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回答了2020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行，明确指出2021年经济工作该怎么干，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重大部署。2020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攻坚克难、转危为机、逆势而上，推动经济社会恢复取得战略性成效。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需要进一步稳固经济恢复态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实现“十四五”高质量开局。

2020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化危为机、逆势而上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压力，党中央果断决策、科学应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纾困救助政策，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控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步伐也并未停滞，困扰中国人民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大台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由去年的16.3%提高到17.5%左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可载入史册的重大成就。

2020年，我国经济经历大考，经济运行逐季向好。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升。在一季度GDP负增长情况下，二季度GDP当季增速已经转正，四季度增速预计能够回到潜在增长水平，全年有望增长2%左右，我国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二是主要经济指标普遍改善。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民间投资增速转正，市场投资信心和计划明显提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0%，内需展现较强韧性；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为5.2%，城镇新增就业已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长0.7%，企业盈利状况逐步改善。三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前三季度日均新增市场主体6.7万户，新增企业法人2.2万户，市场主体数量实现了逆势增长。以开放共赢姿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逐步缓和。同时，我们还依靠国内完整产业链和率先复工复产优势为全球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到目前中国共为全球提供了超过2000亿只口罩，全世界人均30只。

在2020年的疫情大考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关键在于党中央的科学正确决策，和全国上下有力有效的扎实工作。一是宏观政策方向突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民生，稳住了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盘。企业和困难人群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为此我们及时出台了大力度减税、减免缓社保缴费、中小微企业到期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一揽子政策，目的就是缓解企业困难和稳岗保就业，既留住青山也守好民生根本。二是创新精准直达机制，提高政策的传导效率和综合效能。2020年我们创新了财政特殊转移支付、精准滴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等直达工具，在短时间内提高了效率，确保政策效力第一时间到达抗疫救助一线，直接惠企利民。三是强化改革式救助，把解决困难与激发活力结合起来。改革开放是我们过去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出路，也是我们这次应对疫情危机的重要方法。我们把救助政策与改革创新紧密结合，助企纾困的同时深化“放管服”，开放的脚步不停歇，既解决当下困难，又着眼激发活力。四是注重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以合理代价实现最大成效。2020年宏观政策既有应急性纾困举措，也有管长远的制度安排，还为阶段性政策退出预留了空间。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应对疫情危机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货币供应量和政府性债务增速相对温和。五是坚持下好先手棋，厚植宏观政策应对基础。成功应对任何短期意外冲击都离不开过去长期积累和战略性主动谋划。正是因为近些年我国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挑战，才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提高了体制机制适应性，从而增强了应对危机的能力韧性。过去几年里，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不断增多壮大、大规模减税降费增厚企业利润、普惠金融摸底小微企业基础情况等，都是2020年纾困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

2021年经济将呈现宏观指标好看、微观感受一般的特点，尤其一季度可能出现两位数增长与居民消费价格小幅通缩并存局面。大疫冲击后我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仍需进一步巩固，市场主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元气，需要平衡好经济恢复与风险防范的关系，避免出现政策过早退出和一刀切问题，切实巩固和维护经济向好态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1年外部环境危中有机，国内经济恢复继续向好

从国际看，2021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修复性增长态势，但疫情发展和影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恢复进程还有反复的风险，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

随着疫苗接种开展，2021年全球疫情有望逐步得到控制，推动世界经济恢复性复苏，全球GDP规模有望回升到2019年的水平。外部需求进一步恢复，各国大规模救助政策创造全球低利率环境，以及中美关系存在积极争取“小缓和”的可能，都为我国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但是，主要经济体生产和贸易加速好转，也可能削弱我国生产能力恢复相对领先的优势。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主要经济体超级宽松政策下，政策的外溢性风险在增加，美元汇率、资本市场、大宗商品波动带来的输入性风险不容小觑。同时，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部分中断，导致全球分工安全性遭到质疑，“安全观”泛化呼声空前，伴随而来的产业布局调整，可能一定程度冲击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疫后经济复苏分化也可能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摩擦。

从国内看，2021年我国经济总体向好，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但政策逐步正常化的节奏和力度把握显得十分关键。

