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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公有制经济理论献出爱心
发行时间:2012-12-20
网站编辑:黄文忠
来源:研究所

为研究公有制经济理论献出爱心

黄文忠

  我爱写经济学论文,1965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发表297篇论文。参加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九年来,所撰写的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论文,有6篇荣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委宣传部颁发的奖励,有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录,有2篇被《报刊文摘》、《中国改革报》、《新疆日报》等摘登,有1篇(合作)的基本观点被中宣部编写出版的《六个为什么》一书收录,有10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这里谈谈论文获奖后的个人感受。

  (一) 撰写论文是一项复杂程度较高的脑力劳动,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如果说,画家的头脑里都是线条和色彩,音乐家的头脑里都是线谱和音乐,老法师的头脑里都是经典,那么经济学家头脑里都是范畴和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句:“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经济理论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以至于数学家总是会说经济学比数学还要难。

  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观察和思考。自然科学家牛顿从“苹果落地”现象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社会科学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现象。对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生活中处处有经济问题,可以捕捉来加以研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家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现象,诸如“裙边效应”、“口红效应”、“破窗效应”、“蝴蝶效应”、“男性内裤效应”等等。因此要跟踪研究,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年年月月,坚持不懈;不吹牛、不浮躁。平时看书读报、看电视听广播、欣赏文艺作品,都可以同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挂钩:透视现象、搜集例子、整理数据,寻找方法等。近年,哲学家发现了“座位哲学”,历史学家发现了“潜规则”。经济学家当然可以研究发生在身边的经济问题,我自己还撰写了有关红包现象、贿赂现象、署名现象、容貌歧视现象等的政治经济学系列论文。从裙子长短、鞋跟高低现象中可以判断社会开放程度。人们会留意到:美女收入比姿色较差的女性要高出15%,而且不会下岗。这种现象就是容貌歧视。据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好的容貌,抵得上一年半学历。需要警惕的是容貌歧视被用来制造腐败。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轻视知识、轻视理论、轻视知识劳动者的反常现象,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值得关注。有些大学生学历越来越高但读书越来越少;一些善于吹牛拍马的心术不正之徒往往受到青睐,相反的埋头苦干者被看作傻瓜;有人对2011年中国市场作过这样的描述:“升值最快的是官位、墓地和二奶,贬值最快的是知识、文凭和职称。”在读书无用、知识贬值之类“文革”遗毒沉渣泛起的当下,以至研究员的退休金比科级干部要低;即使是磨刀师傅的劳动也比写文章来得值钱。一些笑星居然成了大学客座教授。知识贬值的实质就是假文凭打败真文凭。从互联网上下载拼凑应付、捉刀代笔雇用“枪手”现象泛滥成灾;有钱就有学问、官大学问也大、当了官就不再写文章成为理所当然。稿费标准在持续下滑,论文的奖金数量在递减。

  在撰写论文投入大、产出小,稿酬还不够买方便面充饥,写文章得益远不如捡废品的情况下,不仅是愿意而且是乐意潜心钻研理论问题,连续撰写系列有关公有制方面的论文,的确是我的一种爱好和追求。这里不存在按劳分配。

  几年来我谢绝了上海、浙江工作单位的聘用邀请。今年又推脱了两本杂志的有偿审阅工作。剩下的是3个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会,都是尽义务的。对事业的真诚追求,是无法用金钱加以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价值规律所能解释的,是商业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做学问决不能被价值规律牵着鼻子走,滑向商场。

  坚持理论追求,保持事业心,需要有不计较钱多钱少的心态。这方面马克思是学习的好榜样。马克思花了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所得稿费还不够买雪茄烟,据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回忆,更准确的讲是还不够买点烟用的火柴。按照马克思的才华,要在当时政府机关谋个差事是很容易的。但是,马克思无怨无悔,宁可过艰苦的日子,也要写出“工人阶级的圣经”。商品都有价格,有的古董文物价值连城。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真正是无价之宝!今天全世界光是靠马克思吃饭的人就有多少!

