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妇女挑补花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正在补花

天津市第一棉织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正在生产

天津市第一棉织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正在生产

吴家窑工人新村合作社雨季时日常用品供应充足，人们购买到所需物品后快乐的情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合作社在天津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那时，人们在合作社买米、面、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人在合作社参加生产劳动。天津市档案馆留存了一些关于合作社的老照片，为人们再现了当时合作社的日常场景，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

合作社：从英国到中国

1844年，英国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它是由纺织工人组织的合作购买机构，以批发价购进商品，再以零售价卖出，将所得利润分给社员，使工人而不是商人获利。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合作社是1918年3月30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通过查阅老报纸发现，1949年，城市合作社运动在东北、华北地区的城镇中发展起来。1949年1月，北京郊区石景山钢厂职工消费合作社筹备处初步解决了职工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供应困难的问题，该厂3000余名职工以低于市价50%的价格买到1斤肉、10斤白菜、2斤食盐。同月，徐州贾汪煤矿合作社供应职工粮食10万斤，另外还供应各种日用品，价格均较市场低廉，为工人谋得福利。

一般说来，城市的合作社有三种类型，除了像北京郊区石景山钢厂职工消费合作社这样的消费合作社之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在老报纸中，能查到的天津最早的消费合作社是1949年1月24日，天津自来水厂工人发起组织的职工合作社。第一个市民消费合作社，是1949年2月22日成立的红桥区廿七街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工人和市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忠实可靠热心为群众办事的人”。合作社每月公布账目，由全体社员监督。合作社的资金来源除部分由政府借贷之外，绝大多数由社员入股集资。对于像红桥区廿七街这样的合作社来说，该社社员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贫苦人，包括三轮车夫、人力车夫、小贩等，这些人平日卖一天劳力，才能吃上一天粮食，因此合作社允许不能一次性拿足股金的社员，采取分批交纳股金的方式入股。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后，许多市民买到了比市场价格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例如，红桥区廿七街合作社每斤煤球卖一元四角，比市价低三角钱；冀北电力公司第一发电厂职工消费合作社配售给社员的面粉比市价便宜近20%；为方便社员购买，中纺四厂（后名为“天津市第四棉纺织厂”）合作社还在合作社内部发行“代用券”，平日职工可凭代用券到合作社买货，到了发薪日，由合作社扣回欠款，此举为职工日常生活带来极大方便。

对社会：稳定物价、安定市民生活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已有合作社这种劳动群众自愿联合起来进行合作生产、合作经营的组织形式，但它的真正发展壮大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仅保证了社员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还能杜绝私商哄抬粮价，对稳定物价、安定市民生活起到了极大作用，因而得到市民的广泛认可。河西区陈塘庄居民合作社建立20天后，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会上不但旧股东没有一个退股，还有很多人积极加入进来，有妇女甚至把自己的私房零用钱拿出来入股。市民李又喜今年92岁，但身体依旧硬朗，他见证了当初消费合作社的兴旺情景。“因为合作社有货源，而且货品销路也好，当年有人甚至天天蹲在合作社账房里，软磨硬泡、想方设法加入合作社。”李又喜说。

文史研究者张诚早年在红桥区居住，在他家附近就有一家消费合作社，因为经营场地小，他便管这间合作社叫“小铺”。至今，他还记得小铺的柜台很高，柜台上摆放着各种瓶瓶罐罐，其中装糖果的玻璃罐子几个一排瓶口朝里放置。对于孩子来说，这远比其他罐子更吸引他。在小铺里，无论是酒、食用油还是麻酱、面酱都可以零售。张诚回忆：“打油时需用漏斗扎在瓶口之中，然后再从油缸中将油装入漏斗；买面酱、麻酱很麻烦，不管碟子、小碗都要上秤，售货员用竹片将面酱抹在碟中，然后减除小碟的分量，如果不够还要添上一些。酱油和醋大都是些‘眼活儿’，根据购买数量按比例从原装的瓶子中倾倒，差不多就行了。那时的人都特别节俭，一点东西也舍不得浪费，听说有人去换酱油，发现瓶子底下略剩一些，倒掉可惜、回家又远，干脆一仰脖子喝了下去，差一点‘齁成燕巴虎’。”

对生产者：集中分散的小手工业者，进行规模化生产

上世纪50年代，合作社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截至1952年第2季度，全国共有合作社36482个，社员过亿。1950年8月，天津市共建立各类合作社503个，社员85万5千余人。到了1952年6月，经历一系列合并重组，天津市共有各种基层合作社64个，社员102万余人。

事实上，合作社除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便是吸收失业人员以及职工家属就业。在这里，尤以生产合作社的作用最为突出。生产合作社是社员在集体劳动互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成员是曾经的个体手工生产者或小作坊生产人员。组成生产合作社后，他们拥有共同的设备，统一计算盈亏，逐渐发展壮大后，向企业化规模生产过渡。缝纫合作社、地毯生产合作社、木器生产合作社、白铁制品生产合作社……在当年的老报纸中，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生产合作社，遍及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合作社吸收了很多个体劳动者，许多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参加过社会劳动的家庭妇女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中来。在皮毛合作社纺毛厂，女工们工作一天，挣到的工资能让自己吃喝不愁，因此工作热情都很高。虽然合作社规定早上7点上班，但“五六点时，工房里的纺车就呜呜作响了”。

在1953年的一份老报纸中，还记录了一名叫董春雨的个体手工业者加入白铁制品生产合作社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前，董春雨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从事修理炉子、补铁壶、打烟筒这样的零活儿。他回忆：“碰到热天，不容易找到活儿；到冬天，活儿是多了，就是得在胡同里干活儿，冻得慌。每年冬天，我的两只手都冻裂了。”自从1952年11月参加生产合作社后，董春雨告别了风吹日晒的辛苦日子，不仅工作时间、地点固定，收入也固定了，家里吃白面的日子渐渐多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在白铁制品生产合作社中与工友们切磋技艺，还让他提高了技术。合作社将分散的小手工业者集中起来，不仅让他们拥有了稳定的生活，而且进行规模化生产。不到一年光景，董春雨所在的合作社就添置了新设备，生产效率也提高了。

对社员：提供各种便利与实惠

合作社给市民带来了实惠，而人们对合作社的欢迎程度也促进了合作社积极改进生产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需要。恒源纱厂职工消费合作社夏季添售汽水、酸梅汤、西红柿等，其中酸梅汤由合作社工作人员制作，价钱便宜又卫生，很受社员们欢迎；河东区第二合作社考虑到有些社员离百货部比较远的情况，特地添设了百货流动货车，车上备有上百种货，方便社员购买；南开区消费合作社煤厂为便利社员购煤，在辖区设立了“无人售煤箱”，社员们只要在纸上写清姓名、地址、煤种和数量，放进小箱里，煤厂就有专人每天开箱两次，负责把煤送到……

各地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同时，全国也有了合作社统一领导。1950年7月，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开幕，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今后全国合作社发展方针和政策，通过了全国合作社条例和各种合作社章程草案，还成立了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全国合作社工作。天津市也拥有了供销合作总社，监督管理市内各个合作社工作。1953年10月，市合作总社还开展检查各合作社度量衡工作，进一步树立“货真价实态度好，秤平斗满尺码足”的新商业作风，这些都为当时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城市合作社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作社这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逐渐被其他形式取代，成为了人们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