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巨变

    这是一组令浙江人自豪的数字：1978年,浙江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31元，而到1997年达到了10515元,增长了30倍;1978年，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是第12位,而今已经前移到第4位，人口不到全国二十五分之一的浙江省却创造了占全国十六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

    浙江省在20年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这一历史性巨变，是浙江人从实际出发，大胆倡导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果。据统计，在全部工业产值中，1997年浙江省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从5年前的26.4∶61.3∶12.3调整为11.7∶41.2∶47.1。全省已初步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比例“一半对一半”、多种经济成分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兴旺景象。

    浙江的巨变来自于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理论到实践上突破了一系列认识误区，这才推动了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破除“拾遗补缺论”，立“重要组成部分观”。浙江各地在实践中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浙江经济发展中一个活力较强的重要增长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省一大批起步于手工作坊、成长于市场竞争的非公有制企业，经过数年发展，无论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不亚于国有企业，不仅成为本行业的“排头兵”，而且也是一些地方的税利、创汇大户。浙南沿海的偏僻小镇柳市，现已神奇般地成为国内低压电器产品最多、品质最好、销售额最大的地方：2000多家个体私营和股份合作制企业每年销售的低压电器达40多亿元，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一批批低压电器从乡村走向了世界，一年出口创汇3亿多元，居全国首位；过去靠摹仿起家的柳市人如今获得的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安全认证、计量认证和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多达899个，创下全国之最。

    二、破除“水火不相容论”，立“相得益彰观”。在改革实践中，曾经遇到巨大市场冲击的公有制经济在浙江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消亡了，而是通过转换经营机制寻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它们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形成了各走各的“快车道”的发展格局。

    三、破除“既定比例论”，立“辩证比例观”。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初期,许多人担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超过一定比例就会“出问题”。1994年夏天,在浙江省委举办的县市委书记读书会上,省委书记李泽民提出：公有制为主体是宏观的、动态的、发展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可以而且应当有所差别，不能简单地死扣“比例”。浙江省公有制经济成分产出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公有制作为经济主体资产的减少和控制力的下降。改革开放20来,浙江国有工业资产总规模增长了29.8倍,年均增长19.8％。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通信、交通、能源、基础原材料等仍掌握在国有经济手里，上缴中央和各级政府控制的财力也大大增加。

    在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浙江省进一步总结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经验，再次出台文件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规定只要在国家产业政策允许和依法经营的前提下，个体私营经济可以参与各个经济领域的经济活动。省里同时提出，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一种思想解放，而积极的组织、引导和规范同样是一种思想解决。对待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允许发展和加强引导管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一致的，发展是目的，加强引导和管理是手段。

    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低、小、散”等缺陷，浙江省提出了一系列引导和管理的对策。如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在经济投向上利用当地资源和传统工艺，发展种植、养殖等开发性农业；引导城镇个人以资金、房产、技术、劳务等要素投入，发展多种形式的第三产业，特别是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兴办科技企业；引导个体私营企业改进内部经营，变家族式管理为科学化管理等。过去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温州，如今绝大部分个体私营企业走上股份联合的道路。

    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是浙江干部群众正在实践着的又一重大课题。浙江省干部群众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一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使公有制经济的改革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公有制经济多种有效形式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去年以来，各地在不少被视为“敏感领域”的经营者产权问题上开始了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