  孙冶方和于光远两个著名经济学家做学问的故事同样值得学习。孙冶方,这位被称为“二十八个半”成员的老革命,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主动要求不做高官而改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风险很大的理论研究工作,担任所长以后曾经三度到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考察访问,还受到铁托总统的接见,回国后反复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二十年后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的真知灼见,却遭到从大批判到坐监牢的惩罚。1977年从监牢里回到经济所时所说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的观点没有变。”显示了一个学者革命家伟大的理论勇气。早在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上面派于光远带工作团进驻经济所,任务是整孙冶方。于光远,时任中宣部理论处处长,一个领导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防科工委的“三科”高官,这个“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写下“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先驱者,到经济所以后不但不去惩人,反而和孙冶方讨论起经济理论问题,两个人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这也因此成为于光远“包庇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一条罪状。这段历史典故说明,研究理论问题就是坚持对真理的追求。为了研究理论问题,可以不要高官厚禄,可以不怕牢狱之灾,可以不服从错误指令,可以不怕代人受过。

  当然,好文章总是修改出来的。“落笔成文”,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追求,若要成为现实,一般作者总有距离。杜甫为了一句诗,拈断三根絲。陶渊明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手”,就是反复修改之手。“推敲”一词就是汉代文人为修改诗句相互切磋而流传下来的经典。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文章千古事”,是马虎不得的。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固然是历史的误会,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指责,随着所有“九评”论著已成历史。但是“九评”的写作技巧,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效法。文章里充满了义正词严、嬉笑怒骂、旁征博引。正是中国理论家们高超的写作技巧,让毛泽东战胜了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和胡乔木都是文章高手。毛泽东的文章立意,他的写作技巧,他的用词精当,他的宏观大气,都是值得学习的典范。胡乔木,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秀才、第一写手,新中国建立后党内许多重要文献大多出自其手笔。作为时代的产物,不管观点有多么的“左”味,不管那些载入史册的重要文献有着某些历史的局限,但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结果,是不可否认的高超的写作技巧。没有修改就没有好文章。

  (二) 撰写论文需要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氛围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发表论著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了,“左倾”年代里被人挥舞的两根棍子“白专道路”、“名利思想”失去了市场;而在阶级斗争年代,那些专用“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两根棍子打人的,往往是自己不会写论文,眼睛发红又说不出口的两面派。那些手持棍子的人自己业务上不去,便转向企图搞政治。“文革”前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政治”,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列宁那里就是“经济”,在邓小平那里是“经济建设”,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中是“国家或社会”,学者认为应当是一定的个人或集团借用公民所委托的权力为社会和民众办大事——往往通过手拿帽子、挥舞棍子、专抓辫子、秘密材料装进袋子、编造小报告精密汇报之类整人,成为冤假错案的组成部分。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一篇文章、一首小诗、甚至一句话语,往往都会引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时候写文章是高风险行当。只有“粱效”之类写作组,才会由白变红,由浅红而大红,进而红得发紫,最终紫得发黑。改革开放以来,作者发表论著之前,编辑部对作者的政治审查和征求单位领导意见,也不再会遇到了。

  我们集体经济研究会一贯鼓励会员们大力研究问题、撰写论文,领导没有妒嫉心,没有红眼病,充满了对每一个理论探索者的支持和鼓励,每当看到学术成果就加以转载,以飨广大会员。这里有一个良好的微观环境,以至会员们心情舒畅,乐意探讨和奉献。研究会工作好坏,成绩大小,既不是用钱所能推动的,也不是用金钱堆砌的高度所能衡量的。钱少的研究会,照样成绩斐然。相反,有的占据优质资源的学会,所依附的官方机构贪官污吏接连出现。这个现象值得反思。 

  坚持搞经济研究,我深知有“三个不能辜负”。一是不能够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国家把我保送高中、保送大学,目的是造就专业人才。人才是要通过使用才能回报社会的。二是不能够辜负了当年老师们的教诲和栽培。大学老师告诫:我们的工资当中是包括买书订报所需费用的,因此是不允许把工资吃光的,必须有一部分是用来做学问的。三是不能够辜负了集体经济研究会的期望。老同志推荐我担任副会长,当然是希望我能够在理论探索上有所奉献。

