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的上海集体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情况回忆

葛修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策的变化，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0多万人从黑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地陆续回沪，一度在外滩市政府门口日夜静坐，要工作、要吃饭。在这样的紧要情况下，市委、市府决定，成立市集体事业办公室，用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解决这个社会和政治问题。1979年上半年我自市工商局调入“市集体办”，任秘书处处长，从事情况调查、政策研究，直到1988年离休。1990年市委研究室成立有关地区集体工业的课题组，我被市委研究室回聘一年，任课题组副组长，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现将这一阶段，即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所经历或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回忆整理如下。

一、安排知青就业，稳定社会秩序，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在市委决策和领导下，当时采取如下政策措施，迅速安排40多万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就业，以稳定社会秩序。

1. 在各区(县)和街道(镇)领导下，动员街道工厂内17万名“老阿姨”退休回家，同时安排19万名知青进去劳动就业。

2. 在市各专业局的领导下，划出一部分分散零星厂房，由国有厂一些干部、技术人员带队，成立“新集体厂”，按照“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安排本系统职工子女劳动就业。在纺织、化工、冶金、核发电等20多个专业局下，成立600多个“新集体厂”，安排知青13万人。

3. 针对当时“吃饭难”、“修配难”等社会上“几难”，由街道里弄组织知青和社会闲散人员“重建合作社”，如小饭店、点心店、豆腐坊、打包托运社、旅行社、修配店、小加工厂等合作社、合作小组，安排3万人，缓解社会上“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做”这对矛盾。目前的春秋旅行社、华生化工厂等就是合作社起家的。

4. 有条件的单位，允许“子女顶替”。

通过上述的四项政策措施，在一年左右时间内，为40多万回沪知青落实了劳动就业。

与此同时，为使退休者放心、就业者安心，在劳动、财税部门的支持下，按照“低标准、广复盖”原则，在本市集体企业中，迅速建立三项配套的制度。一是集体企业职工“退休制度”，由各企业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提取一定比例的退休金，按统一规定的标准发放。二是在职职工“固定的月工资制”(即“三三一条龙”，每月发工资33元、36元、39元直到54元不等)，废止了“做一天发7角8分等，不做没有”的里弄生产组对“老阿姨”生活补贴办法。三是“个人劳保制度”。不论退休的在职的，本人医药费由本单位福利金中全额报销(同国有企业职工的“大劳保”即家属劳保有别)。这三项制度的迅速建立，对安排知青就业促进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采取多项改革措施，逐步搞活集体经济

这批集体企业的职工队伍是全新的，比较年轻，能吃苦耐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是不论条条还是块块，其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还是老办法老机制，即业务上统一安排，财务上统收统支，人员上统一调配，干部由上级任免，因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十分严重，职工积极性不高，企业活力不强。为此，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

1. “下放”(应解读为“归还”)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生产经营什么、生产经营多少，由主管单位的统一安排，逐步改为由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自找门路，自主决策。

2. 实行利润留成以至经营承包。企业自身利益，同生产经营效益挂钩，由企业盈利全额上交，亏损补贴逐步改为企业盈利可留成一定比例或者承包的办法，让企业之间开始拉开差距。

3. 搞活职工分配。逐步对职工实行奖金制度，奖金水平逐步同职工的岗位贡献和企业效益挂钩浮动，敢于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以促进多劳多得，增产节约，承揽业务，技术开展，广开门路。

4. 鼓励新产品开发。由原来只是同大工业协作加工逐步鼓励开拓直接面向市场的新产品。以后借鉴日本经验，开展“一厂一品”避免趋同化，形成各自特色。各种服装鞋帽、电风扇、收音机、收录机、变压器、电视机、洗衣机、小火表以及各色日用小商品在集体企业中逐渐涌现出来。

5. 从定期展销，拓展销售渠道入手，走向全国市场。除市集体办自身成立供销经理部外，各区、局也纷纷在本外地举办展销会，以展示产品，承揽订单，开展贸易，活跃市场。

6. 在地区生活服务一块，如街道食堂、服务站、托幼事业等也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场地优势，开发食堂对外营业，利用人防设施开办小旅馆，丰富学前教育等。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下，上海的集体经济逐步活跃和发展起来，知青的活力、智力和积极性、主动性开始发挥了出来。有两组统计数字可资说明：(一)上海地区工业(即原街道工业的改称)1989年同1978年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0.2倍，年均递增23.5％；利润增长2.4倍，平均递增8.2％；税收增长3.9倍，人均工资增长4.2倍。(二)全市集体工业总产值(含地区工业、局属集体工业、农村乡镇工业等之和)1985年为168.12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8.8％增长为1985年的16％。

