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工持股会的实践和思考

俞根娣

    1995年，我们浦东商城被市体改委列为上海市首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单

位。在企业组建有限公司过程中，我们以《公司法》为依据，大胆试、大胆闯，以建立多元投资主体为切入点，经上级组织批准，建立了职工持股会，作为一方投资，企业形成了产权多元化新洛局，为加速企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优势，对企业的动力机制、风险机制、约束机制和凝聚机制的形成也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一、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建立职工持股会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我公司职工持股会是依照上海市总工会下发的《关于公司设立职工持股会的若干试行意见》的精神，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首先制订出《上海市浦东商场职工持股会章程》基础上设立的，是公司工会下属从事内部职工持股管理，代表持有内部职工股的职工共同持有公司股份，并代表持股职工行使股东权利，以公司工会社团法人名义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我们感到建立职工持股会对企业制度带来深刻变革，对推动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我公司前身是一家具有36年经营史的老国有商业企业。企业的资本金60年开业时仅20多万元，三十年中一直未增加过。直到1991年底企业资本金入不敷出，被福利基金所吞没。1992年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在商业“六自主”改革中重新崛起。改革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资本金逐年快速上升，到1994年已达到600万元。1995年7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后，我们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企业历史沿革和现状，认识到建立职工持股会这种崭新的形式，既可以吸引职工投资，扩大再生产、壮大企业经济实力，又能为建立新的多元投资主体增加充满活力的新来源。不仅符合改革方向，也是企业制度创新的经济载体。通过反复酝酿和再三斟酌，在有关上级部门的积极支持指导下，我们积极认真地进行了职工持股的尝试和探索，经过按规范程序操作，职工持股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使企业资本金一下子增加到2100万元，其中国有资本84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40％，职工持股会资本672万元，占32％，外来法人资本588万元，占28％。转制头半年利润同比上升173．4％，资本收益率14％，资产负债率由改制前85％下降到70％；1996年上半年实现销售1．53亿元，同比增长12％，利润408万元，相等于1995年全年利润水平，资产收益率达18％，资产负债率比年初再下降四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企业转制取得的成功和效应，也是新体制作用和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形成合力得到的充分显示。其中建立职工持股会这种有效形式，把企业与职工的命运和利益紧紧栓在一起，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1．新的投资主体为企业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职工持股会是企业职工自愿将自己平时的劳动积攒投入到企业，形成一个独特的投资主体。就其本身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占有限公司全部资本32％比例的资本金，是由职工出资的，这就充分证明职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对改革的参与度的有效性，同时，那么多的资金投入到企业，无疑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二是通过持股会的建立，促进机制转换，职工与企业形成了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新机制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生产者，包括各个岗位的成员均会不由自主地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积极主动地维护企业利益，使推动企业发展变为公众的自觉要求和行为，

    2．职工出资持股，形成“双重身份”，落实“双重”责任，强化了主人翁意识。

    建立职工持股会，职工出资持股成为“股东”，职工不仅是劳动力所有者，而且是生产

资料所有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确立，使职工创造力、责任感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彻底改变了过去职工与企业资产无产权关联的油水分离状态，唤醒了职工主人翁意

识和产权意识。持股职工除工资收入外，还可以通过分红利得到资产增值中的一部分。因此，职工对企业资产营运的关切度、风险意识与日俱增。这样，为提高企业资产的营运效益和保值增值提供了可靠保障。

    3．建立职工持股会，确立了职工主人翁政治地位。

    职工持股会的建立，企业资产中32％的比例是持股职工参与投资的，企业资产保值增值与持股职工经济利益密不可分，这就不仅明确了职工与企业的经济关系，而且使主人翁地位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托。持股职工不仅是以劳动者的身份而且是以企业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在各自岗位上，并且他们中的代表能够名正言顺参加公司高层治理机构，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从而使职工在企业中主人翁政治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

    二、认真组建职工持股会，在探索中逐步形成规范的运作机制

    对国有企业而言，建立职工持股会是一项崭新的尝试，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在指导思想明确的前提下，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职工持股会，逐步形成规范的运作机制。

