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5日 “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在北京国都大饭店召开，“三农”问题学者、基层干部以及集体经济的实践者共二十余人参加会议。
2016年12月29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强调“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明确把包括农村土地产权在内的农村资产确权界定在集体社区内部，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阐述，也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农村经济民主改革的重大实验。今天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无论从《宪法》的角度，还是从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的角度，加强农村集体的统一经营权，都已经刻不容缓。《意见》的出台，为2017年中国农村的经济民主改革的大实验拉开了新的、可期待的序幕。
与会专家学者就这一文件如何放在历史和现实的脉络中去理解、解读和实践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一、目前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青壮年流失，土地抛荒，社会涣散
当前农村问题在“三农”中比较突出，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越来越显得滞后和边缘化。突出表现在 以下几个问题：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农村空心化；劳动力流失导致人才缺乏，影响基层干部的选拔；基层治理涣散，社会失序；被认为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中种植的承包地确权后，但在实际情况中，反而有部分农民由于担忧确权土地转租后无法收回，不愿意流转，所以宁可抛荒。
（二）农民打工难致富，贫富分化加剧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面前，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呈现高风险和低收入的状态。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5%，而农业增加值只占GDP的8%，农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来自二三产的就业，进城打工。但遇到家人大病、工伤、孩子上学等等情况，就只好举债，据调查，农户平均负债率达到30%，打工难以致富。农村贫富分化加剧。
（三）集体组织瘫痪，支农扶贫政策缺少依托
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的缺失，国家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与社会公正性降低了。如国家对农村的土地道路综合治理有大量投入，搞了不少工程，但工程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参与竞标的施工企业的“工程资质”水分大，普遍存在幕后交易，工程层层转包、偷工减料，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当今市场经济，工程建筑领域长期存在管理缺失、有章不循和腐败问题，这和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管理、群众监督的情况很不同。
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因城市和工业交通建设发生的土地性质用途的变化，马上引起土地价值的变化。农地征用补偿费随周边地价提高，形成超级地租。超级地租收益引起农村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实现合理分配，取决于村集体组织的把控能力。很多情况下，这部分利益归了承包户，造成贫富不均。
二、到了认真落实“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宪法中，农村改革的原则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专家们一致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是纯粹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分”。但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凝聚形成共识，是否还要坚持集体经济，即“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农村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统”的问题已经不仅是“三农”问题，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是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1990年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27年过去了，如何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已迫在眉睫。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和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给广大农村工作者很大鼓舞。但新农村建设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还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近几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一直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原则。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但在具体工作中，县乡村领导都感到发展集体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不是“硬指标”，没有认识到其必要性。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强调“分”的一面。
三、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状态
据农业部数据，到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行政村，其中没有集体经济的占50%，有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低于5万元的占30%，5万到20万之间大约为10%，20万以上的在10%左右。
目前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土地没有分到户、集体经营的大概有2万个村。“分田到户”后能够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领导集体的强弱，甚至是主要带头人的个人能力和水平。
2万个保持土地集体统一经营的，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这些村庄占2万个村的绝大部分。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富的村，其集体收入基本来自土地厂房（或矿产资源）租金，收入稳定，本质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超级地租，与经营能力没有关系。由于土地已非农化，地也没法分，主要问题是土地收益分到谁手里。（这也是2016.12.26文件重点强调的那部分村。）
第二是“明星村”，像华西村、南街村，集体统一经营，发展二，三产业。这些村的总数不超过1000个（周建明：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有7000到1万个行政村，以及河北晋州周家庄乡、西藏双湖县嘎措乡）。这些村较好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公共建设、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都走在前列。有人认为，这些村能够长期坚持并很好地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要求带头人和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政策大环境下很难复制。一般农村要办集体企业搞二三产，主要困难是组织成本高，收益不确定，不容易取得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主动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探索新形势下的合作化路子，出现了一批各有特点的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到会专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生动案例。
（一）村两委组织村民，发挥集体优势，重走合作化道路
贵州安顺市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带领全体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塘约在遭到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只有党支部能出面组织群众，进行集体抗灾。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党支部没垮，就是基层治理名正言顺的组织者。组织起来，使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两委动员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中种植，发展多种经营和三产。村民收入的增加吸引了大多数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短短两年，村民人均收入从4000元增加到1万元。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特意提到《塘约道路》一文，称赞塘约村是新时期的大寨。
塘约村的变化说明，要摆脱贫困，一定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越是贫困地区，这一需要就越迫切。组织起来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放任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阵地，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社会主义的集体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制度优势和精神财富。
由村党支部出面重新组织农民合作的情况，在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改革以来，山西过去全国闻名的典型村逐渐被淡忘，但还有几个村没有分田，坚持走集体道路，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村。这里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的，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大学生甚至国家干部。
山东德州的宁津县，由县委组织部推动部分村的党支部带头，整村流转农民的土地成立合作社，集体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10%，增产部分50%分红，50%作为集体经济收益。青海海西州天峻县牧区的梅陇村也是整村搞了合作社。
浙江缙云县好溪村推行发展民俗旅游经济，村里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集体，村委统一规划，改造村民旧房，统一建设新居。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新村建设，再用成本价配售给村民，并可还请所有贷款，村集体经济也由弱转强。农村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带头人很重要，村长、书记一定要“和”，班子如果不“和”，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
这些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都强于当地其他农村。但是对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从发展道路的高度来予以总结。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依靠基层组织不行。有人说应该靠老板、靠能人，先富带后富。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山西煤老板全国有名，他们挥金如土，给山西带来的灾难也是最大的。山西两极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
（二）综合农协模式
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包括蒲州、韩阳两乡镇42村的3800户社员，耕种7万亩地。她们根据农村特点，从组织技术培训、跳舞、搞环境卫生起步，逐步团结了100多人的骨干队伍，依靠他们联系群众，拓展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业务。如组织统一购销，信贷互助，养老和幼儿教育等。
农村要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靠谁做、怎么做的问题。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蒲韩联合社是一个非行政性的集体组织，它的组合有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团队，其骨干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它的实践超过了日韩台综合农协，提供了很多可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中发（2015）11号文件指出，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姓农、为农、务农，密切联系群众，把政府和农民连起来。可以把基层供销社这个平台激活，发挥它服务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供销社系统本来就是扎根基层、为农民服务的流通组织，可以发展成为联系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平台。
（三）国企通过信托方式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惠及农民
中信信托利用信托这个金融工具，也开展了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
作为国有企业，中信信托有责任服务三农。具体做法，是与当地合作，村乡组织出面将村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中，再信托给中信信托，由中信信托委托专业农业企业进行集中种植。这样就可以增加耕种面积，进行科学种植，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提高产品品质和价值。在购销、深加工环节和融资方面则发挥了信托的优势功能。
中信做土地流转信托的6年期间，信托项目始终没有赢利，之所以做土地信托，是出于对农村现存问题的关切。当前农民进城导致土地撂荒严重，农村劳动力不足，耕作粗放；个体农民在购销环节受大公司压榨，融资成本过高。
四、谁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适度规模种植和多种经营，客观上要求在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和协作，注入资金和技术。
（一）公司加农户还是农民合作
根据东北某县调研，公司加农户还是农民合作两个不同模式的土地连片种粮的村的案例，这两种模式有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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