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十大报告中，瞄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绘就了充满智慧雄心而又具有充分可行性，立意高远而又立足国内外现实的最新蓝图、路线图。提出按“两步走”战略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新理论，新模式所展现的新境界新高度，彰显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将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体现了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实力、境界、思路和预判，去解决百年未有大变局和错综复杂时代难题的历史主动性、战略主动性。体现了党中央统筹重大战略机遇和错综复杂巨大挑战交织，放眼世界大棋盘，着眼中国未来前进方向的重大历史命题，占据道德高地、文明高地，而布下的一个新棋局。是以自己的成熟、稳定的确定性，应对当前世界出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给世界、给人类提供一个可预期、前景光明的未来，而谋划的全球视域战略布局。总而言之：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

一、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来背诵。而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结合实际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就需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马克思主义之“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段话包含了两个结合的任务、目的、方法。

目的任务：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方法：坚持运用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集中体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时代课题。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进入新时代，要从国内外形势发生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的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发生以下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

国际形势新变化。进入历史新方位，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变革。国际格局之变中，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巨变和美国霸权影响力下滑。主要是：一是中美关系由“接触”巨变为“竞争”。美国视中国为全球唯一能从军事、经济、科技多领域挑战美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从奥巴马开始推行“重返亚太”战略，打造TPP，力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之外，遏制中国、打断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二是美国“独霸天下”的影响力和国际信用下滑。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置多年盟友于不顾，仓促从阿富汗撤军和科登打电话给沙特王储，沙特王储拒绝接听电话就是最新例证。三是世界失序、地缘政治格局生变。俄乌冲突是世界失序的表现，俄乌变局的大国博弈，关于世界秩序重塑，将相当程度加速改变世界政治与战略面貌。

国内形势新变化：进入新时代，国内新变化主要有：其一，社会主要矛盾已变；其二，发展目标已变；其三，国家的资源禀赋特征已变；其四，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已变；其五，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已变。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成功调停千年对手伊朗和沙特，最近又在调停俄乌冲突，推动俄乌和平谈判。都充分反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能量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如今的中国已成为14个全球第一 ，5个全球第二。

实践新要求：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国内新变化，应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从实际出发，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必须对当时面临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问答。

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全新视野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来回答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就集中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理成章，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成果重要组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与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主要的特征、底色，是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几经曲折。

1.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避开直言市场经济。因为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对市场经济没有肯定的论述。马克思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预想了新社会的建构，计划的方式是重要的选择。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曾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方式，他的实践时间较短，主要是高度计划经济方式；到后期，也感觉“市场、商品因素”的缺乏，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指出革命党人要善于抓住链条，从一个环节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当前环节是“活跃商业”。斯大林揭示了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批注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

所以，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言简意赅地说：马克思在研究社会主义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会有市场经济；1919年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中逐步找到了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一项“前无古人”伟大创举。

中国成功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开先河”居功至高。

2.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路，一直是坚持的。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与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告尔大学教授林达光谈话，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直言“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理论“石破天惊”的创新意义。1985年10月23日，接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0年12月24日在与中央几位领导谈话时说“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与上海领导谈话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涉及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尤其是1992年初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次重申他的有关市场经济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市场经济进入“破壳阶段”。这次会议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途上做出艰辛努力并取得卓越成就，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

3.江泽民推进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和国际化转轨。从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颠覆性地变革转向市场经济“惊险一跳”的艰巨变革，正是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实现，期间陈锦华曾作贡献。

在江泽民到中央主持工作不到一年，1990年九十月之交，收到刚刚上任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专报的一份“小材料”，题为《外国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评价》。江泽民看了这份小材料后，直接给陈锦华打电话，专门讲了这份“小材料”，江泽民说：“那个材料我看了两遍，很好，很清楚，我今天晚上要去辽宁，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还要送给中央其他同志看看。”陈锦华没想到，江泽民会为了一份材料亲自打来电话。他感到这足以证明江泽民对其中内容的赏识。与此同时，国家体改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求将材抖加印20份报送。

这份材料的主要观点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两者的争论已100多年，早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由于当时社会上对“计划和市场”改革的方向姓“资”姓“社”争论十分激烈，甚至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考虑到题材过于敏感，陈锦华没有以体改委正式文件上报，而是只印二份，专送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随后李鹏总理在接见达沃斯论坛应邀来华访问的专家、在介绍中国改革情况时，突然谈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李鹏说，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已争论100年了……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锤定音”，结束了姓“资”和姓“社”的争论。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

中共十六届三中《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关决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用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这些成果正是在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期间带领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坚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而取得。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到机电制造业等闵行“四大金刚”国企和上海飞乐股份公司调研股份制改革情况（总经理秦其斌陪同参观考察），调研后表示要进一步推进大中型国企开展股份制改革试点。

4.邓小平“开先河”，习近平“涉险滩”。历史车轮驶到十八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其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与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发展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又有新的创造。

进入新时代，面临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的答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制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是一项敢于涉险滩，啃硬骨头大无畏精神推进的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索契冬奥会答俄罗斯记者时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并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三、进入新时代，改革迈进全面深化新阶段

进入新时代，面临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的答案是：让市场在资源配制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其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将以前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跃升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加大市场配置各种资源、要素的权重——直至起决定性作用的程度。

同时提出改革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尤其提出，要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探索和完善国际上在实施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由上海自贸试验区来先行先试；并要求，凡是能够以市场经济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消的行政审批有三分之一。

对于政府部门所掌握的、人民委托的公权力，则遵循“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原则，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改革要“敢涉险滩、敢啃硬骨头”，党中央以“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对336项改革有“路线图”“时间表”“施工图”，要求深入实施，落实落细。显示了习近平总书记有思考、有眼光、有胆略、有担当。

