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一个个的伟大胜利：1949年5月解放上海，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天起，就与中国人民结下了血肉联系。哪里有中国共产党，哪里就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这种联系，取得了28年武装斗争的胜利、72年来经济建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所以中国人民齐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之际，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几句话：“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事业成败也在人民。”祝愿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的根更深，枝叶更茂！回顾100年，其中72年的经济建设，身在其中，以亲身的感受谈一点党与群众的联系，作为对党百岁华诞的献礼！

一、人民对党的信任，启蒙最深的是亲身感受

1.解放军进上海“睡马路”。假如说，在1948年以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搜捕、杀害还比较隐秘的话，此后就全变了：公开大叫大嚷，要杀共产党！贴标语、喊喇叭，一面不断捉人，一面大肆污蔑共产党：说共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当时我在上海南市区（那时叫蓬莱区）老西门一家染坊当学徒。回想起当时社会上的气氛：一面是国民党派出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不断；一面是国民党捉人的警车，日夜不停。此情此景，直吓得厂内工人和周围邻居都忧心忡忡，非常恐慌……有钱人四处逃难，无钱人只好留在上海。有人向宁波逃，结果发生了“江亚轮”爆炸事件，更增添了几分忧愁和恐慌。共产党怎么样？在上海解放前夕，大多数人是处于惶惶不安之中。

1949年5月27日早晨，忽然有人跑来说：解放军进上海了，老西门复兴路关帝庙前睡满了解放军。有的坐在那里、有的躺在那里……见人很客气，向你们打打招呼。你们快去看呀！解放军进上海，不扰民、不进房，不声不响“睡马路”，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有人说，“自古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的没有一个是好的！看来解放军真不一样！”有人说，“我见过部队多多少，不管是孙传芳的部队、还是和平军部队，叫法不一样，要钱要物都一样！哪一个部队不扰民！嗨，这个解放军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真的不一样！”一时间，东南西北整个上海滩，老百姓谈的就是解放军进上海，不扰民、“睡马路”一事。一直深入至街头巷尾、老幼妇孺，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话题。至此，上海人民对共产党的恐惧可说已打消了一大半。老百姓的亲身感受，有时真比做三天大报告还有效！

2.工人农民翻身作主人。全国解放后，工人、农民为什么会首先衷心拥护共产党？因为亲身体会到翻身作主人。解放前，工人地位低下，社会上，受“三座大山”压迫；在厂内，还有三大黑手剥削：工头、领班、资本家。对工头，要时刻孝敬；对领班，不能忘了逢年过节；对老板，要时刻小心谨慎。否则，随时都有克扣工资，乃至被解雇的危险。解放后，情况彻底变了。在上海市军管委的领导下，通过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归国家所有，到1949年7月底，上海共没收了银行、工厂、仓库、贸易机构、交通运输等411个单位、职工15.3万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类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一建立，工人的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雇佣奴隶，变成了企业的主人；以前被称之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贱坯，变成了企业的领导或管理人员；以前被人看不起的穷坯，变成了工人老大哥……这股东风也吹进了其他企业，引起了变化：企业内工头、“拿摩温”不见了。过去工人进厂要低头走边门，有的还要被抄身。现在工人进出厂门，可以昂首挺胸、大摇大摆了……经过1951年的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增长了工人的志气、灭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系列的变化，怎不使广大工人打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呢？！

农民也一样。解放前，农民深受地主、富农、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苦不可言。解放后，经过土改，全国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4600多万公顷的土地，人均计有2亩多土地。一家农户，按4～5口人计算，无偿得到了10多亩土地。这在过去祖祖辈辈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现在竟然成了事实，怎不要打从心底里感谢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

3.事关工农群众切身利益的“三个政策”的颁布。第一个政策是工人的“劳保条例”。1951年，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凡有职工百人以上的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的企业中实行。1956年前后，国家又扩大到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工人们把这政策，简称为“劳保”。劳动保险项目内容很多，而工人们把它简化为“不仅本人的生、老、病、死、退休有保障”，而且供养的直系家属也可部分享受。对此，现在有些年青人，可能很平淡，认为劳保有什么希罕，应该是这样。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工人中绝对是一件惊天大事。因为在解放前，做了几代的工人，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保险。那时，工人们常说的是，做工做到老，不及一根草；工厂的常规是，老板需要人，就找人；老板不需要了，就辞人。而且还常听说：“在上海滩，要找100条狗困难，要找100个工人便当得很！”现在竟然规定，企业不能无故解雇工人。而且条例中还规定，工人生老病死有补助，这真叫人连做梦都没想到！这些规定，怎不叫工人们打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