    1、组建职工持股会，塑造新的投资主体。

    在组建职工持股会工作启动之前，党政工作班子认真反复作了研究，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分阶段实施的具体安排。首先，从抓宣传教育开始。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宣传，分八个专题详细阐述了持股会等事宜，层层发动，细致深入地宣传，让全体职工了解什么是职工持股会，为什么要建立职工持股会，建立职工持股会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等基本问题，为他们转变观念，增强主人翁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操作步骤规范严密。对职工持股与否完全采取自愿原则，绝无半点勉强之意，并发下表格，要求每个职工认真填写，明确表示自己参加与否的态度，并签名作证。再次，进行全面测算，按照不同岗位适当体现差距，对愿意参股职工下达出资额度。与此同时，组建职工持股会的组织工作、持股会章程起草等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经过自上而下推荐，民主产生了持股职工代表，进而又推出了持股会理事候选人名单．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持股职工总数达到职工总数80％以上，圆满地实现了持股总额672万元预定目标。并于1995年6月20日召开了一届一次持股职工代表大会，标志着职工持股会工作进入正常运转的轨道。

    2．健全组织管理机构，体现职工主人翁地位和参与管理权力。

    组建职工持股会仅仅是第一步。为了使职工投入企业的资本能够在企业转制后实现增值目标，健全组织管理机构、委派代表进入公司高层治理机构、直接参与对资产运营的监控与管理也是非常必要的组织措施。

    一届一次持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1995年7月11日召开了一届二次持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上海市浦东商场有限公司持股会章程”，表决通过持股会理事长、持股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选派职工持股会副理事长进入董事会。建立职工董事、监事制度是职工参与公司决策和监督，反映职工意志和愿望的一种实现形式和途径，也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客观要求。职工持股会主要领导进入高层班子，参与决策与监督，使持股职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了组织保障，也能够直接体现职工主人翁地位和参与管理权力。

    3．坚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不断增强持股职工主人翁责任感。

    在组建职工持股会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自愿入股”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两条基本原则，不承诺职工出资的回报率有多少。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投资回报率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它只能随公司的效益按同股同利原则设定，不能只讲“利益共享”，相反，需要强调风险意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出资参股，首先是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自身的责任感，其次才是要得到一定的回报，而回报又必须建立在企业的发展、效益的不断提高之上的。转制头半年，企业取得了较好效益，企业资产实现了增值保值，年资本收益率达14％，除公积金、公益金外，持股会分配所得红利达70万元，通过职工持股会理事会制定了红利分配方案，并经一届三次持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红利发到每个持股职工手中，使大家初步尝到了“利益共享”的甜头，进一步增强了对企业前景的信心。

    三、在新体制下发挥职工持股会作用的实践和思考

    我们公司自前年七月实现转制迄今已二年多了。职工持股会在不断探索中已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运行机制，在多元投资新格局中，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初步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成为企业新优势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有效地发挥职工持股会作用，我们作了初步尝试，取得了一定收获。

    1．有利于扩大企业资本金，增强了企业发展改造的后劲。企业转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资产结构优化，企业的资本金明显增大，我公司转制前国有资产仅600万元，转制后吸股增量一下子上升为2100万元，为企业改造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2．企业内部形成了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各级责任意识明显增强，

    职工持股会的建立，使企业的各级经营者、管理人员和每个员工牢固确立“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建立健全了规范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权责明确，责任到人，层层落实，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内部约束机制。譬如1996年上半年公司相继修订和完善了人、财、物管理的几十项管理制度，逐步试行内部价格(房租、水、电费等)市场化，经济责任逐级落实，年初，各分公司经理与公司总经理签订的责任书中写明：到年底完不成指标就引咎辞职。特别是公司上下一切工作紧紧围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企业的资产经营目标非常明确，上至总经理下到每个员工，都明白自己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企业形成了团结敬业、勤奋向上的氛围。

    3．分配形式多元化，强化了激励机制的效能。职工持股会的建立，使分配形式呈多元化形态。职工的收入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工资、奖金、津贴等形式，他们既有按劳分配所得的—块，又增加了按资分配所得的新一块。持股职工“双重身份”得到“双份收益”，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真正发挥了有效作用，因而使职工主人翁地位真正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落实。

    (摘自《上海体改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