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现代合作社和互助社的创始地。从 19 世纪合作农场的形成，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电梯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出现，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历经近 200 年的发展，目前每不到 5 个英国人中就有 1 人是合作社成员。2020 年英国已坐拥7063 家合作社，成员达 1492 万人，雇佣了 24 万多名员工，年度营业额超过 380 亿英镑。合作社被视为英国可持续的、公正的、包容的经济建设性力量。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许多市场和政府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恰恰是合作社可以大显身手之处——迅速反应并重新有效分配资源，共担风险降低失业风险，更好服务所在社区，比公司更具韧性等共生优势充分展现。英国合作社（We are the rebuilders），要在创造体面的新生活、社区中可及的工作、为当地产业企业注入新生命、将新社区精神转化为变革性社会行动四大领域作出积极贡献。

据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cotland（CDS）对1230人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苏格兰合作社成员认为合作社的所有权模式帮助他们度过新冠肺炎疫情危机，64%的人认为流行病让他们的事业更有社会责任感。苏格兰合作发展协会的负责人克莱尔·亚历山大（Claire Alexander）作出这样的评论：“疫情之下，企业家优先考虑福利，社区号召互相帮助和支持，创新型新方法也具备了经济可行性。此外，人们撇开个人而开始关注集体的行动。员工所有制、社区所有制和财团合作是多元所有制的典型，可以在整个商业社区实现必要的变革。”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意识到合作社有助于培育更广泛的社区凝聚力，所以英国合作社将疫情视为人们认识其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理念的最佳时机，进而推动英国经济强劲复苏。

合作经济是具有多重价值的民主经济，疫情期间合作社赋权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的效能凸显。疫情发生以来，英国合作社联社设立应对疫情的协作网络，从11个方面为合作社提供金融、人力资源、治理、营销策略支持，对7000多家合作社提供全方位支持，积极向银行协调支持合作社的社会经济专项低息／无息贷款；面对疫情导致的失业与低收入问题，合作社发起了“社区商业复兴计划”“工作支持计划”等，以降低疫情导致的新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疫情严重冲击了市场主导的英国公共服务体系，合作社利用“贴近社区”的灵活优势，迅速弥补了市场服务的空白，向社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弱势群体提供便利的服务，构成英国合作社主体的农业和食品消费合作社表现特别抢眼。同时，面对疫情对就业和合作社运营的冲击，合作社的韧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能通过会员制更好地分担风险，又能避免商业企业对短期利润追求的压力，兼顾了员工、合作社、社区等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多重需求。可以说，疫情为合作社更好地回应社区需求、加强社区链接提供了机会，也大大提升了公众对合作社建设性功能的认识。

英国是“盎格鲁－萨克森式”资本主义的典型，深受自由放任市场思潮的影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与市场环境并不乐观。疫情也揭示了英国合作社发展的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公众对合作社认识不足、政策体系缺失、商业运营创新的税收金融支持不足等。疫情期间，英国合作社积极从政府获得支持资源，改善合作社发展制度环境，紧紧围绕英国首相鲍里斯解决地区与阶层发展差距的施政口号——“拉平”，提出支持合作社发展与疫后复兴的七大建议：

第一，一次性拨款2000万英镑，成立社区共享投资机构；第二，五年内提供500万英镑，助力更多社区有效利用社区股份；第三，为深度贫困社区培育和调动社会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计划；第四，为深度贫困社区量身定制同伴辅导和指导计划；第五，出台资助计划激活现有社区组织的效能；第六，设立“平台合作加速器”，使合作社扩展到英国城乡社会；第七，在英国“脱欧”后的新“升级”计划中，使社区在主导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政府积极有效的响应，针对17%的合作社不能获得政府资助的问题，英国合作社联社也向首相提出建议，最终成功将合作社纳入3000万英镑支持计划当中。

总之，作为“国家—市场—收获”多重逻辑的社会经济形式，从抱团取暖的初心使命到倡导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愿景，英国合作社展现出极具弹性的适应力。在疫情大考中，英国合作社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重性得到全面的激活，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为回归到人的经济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