  集体经济研究会又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学术团体。在这里可以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和谐气氛,研究会的领导是富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功力的懂行专家,有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尚品格,平易近人。研究会组织参观考察、调查研究、开展平等讨论,让人感到的确是一个学风正派的学术团体。近年我所获奖的6篇论文都是研究会帮助输送到上海市社联、市委宣传部参与评奖的。而在有的地方,我的确遇到过“卡壳”之类怪事。而我们集体经济研究会恰恰是和谐融洽的,友爱合作的优秀学术团体,没有人会去进行设租、寻租活动。这里有展示才华的舞台,公正公平的环境,唯才是举的机制,平易近人的领导——开展学术活动的良好土壤。每当我发表文章和获奖,有三种人一定很高兴——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的学术团体领导——不仅是高兴,而且是自豪。

  诚然,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不高兴的人总是难免会有的,什么拆台的、诋毁的、破坏的、阻挡的、扼杀的等等,总之是眼睛发红。但是我坚持撰写经济学论文,马克思曾经引用过但丁的诗句用以勉励自己:“走你的路,让人去说吧!”正好可以借用来自我勉励。应当感谢所创造的机遇,是机遇让我写出了多篇获奖论文。

  (三) 撰写论文是对自己扬长避短的结果。关键是需要对自己扬长避短,准确定位。一个10岁的独臂小孩学摔跤,师傅只教了他一个动作。但是,他就凭这个单臂完成的最难的动作,打败了所有参赛选手,创造用单臂打败了双臂成为冠军的奇迹。笔者以为,撰写论文要抓住12个关键点。

  一是找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二是盯住一个目标;三是掌握基本理论和工具;四是脑子带着问号;五是在前人基础上创造;六是多向他人请教;七是不讲钱多钱少;八是下一篇写得更好;九是写成文章不急于发表;十是没能发表的手稿不要丢掉;十一是运用证伪方法;十二是注意文字技巧。

  总共十二个小点,贯穿其中最主要的是讲究逻辑性。逻辑性是文章的生命线。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为研究公有制经济理论献出爱心
发行时间:2012-12-20
网站编辑:黄文忠
  
来源:研究所

为研究公有制经济理论献出爱心

黄文忠

  我爱写经济学论文,1965年参加工作以来已经发表297篇论文。参加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九年来,所撰写的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论文,有6篇荣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委宣传部颁发的奖励,有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录,有2篇被《报刊文摘》、《中国改革报》、《新疆日报》等摘登,有1篇(合作)的基本观点被中宣部编写出版的《六个为什么》一书收录,有10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这里谈谈论文获奖后的个人感受。

  (一) 撰写论文是一项复杂程度较高的脑力劳动,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如果说,画家的头脑里都是线条和色彩,音乐家的头脑里都是线谱和音乐,老法师的头脑里都是经典,那么经济学家头脑里都是范畴和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名句:“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经济理论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以至于数学家总是会说经济学比数学还要难。

  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观察和思考。自然科学家牛顿从“苹果落地”现象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社会科学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现象。对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生活中处处有经济问题,可以捕捉来加以研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家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现象,诸如“裙边效应”、“口红效应”、“破窗效应”、“蝴蝶效应”、“男性内裤效应”等等。因此要跟踪研究,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年年月月,坚持不懈;不吹牛、不浮躁。平时看书读报、看电视听广播、欣赏文艺作品,都可以同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挂钩:透视现象、搜集例子、整理数据,寻找方法等。近年,哲学家发现了“座位哲学”,历史学家发现了“潜规则”。经济学家当然可以研究发生在身边的经济问题,我自己还撰写了有关红包现象、贿赂现象、署名现象、容貌歧视现象等的政治经济学系列论文。从裙子长短、鞋跟高低现象中可以判断社会开放程度。人们会留意到:美女收入比姿色较差的女性要高出15%,而且不会下岗。这种现象就是容貌歧视。据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好的容貌,抵得上一年半学历。需要警惕的是容貌歧视被用来制造腐败。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轻视知识、轻视理论、轻视知识劳动者的反常现象,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值得关注。有些大学生学历越来越高但读书越来越少;一些善于吹牛拍马的心术不正之徒往往受到青睐,相反的埋头苦干者被看作傻瓜;有人对2011年中国市场作过这样的描述:“升值最快的是官位、墓地和二奶,贬值最快的是知识、文凭和职称。”在读书无用、知识贬值之类“文革”遗毒沉渣泛起的当下,以至研究员的退休金比科级干部要低;即使是磨刀师傅的劳动也比写文章来得值钱。一些笑星居然成了大学客座教授。知识贬值的实质就是假文凭打败真文凭。从互联网上下载拼凑应付、捉刀代笔雇用“枪手”现象泛滥成灾;有钱就有学问、官大学问也大、当了官就不再写文章成为理所当然。稿费标准在持续下滑,论文的奖金数量在递减。

