搞生产浑身是劲，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1953-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8%，快于同期主要国家：苏联11.6%、美国3.6%、英国3.6%、西德10.1%、法国7.9%、日本15.0%。
3.“拔苗式”建立超前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发展欲速而不达。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时期，“大跃进”和“文革十年”。
（1）“大跃进”使生产力不进反退。1958年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照理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经验，第二个五年计划应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更好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毛病就出在急于求成，认为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完善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那末，能否人为建立一种超前的生产关系——如“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对于这种幻想，我国真有一段时间实践过，教训极为深刻。
建立超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其主要标志，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急于过渡。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要建立比原来合作社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即人民公社所有制。1952年成立初级社时，公有化程度约为20户人家左右。农民比较适应。组织人民公社，公有化范围就大大扩大了，大多以一个乡或一个镇为单位，公有化程度一下子扩大到上万户、甚至几万户的范围。公有化程度一下子扩大到这样大，广大农民就显得很不适应，出现了“砍树”“杀猪”“共产”等不正常情况。同时，还割了农民小私有的尾巴，如取消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在城市，掀起了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浪潮。
二是反映在分配上，否定按劳分配，否认穷富差别。在城市大多工商企业，取消了加班工资、否定了奖励制度。把计件工资制改为固定收入的月工资。在农村，表现更为严重。几乎每个公社取消了评工计分和奖励制度，把过去按时计分、按量计分制度，变成为“大概计分”、或男女劳力“固定计分”，如男的为10分、女的为7分。
结果怎样呢？打击了农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使生产力发展大受影响。据1958-1962年统计，社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0.4%，农业净产值年平均下降5.9%，国民收入年平均下降3.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下降4.7%，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2%……。使国家和人民全面进入困难时期。
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才使生产力重发生机。
（2）“文革十年”生产力先退后进。1966年，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生产力发展又一次受到严重阻挠。“大跃进”与“文革”虽不能相提并论，但在超前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点上有相似之处。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其目的就是要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后来虽被毛泽东否定。但“四人帮”极“左”思想的泛滥，仍流毒于经济建设各个方面。
从1966到1968年的3年中，由于每年受冲击的程度有所不同，因而各年受损程度有差别。1966年，主要冲击在第四季度，因此，全年经济还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缩小。1967和1968两年，由于受文革的全面冲击，经济损失较大。1967年，国民经济全面下降，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工农业总产值2104亿元，仅完成计划的80.2%，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中下降最多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仅2015亿元，其他工农业产品也大幅减产：粮食减产4%、棉布减产2%、钢铁减产12%、发电量减产7.5% ……
1971年进入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期内，虽然政治事件不断，但由于全国人民，从干部到群众对极“左”思潮的厌恶，要求恢复生产、把经济搞上去的热情十分强烈，所以总观“文革”这10年，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8.7%。其中，农业增长4%，工业增长10.4%。
（三）科学评价30年的成败
现在，有些人为突出改革开放后40年的成绩，把前30年说得一无是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说，前30年中，如果没有各项政治运动的冲击，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成绩。但尽管如此，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前30年不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农业的“四化”已有相当规模 。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旧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农业生产几乎全靠人力畜力，谈不上有什么机械化。全国解放以后，农业机械化才逐步发展起来。1952年时，机械化面积只占全国耕地的0.1%，到1981年上升到37%。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到1981年达到21359万马力。农业水利化成绩巨大。据1981年统计，全国灌溉面积达4457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5%，到1980年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达2326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3.4%。农业电气化进展很快。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造，走的是先机械化后电气化的路。1952年，还没有农业用电记录，直到1957年，每公顷用电才1.3度。到1965年达到35.8度，增长了30多倍。到1977年，达到223.6度，又增长了近8倍。农业化肥化是个需要研究的新问题。我国化肥用量（按100%有效成分计算）。1952年，每公顷耕地施用量仅为0.7公斤，1977年以后，化肥用量每公顷增到65.3公斤，1981年又增到134公斤。
2.完整工业体系已初步建立。一是部门比较齐全。有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纺织、食品、造纸和建筑材料工业等。经过几次调整，轻重结构也比较合理。1981年与1949年相比，重工业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为1981的48.6%，轻工业比重自73.6%下降为51.4%。二是地区分布合理。旧中国的工业生产，不仅基础薄弱，而且在工业的布局上也深深地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经过30年的不断调整，到1978年，中国工业布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沿线工业区，辽中、辽南工业区和北京、天津、唐山工业区。这些地区已成为具有技术先进、效率较高、效益较好的示范区。