第二个政策是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由于受战争的创伤和国民党的破坏，刚解放前后，许多工厂倒闭、商店关门……至194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问题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万失业大军，上海就有20多万。怎样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很多议论。有人说，全国刚解放，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很多，怎能来关心解决失业工人的问题；有人说，工作历来靠自己找，历朝历代，有哪一届政府来解决过失业工人问题。失业工人自己也想，只能望百业兴起来，才能逐步解决……由于失业严重，当时暴出许多社会问题：有人缴不出房租，被房东赶出门外，流落街头；有人靠到菜场拣杂物过活；有人因无法生活而走绝路……各界正在议论纷纷之时，想不到1950年6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同时批准公布了《救济失业工人的暂行办法》。这一消息，犹如一股强劲东风，迅猛吹遍全国大地。不仅失业工人跳跃欢呼，解困有了希望；在职工人、乡村农民也拍手称好，认为可以减轻亲友之间的负担。上海失救工作，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于1950年7月成立了《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简称失救会），由陈毅市长亲任主任。可见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具体部署：全市失业工人分区登记，成立“失救站”。每站分成几个大组、大组下分成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学政策、学时事、谈困难等。然后大组进行交流。有关失业工人的重要政策，则召开全站大会。当时救济主要两种形式：一是发救济米，每人每月在30～40市斤左右；二是领救济金，维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记得当时约在6～7元人民币。有了这两条，基本解决了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救济是临时措施，解决就业才是根本出路。为了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培训失业工人学技术。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由市劳动局开办各种学习班，如机械、化工、会计、汽车驾驶、印刷、看护等，学期3个月至1年，学满以后，向有关企业推荐；二是与企业合办培训班，学满以后，企业有优选录用权，余下的由区劳动局向有关企业推荐；三是委托工厂、学校代办培训班，学习专业知识，供社会选用；四是请厂内技工师傅带徒弟，学技术，学习期满，师父有优先选用权，余下的向其他单位推荐。经过这几种途径，使上海失业大军到1954年底，得到基本解决。

第三个政策是“全国扫盲”。假如说，解决失业问题是让工人有饭吃，而开展扫盲运动即是使工人、农民饭吃得更好一点。工农大众，多少年来，被人贬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或说天生的做坯、贱坯，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无文化。全国解放时，5.5亿人，文盲率高达80%以上、农村高达95%。怎样扫除文盲，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这是工农大众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渴望！提高工农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国解放后，虽在各地、各单位已开展零星的扫盲工作，而全国大规模统一进行扫盲，共有三次：第一次，1952年5月。当时主要以识字为主，从工厂到农村，从车间到田头，从家里到里弄，三三两两，识字人教不识字的人：子教父、弟教兄、夫教妻……能者为师，就地施教。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第三次，1958年，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三次扫盲，约有1.5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三个大政策，个个与工农大众切身利益相关，件件紧扣工农大众心意。使他们挺起了胸膛、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文化、增进了知识……亲身的体会、深刻教育，怎不使他们由衷地高呼，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二、与人民联系最直接的，是党的基层组织

1.哪里群众有思想问题，哪里就有党支部的声音。如果说颁布全国性的政策，或是全国性的运动，是党从广度上联系和教育群众的形式。那么，支部建在企业、街道、学校等基层组织之上，则是党深入扎根群众。早在1927年井冈山起义后，到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这一原则的贯彻，改造了军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了军队的战斗力，夺取了全国的胜利。那么，全国解放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何重要性呢？基层党组织能直接联系群众，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作用。