  在撰写论文投入大、产出小,稿酬还不够买方便面充饥,写文章得益远不如捡废品的情况下,不仅是愿意而且是乐意潜心钻研理论问题,连续撰写系列有关公有制方面的论文,的确是我的一种爱好和追求。这里不存在按劳分配。

  几年来我谢绝了上海、浙江工作单位的聘用邀请。今年又推脱了两本杂志的有偿审阅工作。剩下的是3个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会,都是尽义务的。对事业的真诚追求,是无法用金钱加以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价值规律所能解释的,是商业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做学问决不能被价值规律牵着鼻子走,滑向商场。

  坚持理论追求,保持事业心,需要有不计较钱多钱少的心态。这方面马克思是学习的好榜样。马克思花了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所得稿费还不够买雪茄烟,据马克思女婿拉法格回忆,更准确的讲是还不够买点烟用的火柴。按照马克思的才华,要在当时政府机关谋个差事是很容易的。但是,马克思无怨无悔,宁可过艰苦的日子,也要写出“工人阶级的圣经”。商品都有价格,有的古董文物价值连城。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真正是无价之宝!今天全世界光是靠马克思吃饭的人就有多少!

  孙冶方和于光远两个著名经济学家做学问的故事同样值得学习。孙冶方,这位被称为“二十八个半”成员的老革命,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主动要求不做高官而改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风险很大的理论研究工作,担任所长以后曾经三度到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考察访问,还受到铁托总统的接见,回国后反复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二十年后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的真知灼见,却遭到从大批判到坐监牢的惩罚。1977年从监牢里回到经济所时所说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的观点没有变。”显示了一个学者革命家伟大的理论勇气。早在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上面派于光远带工作团进驻经济所,任务是整孙冶方。于光远,时任中宣部理论处处长,一个领导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国防科工委的“三科”高官,这个“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写下“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先驱者,到经济所以后不但不去惩人,反而和孙冶方讨论起经济理论问题,两个人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这也因此成为于光远“包庇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一条罪状。这段历史典故说明,研究理论问题就是坚持对真理的追求。为了研究理论问题,可以不要高官厚禄,可以不怕牢狱之灾,可以不服从错误指令,可以不怕代人受过。

  当然,好文章总是修改出来的。“落笔成文”,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追求,若要成为现实,一般作者总有距离。杜甫为了一句诗,拈断三根絲。陶渊明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手”,就是反复修改之手。“推敲”一词就是汉代文人为修改诗句相互切磋而流传下来的经典。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文章千古事”,是马虎不得的。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大论战固然是历史的误会,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指责,随着所有“九评”论著已成历史。但是“九评”的写作技巧,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效法。文章里充满了义正词严、嬉笑怒骂、旁征博引。正是中国理论家们高超的写作技巧,让毛泽东战胜了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和胡乔木都是文章高手。毛泽东的文章立意,他的写作技巧,他的用词精当,他的宏观大气,都是值得学习的典范。胡乔木,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秀才、第一写手,新中国建立后党内许多重要文献大多出自其手笔。作为时代的产物,不管观点有多么的“左”味,不管那些载入史册的重要文献有着某些历史的局限,但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结果,是不可否认的高超的写作技巧。没有修改就没有好文章。

