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将这项指示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是为了“搞乱人心”，对我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釜底抽薪”。我国必须坚持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历史和实践依据的。

　　一、鼓吹私有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鼓吹私有化的主要理由就是国有企业效率低和国有企业垄断。事实果真如此吗？

　　1.国有企业效率

　　根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实证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包括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在内的整体效率要比私营企业高，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延伸效率，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70%。另据2017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情况”新闻发布会，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0.5万亿元，和前一个五年相比增加了80%；从效益来看，2013-2016年效益是6.4万亿元，增加了30.6%；上交各种税费10.3万亿元，增加了63.5%。另据最新数据统计，2017年1-12月全国国企利润同比增长23.5%。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完善，运行质量和效率、发展活力和动力都在不断提升。企业的具体经营绩效和所有制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私有企业效率高，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私有企业破产呢？如果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为什么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迅速进军《财富》世界500强呢？2016年大陆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99家，其中83家是国有企业。很显然，企业经营效率的好与坏，与所有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会依市场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状态，现实中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有可能盈利或亏损。

　　就是在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关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的假说，至今也没有定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早在1993年就指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2012年，阿罗塞纳（Arocena）和奥利费洛斯（Oliveros）在对西班牙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所有制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2.垄断

　　垄断，包括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三种形式。自然垄断是指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服务人口半径的增加，单个产品成本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形。很显然，这是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自然垄断本身就不适合竞争。这类行业一般包括供水、供电、煤气、交通运输等公共事业部门，它们所需固定资本投资特别大，投资周期特别长，天生就是垄断行业，且关系到国计民生，拥有公共性质，需要政府的参与和监管。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些企业或者很难成立，或者成立后因行使垄断权力而伤害消费者利益。由此可见，理论上而言，这些企业是因为其行业的天然垄断性导致了国有，并非因为国有导致了垄断。即使把这些企业私有化，其垄断属性还是会存在的，但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会危及国家安全、加剧社会两极分化。

　　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来打破。问题是私有制也会产生垄断，否则，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反垄断法呢？更何况，在一些领域实行一定的国企垄断或“行政垄断”是完全必要的。如矿产资源，如果没有国家法令规定为国有，并由国有企业开采经营，而任由私人肆意开采，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的不公。再者，从全球视域看，世界上许多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型跨国公司垄断现象。比如，15家棉花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棉花贸易的90%；6家铝业公司的氧化铝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飞机制造业中，波音和空客占据全球市场90%以上。相比之下，我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差距还很大。中石化营业收入仅为壳牌的66%；中航工业营业收入仅为波音的37%。由此可见，我国企业行业集中度还偏低，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还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国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必须顺应国际产业调整大势，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当然，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是要通过垄断来实现，而是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决不是私有化。

　　由此可见，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观点、论断，既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逻辑，其目的就是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二、公有制经济具有历史合理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行，即实行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是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1.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众所周知，私有制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私人资本的剥削本性和追求利润无限增长的终极目标，必然导致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对抗性固有矛盾的必然体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蒂在其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是掌握了20%的财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尽管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等一系列政策缩小了收入差距，其基尼系数甚至比我国小得多，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不能被某些国家的这些暂时现象所蒙蔽，因为资本的私人所有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频繁的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活动等。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则可以通过节制资本权力以充分体现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多关注百姓的获得感和社会公平问题。我们以2011-2017年我国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中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情况为例，2011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844.39亿元，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40亿元，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的4.74%；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1290亿元，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257亿元，占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的19.92%，提升了15个百分点之多。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额度和比重都在逐年迅速增加，充分体现了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全民所用、全民所享的基本特征，为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真正实现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2.公有制是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舆论场和学术界中，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实践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检验一种理论的试金石。新自由主义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已经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私有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正在走向破产。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政策未能带来许诺的效果，经济或是陷入停滞，或仅是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增长的成果，众多国家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