上海一解放，中共上海市委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就十分重视，深知她是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基层党组织处于党和群众最接近的地位、担负着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重要责任。同时，党的基层组织也是人民群众了解党、认识党的窗口。从1949年7月开始，上海就着手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她一面将原本秘密的党支部逐步公开，一面深入到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及私营企业中进行调查研究，选拔对党有感情的积极分子，把他们送到市委党校和工人政治学校学习培训，使他们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宗旨和使命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党员。在基层单位中，当达到一定的党员数后，就建立基层党组织。至1954年底，全市共有基层党组织6497个、党员122515名。有此为基础，在“肃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解放初，国民党飞机常三天两头飞来上海轰炸骚乱、散发传单：一会儿说端午节要来上海吃粽子；一会儿说中秋节要到上海吃月饼……一时搞得全市人民人心惶惶。如何稳定群众情绪、搞好生产？基层党组织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一面把党的指示信息传播到群众中去，揭穿国民党的造谣与阴谋；一面把工人、居民中所担心和恐慌的思想反映给组织，使全市各级党组织能有的放矢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效果。

2.基层党组织成员以“奉献”为先，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从“大劳保”转为“小劳保”，只为国家需要。全国解放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党政机关及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很好。机关干部说：群众识大体、顾大局、好商量、易协调；人民群众说，机关干部办事热情、细致，到机关好似到娘家。人民群众有事或情况乐于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机关干部有事也乐于及时向有关群众调查……那时的干群关系确似“鱼水”一样，关系密切。

何来这样的关系？主要在于当时的机关干部素质极好。那时的机关干部，主要来于两个方面：一是来于经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人员；二是来于企业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来于两条战线斗争的人员，素质好，不用多说；来于企业的人员，其素质也不差。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牺牲自我、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会到机关去的。不说那时企业工人的工资、一般不低于机关办事员，而最大的差距在于“劳保”。企业实行的是“大劳保”，即不仅工人本人可以享受，而且家属的生、老、病、死也可以享受一部分。机关实行的是“小劳保”，即只有本人可以享受，家属不能享受。这一差别，对个人或家庭的影响极大。那时，市政府、区政府及下属机关等，向企业要输送干部到这些单位工作，如果思想不好、没有自我牺牲、愿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会去的。苗正才能叶壮，机关干部的好作风，是来源于人员的好素质。

1957年的“工改”透明公开，工人心服口服。1957年的工资改革，从全国范围来说，是第二次“工改”。在开始改革时，尽管在动员会上，企业党政领导把改革道理、“工改”政策说得很清楚，而工人们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顾虑重重。有人说，工改、工改，工人做减法，领导做加法；有人说，改来改去，工人工资只会越改越低，领导们工资则会越改越高；有人说，政策在他们（指各级领导）嘴里，增减在他们手里……总之，工人们的想法很多，顾虑很重。经过约3—4个月的时间，从大会动员、小组讨论、深入调研、个别座谈、反复测算等，终于把全厂“工改”的红榜张贴出来了。榜上从党委书记、厂长到各级管理人员、各车间工人，连做清洁工的工资都写得一清二楚，并说明各工种、各岗位的标准工资是多少、各人实得工资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要求全厂工人和管理人员看后提出意见、有错即改。张榜七天，经修正报上级批准后实行。全厂职工看了以后，除个别人有点小意见外，绝大多数职工一致称好。好在哪？有五个想不到：一想不到全厂工资会公开张榜。有人说，原来想他们（指厂领导）一定是暗箱操作，想不到会公开。二想不到厂长、书记的工资会这么低。前者不到100元，后者也只有104元。他们怎不会自己多加点。三想不到工人中也有高工资。某人是八级技工，每月可拿102元。四想不到工种之间，技术如此值钱，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没技术。五想不到超过标准的工资仍照拿（指评的工资是5级，每月63.72，而实际拿73元，这多拿的近10元，不取消，作为保留工资，仍照拿），要到下次“工改”时，假定升到7级，工资是87.24元，这时才把保留工资冲掉。由此，想到现在有些国企搞“秘薪制”，真是历史的倒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员干部带头上缴粮、油、票。1959—1961年，有称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有称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呢？粮食短缺、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原来上饭店吃饭、买大饼油条、糕饼点心等是不收粮票的，这时变成了统统要收粮票才能供应。每人每月副食品供应量减为1两油、4两肉、2分钱豆制品……即使如此少量，有时也不能保障供应。生活虽艰苦，但社会秩序仍然很好。原因在哪？各行各业、基层党组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基层党组织人员的作风非常深入。如街道居委员的人员，虽然大多来于企业、学校的退休人员，文化不高、年龄较大，但作风非常深入，经常下家庭，访贫问苦，并发动和依靠一批里弄积极分子、一起做宣传和发动工作，把党的政策及时落实到每个家庭和个人；那时的户警，真名副其实，户警熟悉所管辖的“户”、住户也知道所管的“警”，户、警有事能及时反映或交流。