  (二) 撰写论文需要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氛围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发表论著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了,“左倾”年代里被人挥舞的两根棍子“白专道路”、“名利思想”失去了市场;而在阶级斗争年代,那些专用“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两根棍子打人的,往往是自己不会写论文,眼睛发红又说不出口的两面派。那些手持棍子的人自己业务上不去,便转向企图搞政治。“文革”前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政治”,在马克思那里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列宁那里就是“经济”,在邓小平那里是“经济建设”,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中是“国家或社会”,学者认为应当是一定的个人或集团借用公民所委托的权力为社会和民众办大事——往往通过手拿帽子、挥舞棍子、专抓辫子、秘密材料装进袋子、编造小报告精密汇报之类整人,成为冤假错案的组成部分。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一篇文章、一首小诗、甚至一句话语,往往都会引来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时候写文章是高风险行当。只有“粱效”之类写作组,才会由白变红,由浅红而大红,进而红得发紫,最终紫得发黑。改革开放以来,作者发表论著之前,编辑部对作者的政治审查和征求单位领导意见,也不再会遇到了。

  我们集体经济研究会一贯鼓励会员们大力研究问题、撰写论文,领导没有妒嫉心,没有红眼病,充满了对每一个理论探索者的支持和鼓励,每当看到学术成果就加以转载,以飨广大会员。这里有一个良好的微观环境,以至会员们心情舒畅,乐意探讨和奉献。研究会工作好坏,成绩大小,既不是用钱所能推动的,也不是用金钱堆砌的高度所能衡量的。钱少的研究会,照样成绩斐然。相反,有的占据优质资源的学会,所依附的官方机构贪官污吏接连出现。这个现象值得反思。 

  坚持搞经济研究,我深知有“三个不能辜负”。一是不能够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国家把我保送高中、保送大学,目的是造就专业人才。人才是要通过使用才能回报社会的。二是不能够辜负了当年老师们的教诲和栽培。大学老师告诫:我们的工资当中是包括买书订报所需费用的,因此是不允许把工资吃光的,必须有一部分是用来做学问的。三是不能够辜负了集体经济研究会的期望。老同志推荐我担任副会长,当然是希望我能够在理论探索上有所奉献。

  集体经济研究会又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学术团体。在这里可以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和谐气氛,研究会的领导是富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功力的懂行专家,有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尚品格,平易近人。研究会组织参观考察、调查研究、开展平等讨论,让人感到的确是一个学风正派的学术团体。近年我所获奖的6篇论文都是研究会帮助输送到上海市社联、市委宣传部参与评奖的。而在有的地方,我的确遇到过“卡壳”之类怪事。而我们集体经济研究会恰恰是和谐融洽的,友爱合作的优秀学术团体,没有人会去进行设租、寻租活动。这里有展示才华的舞台,公正公平的环境,唯才是举的机制,平易近人的领导——开展学术活动的良好土壤。每当我发表文章和获奖,有三种人一定很高兴——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的学术团体领导——不仅是高兴,而且是自豪。

  诚然,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不高兴的人总是难免会有的,什么拆台的、诋毁的、破坏的、阻挡的、扼杀的等等,总之是眼睛发红。但是我坚持撰写经济学论文,马克思曾经引用过但丁的诗句用以勉励自己:“走你的路,让人去说吧!”正好可以借用来自我勉励。应当感谢所创造的机遇,是机遇让我写出了多篇获奖论文。

  (三) 撰写论文是对自己扬长避短的结果。关键是需要对自己扬长避短,准确定位。一个10岁的独臂小孩学摔跤,师傅只教了他一个动作。但是,他就凭这个单臂完成的最难的动作,打败了所有参赛选手,创造用单臂打败了双臂成为冠军的奇迹。笔者以为,撰写论文要抓住12个关键点。

  一是找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二是盯住一个目标;三是掌握基本理论和工具;四是脑子带着问号;五是在前人基础上创造;六是多向他人请教;七是不讲钱多钱少;八是下一篇写得更好;九是写成文章不急于发表;十是没能发表的手稿不要丢掉;十一是运用证伪方法;十二是注意文字技巧。

  总共十二个小点,贯穿其中最主要的是讲究逻辑性。逻辑性是文章的生命线。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