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预计较高，但各季度增速差别较大，主要是基数因素导致的现象。由于2020年前两季度GDP基数较低，2021年对应季度增速可能冲高，全年呈现前高后低、坡度较陡的走势。如果剔除基数影响因素，从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和疫情以来累计增长幅度看，2021年经济运行可能是相对平稳的过程，2020年和2021年两年合计来看，经济增速有望与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速大体相当。2021年一季度出现两位数高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出现了过热，同样下半年季度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也不意味着经济出现快速下滑。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恢复仍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较为困难。2021年中小微企业可能仍然难以从疫情冲击中快速恢复，还面临订单不稳、成本抬升、融资困难等问题。民生就业领域一些问题有所凸显。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压力可能延至2021年，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收入下降的情况可能逐步显露，住房难、住房贵的影响更加明显。技术创新和发展安全面临外部风险。关键进口中间品和基础软件的“卡脖子”风险仍然存在，跨国公司转移外迁影响我国供应链安全，科技交流也面临疫情和国际关系的双重影响。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保基金收支矛盾明显加大，宏观杠杆率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企业债违约风险上升等风险多点暴露。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经济将呈现宏观指标好看、微观感受一般的特点，尤其一季度可能出现两位数增长与居民消费价格小幅通缩并存局面。大疫冲击后我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仍需进一步巩固，市场主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元气，需要平衡好经济恢复与风险防范的关系，避免出现政策过早退出和一刀切问题，切实巩固和维护经济向好态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之年需着力抓好的重点工作

一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逐步实现政策正常化。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经济运行逐步趋向正常，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在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注意把握时度效，做好稳、退、进，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逐步推动政策回归正常。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政策取向总体稳定，稳妥退出临时性救助政策，优化推进既可持续又长期有利的政策安排，做好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协调平衡。

二是继续抓好“六稳”“六保”各项工作，解决关系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2021年要继续围绕“六稳”“六保”各项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良好运行，要用好2020年宏观政策的有效经验，在稳定基本盘的基础上，抓好牵引经济恢复和凝聚民心共识的关键工作。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激发市场主体内在活力。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缓解重点人群就业压力，着力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平稳。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

三是集中力量谋划安全发展大局，破解制约我国发展的突出阻碍。2020年疫情冲击和各方面风险挑战让我国长期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安全隐患暴露了出来，这些隐患有些已经导致了负面结果，有些尚未实际发生，但都需要我们提早谋划、集中破解。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基础学科、科技创新等方面集中攻关，发挥重要院所高校和企业的作用，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兜牢国家和人民安全底线。

四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需求侧管理。疫情冲击导致的需求收缩尚未充分恢复，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需求侧支撑，坚持扩大内需是我们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选择。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来拉动有效内需，同时也要通过需求侧管理解决市场内生需求不足问题。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目前全国共有老旧小区近16万个，大数据显示约有44%的老旧小区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或更早，56%建成于90年代，如果用5年时间完成改造，年均投资近万亿元，还将带动相关消费升级和公共服务改善。要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加大企业技改投资支持力度，支持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同时有序引导产业错位发展，避免一哄而上和投资浪费。要通过优化制度环境的办法促消费。支付大数据显示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降幅最大，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增加免税店等引导境外消费回流。要结合“十四五”开局抓紧启动一批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项目和农村公路、水网等乡村振兴项目。疫情冲击导致的需求收缩尚未充分恢复，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需求侧支撑，坚持扩大内需是我们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选择。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来拉动有效内需，同时也要通过需求侧管理解决市场内生需求不足问题。

五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逆势而上积蓄发展动力。2021年经济增长压力相对较小，要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放宽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强促改革和防风险之间的协调平衡，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充分利用自贸区（港）等开放平台，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实质性突破。深入参与国际治理，积极推动WTO改革，积极启动加入CPTPP谈判。

六是完善数字和绿色领域制度建设，引领中长期发展布局。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心愿，都是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必由之路。疫情的发生，既推动了数字经济逆势增长，也警示我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要着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长远发展，必须既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建设，同时也要提升监管能力，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要把推进绿色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紧迫的位置上，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制定出台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主动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加大绿色发展领域国际合作，拓宽与欧洲、美国合作领域，推进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的对话协商和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