3.形成了一支较为强大的科研队伍。旧中国既是个经济贫国，也是一个科技贫国。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超过500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新中国成立后，大抓科学技术，科技队伍得到很大发展。中国科学院，到1978年已发展到3万人。并在上海、南京、合肥、西安、广州、武汉、成都、兰州、昆明、沈阳、长春等重要科学研究基地设有分院。为了促使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新疆自治区也设有分院。
除了中国科学院系列的科研人员以外，各产业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队伍。高等学校中的科研人员，又是一支重要力量。据统计，1981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总数为571万人（高等学校毕业的约占40%）。在全部科学技术人员中，相当于教授、副教授的高级人才有4万人，相当于讲师的中级人材接近50万人。其中，妇女占三分之一。
二、改革开放40年，生产力的持续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绩？原因有三：
（一）明确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发展生产力成了主要任务
这一思想的树立，起了两个关键性的作用：
1.从干部到群众扫除了阻碍改革的思想障碍。在前30年中，全党的中心工作是政治、是抓阶级斗争，经济工作是第二位的。所以那时许多干部，一面在做经济工作，一面又小心翼翼，生怕犯政治意识不到位的错误；一面在抓完成生产任务，一面又在看上级领导的脸色，怕犯“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总之，那时在抓经济、或抓生产，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小心又小心。试想，在这样的心态下，怎能把生产力提高上去呢？当然不能！现在，明确全党的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成了第一要务，使广大干部、甚至广大群众，可以一心一意抓经济，理直气壮抓生产了。改革开放，既然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就能大胆而果断地抓改革开放了。
2.保证历代中央领导政策的连续性，促使生产力的稳定、持续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所以能持续高速发展，这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四代领导，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点上，政策的连续性是分不开的。如果每一届中央领导，各自搞一个中心，情况就不一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路线，并指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其中心要务也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也是要更好地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这点上说，是更明确、更科学、更集中了。
四代党中央领导，虽然各代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任务，而在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上，不仅是完全一致，而且一代比一代更科学、更具体，这才使生产力持续而高速发展有了可靠保证。
（二）市场经济的确立，为生产要素流动扩大了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生产要素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着生产要素作用的大小。生产要素是发展生产力的原动力，要使生产力发展得快，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要素的质与量，生产要素的质好、量多，生产力发展就快；二是生产要素活动的空间。它被关在“亭子间”里活动，它发挥的作用，充其量就是“亭子间”那么大；如把它放在太平洋上，它发挥的作用就比亭子间大多了。
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生产要素很少，只有全民和集体两支力量，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后，许多禁区被打破：个体经济起来了，私营经济起来了、外资也逐步进来了……。生产要素增多了，生产力发展当然比过去快多了。但再要发展却受阻了，因为活动空间太小，许多活动受到计划经济笼子的阻碍。实践要求打破这个笼子，建立新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或说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三）自觉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释放了新的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经济新制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如一支作战部队的战斗。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取决于武器的装备、组织的严密、士气的高低、指挥的正确等。当这些条件在同样的情况下，就取决于部队人数的多少。部队人数增加，战斗力就增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类似这种情况。当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生产力要发展，就取决于发展生产力要素的多少。要素多，发展快；要素少，发展就慢。1978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有多少发展生产力的要素呢？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全民所有制，另一支是集体所有制。残存的个体所有制已处于逐步被淘汰之中。公有制主宰一切，是当时我国的经济制度。
这样的经济制度，要使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行不行？实践证明，难以胜任。一是力量太弱。二是绳索太多，困住了这两种所有制的手脚，使它们难以发挥更多的作用。要促使生产力有较快的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通过改革，解绳索；通过开放，增添新的生产要素。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此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认识建立起来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非公经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使非公经济有了一席之地，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报告中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说，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从个体、私营经济的逐步发展、地位的逐步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全形成，前后大概化了近20年的时间。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三大作用：