在企业里，基层党组织的成员能处处以身作则，为党员作榜样，党员则能吃苦在先、影响群众。因此，那时企业内常出现：哪里的工人有困难，哪里就有支部成员上门解难；哪个工人家庭人多口粮紧张，哪里就有党员自觉上门送粮……因而，那时，虽然大家都过着苦日子、紧生活，但由于能相互关心，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仍然非常融洽。最感人的事件，是在1960年下半年的某天，厂内开大会动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要求粮、棉、油、肉票等尚有积余的人员、上缴给国家，为国家解困；二要求党员、积极分子带头行动，作出榜样。事后知道，支部成员动作最快、率先送上了粮、油票，许多党员紧紧跟上，有的拿出了几十斤粮票、有的上缴一季度油票、有的奉献全家肉票……许多工人、积极分子不甘示弱，纷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在那样供应紧张的状况下，有这么多人能紧衣缩食、作出如此奉献，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

3.不让一个群众掉队，是那时响亮的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立志要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工厂企业中揿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热潮。上海当然不甘落后，在市委、市政府的动员下，在各工业局的具体规划下，各企业都纷纷行动，力争先进。

在“比、学、赶、帮、超”这五个字中，至今字字都有用，仍需继续努力。而更值得说一说的是“帮”字。那时，上海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让一个群众掉队！”流传很广、做得很细。记得当时纺织系统，某厂有个细纱挡车工，人不赖，但指标老是完不成，拖了工段学先进的后腿。党组织就派人，深入到她的小组，与她跟班劳动，分析她落后原因。经过几天的摸查，原因找到了，在于她的接头速度太慢。党组织就专门派一个接头很快的老师傅手把手去教她。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她终于学会了先进接头法，摘掉了落后分子的帽子。轻工系统有一企业，装配车间中有一个号称“扣擦口”的工人。车间内工人，一般都提前10分钟进车间，做准备工作，而他总是要到点，甚至过几分钟才到，是车间内出了名的老落后或老油条。在“比学赶帮超”的运动中，车间内有人向党组织提出了要换人，否则，难以学先进。党组织知道此事后，就专门派人上门访问。一上门，情况就清楚了，原来该职工家离厂很远，要转三辆公交车，公交车一误点，他就要迟到。弄清情况后，党组织就派人到职工住地附近的工厂去沟通，有否住在该职工工厂附近的职工，经过多次摸查，终于找到了一个住房条件相仿的职工。住房一交换，老落后变成了老先进。听说，现在有些企业在搞“末位淘汰制”，它与“不让一个群众掉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三、深化党与群众的关系，政策需继续“松土浇水”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贯彻好党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特别在第“十四五”计划及2035建设时期，怎样使党进一步深扎于人民之中？制订、贯彻好党的政策，仍是第一要务。

人民需要有一种“赎过政策”。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时期。科技进一步发展，为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风云变化莫测，贸易竞争空前激烈，又为经济建设、各项创新带来困难。在这种形势下，除了要有“容错”政策外，还需有“赎过”政策。不同的科研领域，需有不同的“赎过”政策。这是政府有关部门需尽早考虑的。经济建设中需要有“赎过”政策，在人民日常生活中也需有“赎过”政策。如有人撞倒了老人，他送老人上医院就诊；驾驶员出了车祸，把人撞了，他送人上医院救治……对于这种事故，按现政策，闯事者要负全责。所谓“赎过”是说，这事故虽然闯事者要负全责，但因你救助了，可以减轻，从轻处罚。这种政策如能实行，不仅可以大大减少隐瞒、逃逸等事件的发生，而且还有利于提倡多做好事，敢做好事，弘扬社会这种好风气。

