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总结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原会长杜润生在总结新中国60年合作经济历史时指出，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基础和中央发布的文件的提示，在农村战线上，已经初步形成一些一致观点，那就是：

    （一）社会主义的农业不能只是一个模式。众多的国家，会有多种模式。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不能只是一种模式。我们过去曾把苏联的集体农庄当做惟一的模式。这个模式，即使适应于苏联，未必适合于中国。一律化、单一化、绝对化是错误的。

    （二）在选择社会主义农业的模式时，我们党的领导同群众的选择要尽可能保持一致，但要以群众选择为主。过去是过分强调党的领导，甚至认为让群众选择即放弃党的领导，农民不能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殊不知不经群众选择的东西，最终是站不住脚的。二者要结合起来。要让群众选择，就有一个问题：土改后小私有制普遍化了，农民选择不可能轻易放弃其私有权。因此，要有过渡的中间形式。形式是什么？差不多全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从产前产后服务人手组织合作，是农民最乐于接受的形式。如供应、加工、销售合作，可以暂时不触动所有制，又可把小生产联合成大生产。农民土改后有困难，劳动互助、土地入股，或者今天的公有土地农户承包经营，这类形式也是可以接受的，行得通的。合作化整个说来就是劳动的联合，联合在哪个层次上，可以有许多选择。合作所有制，不一定一律把原有财产合并；也可在小私有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社会所有制。

    （三）搞合作化不能采取政治运动的做法，不能靠政治动员去实现。在经济概念中，生产力又是基础。生产力的要素包括些什么？马克思论述过，他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合作化作为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必须和生产力诸要素相适应。生产力的水平高低，不是看一项两项要素，而是看以上几种要素的综合。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生产关系超过生产力水平太高，也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太高了，高在什么地方呢？高在既然实行公有制就不许保留任何一点私有成分，过早否定私有因素，没有多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商品生产不能发展，只好停留在自然经济。经济运动不是一次性运动，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次改革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于合作制还需要不断完善。

    （四）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相对地说，自然条件对农业更有重要意义。农业不但依赖自然资源，而且还受自然资源的支配。这个认识我们长期没有形成，因此，常常把工厂的集体劳动方式当做在农村也可以搬用的方式。农村生产也要社会化的，但它另有自己的具体形式，不能用办工厂的方式办农场。农场因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更要求农民有应变的能力，因此，要使农民有经营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