第一，有利于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对非公经济来说，好似吃了一颗定心丸。以前党的决议或政策中，虽然说了要发展非公经济，但他们的心里总还不那么踏实，怕政策什么时候有变，因此总是要走一步、看一看，再走一步……现在可以大着胆子往前走了，因而有利于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有利于加固对生产力的发展。当公有制与私有制、或说非公经济没有联成一体的情况下，不同所有制之间，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矛盾和争斗：我防你吃了我，我防你挖了我，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一些不协调、不配合的声音或动作，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明确公有制、私有制，或说非公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一员，基本经济制度成了它们的一个大宅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样有利于它们协力同心，把生产力促上去。
第三，有利于持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要求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这样才能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要求生产力能持续高速地发展。私有经济、或说非公经济是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只有它们锐气不减、能勇往直前，才能确保生产力的持续、高速发展。怎样使私有经济、或说非公经济做到这一点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私有制经济、或说非公经济安下心来，摘下了“近视镜”，有了长远发展的打算。因为在他们看来，政策上说的东西有用，但时间难保、什么时候要变就变，因为政策是因时因地而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与此不同，它是时代的产物，要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是十几代人、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的事，这样就有利于他们作长期作战的准备，促进生产力的持久发展。
三、辩证认识“两个时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
（一）前30年虽有教训，但为后40年的经济发展起了“双借”的作用
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时期概括起来，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变革生产关系，革所有制的命。首先是革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外国买办的私有制的命，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是革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私有制的命，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是搞经济建设，到1980年，共搞了五个“五年计划”。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58年掀起的3年大跃进，二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有人就抓住这两件事，全面否定了前30年经济建设的成就。说什么，那时不是搞建设、而是搞整人。有的则以前30年的物价稳定、治安较好，来否定后40年所取得的成绩。这种说法和思想是不对的、错误的。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又说：“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习总书记的这段话，清楚地向我们指出，后40年的改革开放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走过来的，如果没有前30年两方面的经验，也不可能使改革开放顺利推进。那么，前30年为后40年的顺利推进起了哪些作用呢？概括起来，至少起了“两借”的作用：一是“借力”，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条件。如农业的“四化”建设，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拥有一支较强的科技队伍等，为后来农业的发展、工业的现代化都提供了很好物质条件；二是“借鉴”，为后来的建设提供了经验教训。人的认识不是娘胎里带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于社会的实践。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无现成的经验，也无处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摸索实践。在实践中碰鼻了、走了弯路，都是一种探索，都是在实践中探索付出的代价。有了前30年的付出，为后40年的前进提供了经验教训，使后40年的建设能少走弯路，可以大步向前。
（二）后40年发展有自己的创新，根本点在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改革开放后40年，生产力为什么能有如此高速、稳定、持续发展？主要是靠内因，靠自身的实践探索。经验很多，而根本点是在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才有了上述所采取的三大措施。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这个认识是不清楚的，甚至认为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过去发生的“左”的政策和措施，都是由此而来。改革开放后，所以能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它们所建立的理论依据，就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对社会主义处于什么阶段，我们是逐步认识的。虽然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有阶段的问题，但没展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入研究，并提出具体相应的措施，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到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基本经验在哪里？有人认为，主要是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等的三条措施。有人则认为，是认识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都是、又都不是。说是，是因为这两种说法都点到了要害。说都不是，是因为他们没说清这两者的关系。正确的回答，应是：工作中心的转移、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三者是“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皮与毛”，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关系。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导出“中心转移、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三大实践来。
（注释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集体经济》学术咨询顾问。本文参加上海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理论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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