上海城镇集体企业急需有“城镇集体所有制方面”的新政策。政策是向导，政府部门能制订出一个好的政策，就能促进这方面经济飞速发展。上海城镇集体企业，现正需要这样政策做指导。它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对城市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起步、后经解放城市妇女劳动力和上世纪70年代回城知青就业的吸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后因长期缺乏政策指导，发展缺了方向，更使它处于重重模糊之中：理论模糊、企业的产权模糊、发展的方向模糊、主管领导体制模糊……，既影响职工的积极性、更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急需政府有关部门制订《城镇集体企业法》等有关政策和法规，促使其继续向前发展。城镇集体企业，它既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带有部分私有因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值得研究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总结它的成功经验、指出它存在问题，对于今后公、私两种所有制的发展或过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制订惩罚政策，需慎之又慎。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每一项政策都涉及到党与人民的关系，需予以认真对待，而对制订惩罚政策，更需慎之又慎。其他政策对人民来说，只是得益多少的问题，而惩罚政策是直接关系到被罚者拿出钱来、损利的问题。如对摊贩的违规罚款、驾驶员的违章罚款等，对于这种违规，应多以教育为主，罚款为辅。只有对那些老油条、明知过犯、屡教不改者，才需以罚施教。因为罚款，直接伤害被罚者的经济利益，如罚不得当，他们会把这笔账记在党和政府的头上，动摇党扎根人民的基础。至于前些时候，有些政府部门盖个章、发张表，要收多少钱；有些部门甚至把罚款当作创收，作为员工奖金的来源。对于这些做法，说轻点，是自毁形象；说重点，是在挖党和国家的墙脚、自毁长城，其害甚烈，必须严禁。

2.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需增加人代会中“工农”比重。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农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中占有较高的比重，这是由我国国家的性质所决定。全国自第一届人代会开始，工农代表都占有较高的比例，直到1978年第五届人大，全国代表共3497人，其中工农代表占47.3%。此后，工农代表所占比重逐届下降，到八届人大以后，更出现了断崖式下降：1998年九届人大，工农代表比重跌到10.8%；2003年十届人大，工农代表所占比重更跌至不到4%。2013年后，工农代表所占比重才逐步提高。2018年，十三届人大，工农代表的比重上升到15.7%。

在全国人代会中，所以要求能适当增加工农代表的比重，除了由政权性质决定外，还在于：这既是工人、农民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机会，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听取工农代表呼声和要求的场合；工农代表，身在生产第一线，对生产情况最了解，反映情况最真实，使党和国家领导人能直接地听到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声音；工人、农民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大多数的声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使人大制订法规和政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3.理顺公务员的权利，增强人民对党政机关的信任。公务员是党联系群众直接执行者。人民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信任度和亲和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党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必须十分重视。

提高公务员素质，是关键的一步，当前需先从两方面做起：一是公务员的来源。怎样选择公务员，它事关党政机关办事的根本作风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老百姓为什么普遍叫好？因为它主要来于两个方面、素质好。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各机关公务员主要来于报考，考试录用后，分到各机关、部门。为什么要报考公务员？情况复杂。虽然不能说其中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分子，但也无可否认、其中有些人是冲着为多得人民币而来。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三百六十行，只有一行最好？哪一行？公务员！当公务员，地位高、工资大、无风险、旱涝保收有保障。如果有人抱着这样的思想而来，就为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打下了基础。这是一种疏远、破坏党群关系的有害物质，必须尽快清除。由此，想到补充公务员，不能只有报考一条路，还需有从企业、学校、部队等基层单位中选拔这一条。只有把苗子正、思想好的人员选拔上来，机关才会有一个好形象、干部也才会有服务于人民的好作风。二是关于公务员的待遇。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公务员的待遇议论很多：有的说，公务员工资高、奖金多；有的说，公务员有特权，除了工资，还有许多灰色收入；有的说，公务员自己的工资基本不用，家里的饭菜基本不吃……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吃有拿。这些议论，如不尽快消除，对党扎根于人民之中损伤很大。消除的有效办法，是把每级公务员的工资、奖金待遇等，公告于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到23级以下的办事员，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多少，老百姓人人都知道。公开了，就没人可议论了。有人可能会说，工资、奖金，那是小事一桩，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轻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