全会设计的改革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鲜明时代特色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体现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聚焦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上；二是体现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同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紧密结合上；三是体现在改革与创新同向发力，推动建设现代化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接下来就是要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如2023年3月10日全国“两会”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聚焦于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通过整合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数据等五大生产要素管理职能，致力于释放这些生产要素的活力。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不懈追求。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其中重要内容。通过机构改革，职能重整，对于引导各种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加快集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党中央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中新成立了“三委一部一办”，其中包括新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彰显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这是二十大之后，全面深化改革第一波大动作，涉及金融、科技、社会、一国二制融合发展，其中蕴含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深刻内涵，可以从二十大报告中找到答案，本文主要讨论新组建的金融、科技三个委员会。

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的第一点，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关于金融和资本的阐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另一段是关于资本：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以上两段内容中，第一段的重点很明确，就是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底线——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这个时间点提出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时代意义和现实需求。

请注意：这里讲的是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三层意思：首先是依法，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必须是有法有依，依法监管。第二层意思，各类金融活动，即包括金融投资活动，也包括金融消费活动等等。第三层意思，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这应是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的金融投资和消费（比如购买一种保险产品、一种股票，购买一公斤黄金），既包括公有制企业，也包括非公有制企业。

监管目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我们对世纪之交前后的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应该还记忆犹新。

1998年资本大鳄攻陷泰国之后，猛攻香港的金融系统，仅凭香港的资本力量可能难以全身而退，但是在祖国的支持下，调入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金参与博弈，几番空、多较量下来，最终是西方资本大鳄铩羽而归。

2008年，美国因次贷危机导致大到不能倒的“二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倒闭，通用汽车等跨国企业陷入危机，最终美国政府请求中国同意救助后得以转危为安。

如今的世界金融市场又是狂雨欲来风满楼。在美国，名列前茅的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等相继倒闭，在欧洲，则是瑞士信贷银行陷入危机（瑞银集团出手收购）。

这次的大银行倒闭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应量的急剧收缩。据美联储统计，2022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首次出现自1960年的（按月计算）同比负增长一直持续到今年，另一个间接原因是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为应对历史性通胀，大幅度上调利率，实行金融紧缩政策，从市场吸收过剩的流动性。在欧洲，2月份M2下降0.4%，是2002年欧元开始流通以来最大降幅。

M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存款外流。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商业银行存款在3月末一周内就减少了1257亿美元，连续9周减少。储户将资金转移到利率较高的金融商品，中型银行信用问题导致银行存款加快外流。在存款减少的情况下，银行不得不对贷款持谨慎态度。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今年3月份公布的美国制造业指数连续五个月跌破荣枯分界线50%。

接下来的焦点是：美国和欧洲房地产所受的影响。大量宽松的货币曾涌入房地产。据欧洲央行统计，2022年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资产净值达到10387万亿欧元（约1132万亿美元），过去10年增长2倍多。这不得不让人们越来越警惕金融不稳定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

现在，我们可以串联起来看，金融不稳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是如何带来负面的连锁反应：（货币供应量）流动性过剩转为流动性收缩（不足），对经济运行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引发银行因存款减少采取谨慎贷款政策变得保守（收紧贷款），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资金转移到利率更高领域——房地产——吹大房地产市场泡沫——泡沫过大可能引发一场房地产危机。

金融大鳄巴菲特也担忧美国银行危机会成“燎原之火”。

然后，再把这种场景搬到中国来考量：其一，实体经济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如果因为金融的不稳定导致实体经济受负面影响，进而涉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显然是决不允许的。其二，中国的房价总体上已处于高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泡沫，如再发生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继续吹大泡沫，就可能酿成一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危机。这，显然也是决不允许的。

鉴于金融资本的流动，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国民经济运行、对经济循环具有重大的关联性和巨大的影响力，为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必须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必须把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其次，从国内民营资本流动看：时至今日，中国民营资本的体量已相当庞大，民营资本所创造的GDP，已大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0%，相当于全球第三、四、七大经济体日本、德国、意大利之和，如此庞大资本的流动必然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影响，前几年资本的无序流动，对房地产、娱乐、教育、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记忆犹新。因此，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中提到：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第三，再从美元和美国主导的货币结算体系看。二战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国际货币，随后建立由美国主导的SWFI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美国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屡屡将美元和结算系统政治化、工具化，用作制裁其他国家的工具，从而对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多次制裁俄罗斯，没收俄罗斯在美国的存款，并将俄罗斯逐出SWFI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企图以此重创俄罗斯经济，使其失去维持战争的经济支撑。

如今美国把中俄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今天用来对付俄罗斯的手段，难保明天后天不会用来对付中国，而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还有大量中国机构、企业、个人在美国的存款。

美国滥用美元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把美元政治化工具化已给美元带来严重负面影响，许多国家开始了“去美元化”进程，中东产油大国也参与其中。尤其是最近金砖国家拟推出一篮子的金砖国家货币，以及以中俄金融结算体系为基础的去美元化金融结算体系，将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产生巨大冲击。

第四，中国推进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将会有序开放金融、证券、保险市场。已有外资企业获准在中国建立独资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如何在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中国决策层必须重点关注和协调平衡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上面几个视角可以理解，为什么既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又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显示了中央对金融领域的高度重视，既要从战略层面加强规划、高瞻远瞩、运筹帷握、统筹部署，又要在金融运作活动层面加强监管，检查、指导，防患于未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

与金融领域不同，党中央只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而不设中央科技工作委员会，科技和金融的特性功能浑然不同。

世界经济金融变革进程加快，对各国是机遇也是挑战，加强金融监管、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对保持经济金融稳定和可持续，推进金融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