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日前撰文表示，我国创新政策应由集中攻关式转向分散试错型。张文魁认为，创新已经成为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创新的发生，也需要适合的政策。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创新政策转型。

张文魁指出，在原来有技术代际距离较大的情况下，知道目标是什么，技术路径大概是什么，集中攻关式的创新很有用。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国家力量，来集中所有的专家，搞大会战。譬如电解铝技术，“八五”、“九五”期间，国家组织力量搞大电解槽的技术攻关，到“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大面积地快速应用。又譬如中国高铁技术，南车和北车合并后，攻克技术难关试车时速达600公里。从中国中车现在的创新情况来看，它还是一个模仿和集成、消化吸收再创新。至今为止，集中攻关式创新方式还是有用的，但是未来则未必。开拓新前沿的创新，需要的是分散试错型创新。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政府曾组织企业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领域进行集中攻关，开发大储量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DRAM），并取得巨大成效后，继续牵头搞飞鸟计划和未来计划，结果是没有及时抓住移动存储和闪存等技术和产品兴起的巨大机会。韩国IT产业中，三星、大宇、现代等搞分散试错型创新，而且与美国高度接轨，虽然大宇、现代错了，但三星对了，所以还有三星。

张文魁认为，在新背景下，国家政策必须要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企业之间的竞争根本不是局限于价格竞争，更多的是在寻求差异化、在寻求跟其他企业不一样，不一样就意味着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因此，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竞争更应该被理解为这个行业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就是可竞争性的意思。在这个前提下，才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

分散试错型创新对原来集中攻关式创新体系带来了严重挑战。在原有体系中，政府部委下面的科研设计院所具有枢纽地位，就像电解铝技术攻关那样。但在分散试错创新中，那些科研院所就不一定是那个地位和作用了，反而是一些大企业建立的研发机构，具有核心地位。所以，这涉及大量传统科研和设计院所的转型、改制、重组问题。当然，政府本身如何转变思路和政策，更加重要。

在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过程中，政府并不是无需作为。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研发，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在许多行业的技术代际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意识到，哪一种研发路径更能实现技术突破，哪一种技术更符合未来市场需求，集中攻关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我也不是说企业之间、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不可以合作创新，实际上，许多形式的合作创新与分散试错创新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融洽，但如果政府还是像过去那样以行政力量来捏合企业、指定目标、规定方向，那就难有好的创新效果。对于芯片等少数存在明显的技术代际距离的行业，也可以继续搞集中攻关，但由于在全新的创新生态中，这些行业的一些具体技术也在不断迭代，所以，分散试错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