　　而中国的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公有制国家主导能够更好适应现代生产力社会化的加速拓展，它不仅可以通过制衡资本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可以通过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保证经济长效持续稳定发展。因为在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国家有条件利用现代信息和大数据技术，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制定长期发展目标、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使经济有规划按比例发展；通过掌握一定的重要资源配置权和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权，促进各项建设平衡协调发展；通过相机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等等，有效避免发生资本主义那样的金融经济危机，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由此可见，公有制经济与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3.公有制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中国百年积弱，快速依靠自身积累实现工业化，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通过国家力量，驱逐列强控制，消灭腐败的官僚资本，在动员体制下奠定了今天国家经济起飞的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高效率和有序运行，赶超经济先行国家，巩固政权，提升执政能力，增强综合国力，解决国计民生等问题，都迫切需要加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用了短短的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在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特别是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强大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我们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在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中高端，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近些年来，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集体崛起，彰显出我国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优势，彰显出我国国有企业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程中的强大竞争力，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公有制经济关乎国家战略安全

　　通观今天的国际环境，国家独立是民族生存的根本，拥有和保持独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治独立的基础。没有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中国在外来威胁面前就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丢弃的历史记忆。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但必须具备基本的居安思危意识。

　　1.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执政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是其政权得以维持、运转和巩固的重要根基。因为只有公有制国有经济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真正摆脱阶级剥削和压迫，才能不断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为国家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防安全支撑起安全防线，才能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才能巩固国家政权不旁落他人之手，才能汇聚起磅礴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举行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事实上，公有制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力量，是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2.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公有制经济通过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来发挥其支柱作用。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勘探等，规模经济要求很高，进行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当前还只能主要靠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无论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还是蛟龙深潜；无论是高铁事业的发展，还是大飞机制造；无论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还是南水北调，国家的各项标志性成就，都与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息息相关。国有企业的利益服从服务于国家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于公共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即便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微利或亏损，国有企业也仍然会进行必要的投资、生产和经营。这是国有企业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的最终经济根源。

　　3.公有制企业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有企业发挥着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者”，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的“排头兵”。2013—2016年，国有企业紧紧围绕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深入推进结构调整、布局优化、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提前超额完成，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化解的钢铁和煤炭产能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0％和73％；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积极推进，500户“僵尸企业”和困难企业得到了整治和处理，直属企业亏损减少885亿元；降杠杆的工作稳步推进，围绕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积极探索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压减管理层级和法人单位的工作取得明显效果，已压减法人单位6395户。（季晓楠.国企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思路和新实践,经济日报，2017-10-13）

　　4.公有制企业是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

　　国有企业是国家骨干，是战略产业的组织者，承担着科技的积累和创新任务，是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在2017年9月14日开幕的“中央企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双创工作成就展”上，从太空、高空到低空，从地上、地面到地下，从海上、海下到海底，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军用装备到民用产品，涉及领域之广，科技创新品种之多，且水平之高，不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国企无可取代的“国鼎”地位和作用。据统计，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经费总投入约1/4，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占营业总收入比重）约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8倍；拥有国内外研发机构总计3100多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超过630个；2012—2016年央企累积有效专利48万余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共计424项，约占同类奖项总数的1/3，其中获得全部14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的12项；取得了很大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领先水平的标志性重大创新成果，其中不乏堪称“国之利器”的先进武器装备。事实上，这些科技领域也是美欧日对我国进行严格封锁的领域，但长期以来却被海内外舆论和一些所谓公知描述为没有效率、垄断、扭曲市场、贪腐、浪费资源、与民争利、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被妖魔化的国企创造出人类技术进步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用比西方投入少得多，却在较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拉美和苏联东欧的惨痛教训

　　拉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阵痛持续三十多年没有消失，反而愈加严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真实目的是，赤裸裸地维护其资本利益，逼迫拉美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削减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开支，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自然资源，以确保拉美偿还西方的债务。民众遭受反复掠夺后开始觉醒，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被拉美民众批评为“逼人割自己鲜血淋淋的肉来偿债”。

　　苏联在“新思维”的名义下搞了“休克疗法”。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私有制后，原先体制内的大佬和关系人，不少成了后来俄罗斯的行业寡头。私有化不但没有带来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国家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使此后的俄罗斯陷入了巨大困境。时至今日普京总统仍在感叹：“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真正面临沦为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东欧和拉美的惨痛教训表明，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化会使国家失去屏障，本国经济的产权乃至经济命脉将被外国资本控制。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曾警示中国应吸取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教训。他说，中国的国企不能全盘私有化，一旦全盘私有化，就会失去经济的“维稳力量”，这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尽管国有企业的体制还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但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解决问题，而不可以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私有化，也不可以借“混改”之名行掏空国有资产之实，我们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安全，为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了保证人民真正获得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