三、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三资”企业

80年代初，我在各外贸公司调研时，发觉市抽纱进出口公司握有美国绣花窗帘大量订单并可协助引进日本电脑编花机，急需落实生产基地。当时，杨浦区集管局有一批新建的标准厂房。为此，我介绍杨浦区集管局局长同该进出口公司直接见面洽谈，当场决定拨出新厂房成立外贸部门联营的苏艺绣品厂，成为专销美国市场的远东最大绣花窗帘基地。在这基础上，杨浦区进一步同外贸部门扩大协作，建立床上用品、服装、鞋帽等一系列“家纺出口基地”。1989年杨浦区出口2．34亿元，占区工业总值的56．6％，成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

与此同时，各区还积极引进外资。据1989年统计，本市地区工业中已有36家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1．1亿元，多数产品返销国外。其中仅静安区就拥有10家外资企业。

四、率先建立旅游休假制度，提高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地位

1983年我们会同6个工业局“集体办”去浙江新安江发电厂和苏州附近的望亭发电厂，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和闲置的宾馆旅游休假基地，组织分批分期前往旅游休假。接着地区工业也在富阳、杭州等地建立旅游休假基地。不少集体企业职工激动得流泪，自豪地说：“现在国有大厂都没有旅游休假制度而我们集体小厂率先建立，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回去后要更好地发挥主人翁作用，将生产搞得更好!”。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和大厂也尝到了“甜头”，使旅游资源得以进一步开发，早在80年代起成为社会热点。

五、率先发行股票，促进证券市场的形成

80年代中期，仪表局大集体企业“飞乐”公司和静安区“延中”街道工业公司这两家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公开发行股票。市民日夜排队争购这两家企业的股票．并在竞争中形成市场及其市价的浮动。这促进了上海经中央批准建立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企业经济激活存量资产、集聚增量资产，还为广大股民盘活了个人财富，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阵地。

六、试办“街道信用合作社”，活跃了本市的金融市场

1985年南市区豫园等街道未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自发组成“街道信用合作社”，向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募集闲散资金投资入股，再按国家规定的利率向中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调剂余缺，发挥很好效果。由于政策性很强，我们会同几个区有关负责同志赴天津等地交流情况和经验。回沪后由点到面，进一步铺开，各区产生了近百家街道信用合作社。以后市人民银行全部收去归口管理，组成由人民银行领导下上海街道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并进一步改组为现在的“上海银行”。

七、率先探索集体企业的深化改革，形成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制度

1988年我离休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支持19名青年职工摔掉了原来的铁饭碗，共同出资5万元，办起了市区第一家股份合作制工业企业——上海主人印刷厂，试图解决企业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即产权制度。从前几年改革实践经验看，企业的小改小革难以从根本上激发活力，要探索在公有制实现形式即财产关系方面使职工个人利益同企业命运产生内在的血肉联系。并且在六个方面进行配套改革：一是人员自愿组合，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二是资本职工自筹，按股共有并由集体占有、使用和支配；三是分配全部搞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按岗位贡献和企业整体效益挂钩浮动；四是积累集体支配，建立每人“资本帐户”，年终税后盈利大部分记帐入户，按份共有，一部分作股金分红，还有一部分作为集体积累共同共有；五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六是经营独立自主，依法服从行政管理，不需要有上级主管单位。改革试点激发了企业的强劲活力。这家小厂的改革也激起了社会上姓“资”姓“私”的争论。新华社上海分社以这家厂所有制性质之争为题，以《内部清样》形式直报中央领导。市有关部门在清理“假集体”中，将它划为个人合伙的私营企业，并不再换发新的营业执照，因而试点濒临破产。这时我以市人大代表名义向朱镕基市长直接写信，要求让主人印刷厂继续改革试点。朱镕基市长于1990年12月2日批示：“请体改办会同经委下去调查，提出意见报市府审批。这个印刷厂不要当‘假集体’清掉了，可以继续试点，办法可研究修改”。改革试点终于起死回生。市体改办调查后表示支持并下达《上海市城镇集体实行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不久，新办的股份合作制和原来的集体企业国有小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一度发展为1．5万家，职工股东28万人。党的十五大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八、街道工厂职工养老保险纳入了全市退休统筹基金

1992年市劳动局筹划各行各业养老金一律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纳，并进行全市统筹。唯独街道工业一块必须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35％缴纳，使困难最大的街道工业反而负担最重，有失社会公允。为此，在1993年市人大代表大会上，我草拟了要求街道工业也按25．5％缴纳的全市统一比例进行交纳。提案送请六个区的区长（人大代表）进行签字会同向大会提出。在市人大、市政府的支持下，街道工业缴纳比例改为25．5％。当时街道工业有15万在职职工和25万退休职工，共约40余万人，全部纳入市的统筹范围，完美了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