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

最近刘国光教授在《经济参考报》撰文提出，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份量。可以第一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演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过渡：

为什么现在就应加大社会公平的份量，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呢?

中国改革之初，各阶层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集团，普遍积极支持改革。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不同利益人群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受益较少，有的甚至受损，对改革支持的积极性也有所变化：各阶层居民对改革都有自己的诉求：比如得益较多的利益集团中有人说：改革必须付出代价，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同时也就有另一种对应的声音说：为什么就是我们，不是你们：对立的情绪可见：我们一直从来都说改革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看近来要强调些公平。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今后要长期强调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正和公平。

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份量，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可是现在也有另一种忧虑，认为现在这样强调社会公平．会不会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担心有些人“刻意渲染”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这样的后果。这种忧虑不是没有来由的，确有人有中国人对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已达极限的说法。我们确实不宜“刻意渲染”收入差距的问题。但是研究者观点不同，估计有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忽视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可能发展为“两极分化”，不应忽视实际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会引发潜在的社会危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一定没有积极意义。

中国改革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  “能以比较宽宏的眼光看待由于工薪，技术专利和资本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人们希望的无非是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并改进运用再分配杠杆适当调剂贫富差距，而决不是想触动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所以强调社会公平谈不上会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使改革开放以来达成的共识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