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 Huet 著　刘格正　译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 (Mondragon) 生产合作社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生产合作社系统，它的成就鼓舞了世界各地的模仿者。成立于 1956 年的蒙德拉贡系统从一个 5 人生产厨房器具的合作社，扩充到有3万个员工，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的大企业。多年来，它的成就给许多在美国推动生产合作社的我们信心，能在各行业发展大规模的合作社企业。

　　不过这个信心，却被最近蒙德拉贡以全球竞争力之名，而偏离了民主、合作原则给动摇了。为了准备在统一的欧洲市场上竞争，蒙德拉贡的管理阶层声称他们被迫在个别的合作社之上（通常在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时），成立一个企业结构来集中决策，同时雇用更多的非会员。

　　这些改变膨涨了合作社批判者的论点，同时也刺激了合作社支持者最恐惧的一点：一但生产合作社大至且富到像蒙德拉贡的程度，它的民主特质就会丧失了。批判者指控大型合作社变成无法对事负责、组织杂乱、会员自满不求变。脱离员工控制、趋向传统的资本主义操作，都是无可避免的。

　　以一个合作社的提倡者和参与者的我，在相对上相当未发展的美国工人合作社运动来说，合作社大小的限制和面对经济上全球化的困境，并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已。蒙德拉贡的管理阶层 (managers) 可能说对了吗？面对剧烈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而维持合作社原则是不可能吗？1997 年我特地去巴斯克及意大利（一个更强壮的合作社运动的所在地），寻找答案。

　　蒙德拉贡的历史

　　1941 年当一个名叫何塞．玛丽亚．阿里斯门迪 (Jose Maria Arizmendiarrieta) 的神父第一次来到这个叫好蒙德拉贡的教区时，他发现了一个被西班牙内战毁坏的市镇。1930年代法郎哥的法西斯力量成功废除民主选出的政府联盟，造成本是强大的反法西斯的巴斯克地区的分裂。阿里斯门迪为了没机会受教育的工人子弟设立了一个职业学校，在他的教导之下，有五个学生更上一层楼，取得工程学位，并在1956年设立他们自己的工厂，这个工厂后来变为法哥合作社（Fagor cooperative）。

　　由于法郎哥时代的西班牙经济与外界非常隔绝，合作社的创立者预测任何高质量的大众化产品在西班牙应有不错的市场。他们的预测没错，这个家庭器具用品公司很快赚了不少钱。这些钱，除了很小的一部份放在员工个别的“资本账户”（只有员工离开合作社时可以领走）以外，都用于再投资。

　　1958年蒙德拉贡的创始者碰上了一个危机，西班牙政府认为合作社的会员是「自雇者」，因此不能领取政府的社会福利以及失业津贴。合作社把这个障碍转变为他们的优势，创立了比政府社会福利还省钱的制度，然后他们用那些福利积存的钱当基金，成立自己的银行。当地社区居民受到银行优渥的利息的吸引与了解他们的存款会贷款给合作社来制造工作机会，而涌入银行存款。

　　如此一来，银行的董事会无形中成为蒙德拉贡合作社运动实际上的政府。合作社的存款者和银行的员工组成董事会来确保银行是蒙德拉贡成长的引擎和稳定的关键。董事会指示银行的企业部门帮助新合作社的成立。有时银行会认出新市场的机会而创立新合作社，有时银行员工会帮助大形合作社分割成立新而且独特的合作社，来维持合作社的效率与民主活力。银行并鼓励一些较小的合作社形成集团来分享资源来扩充经济规模与市场潜能。其中财政上最成功的企业可能是银行把消费者合作社重组成员工-消费者合作社混合体，同时创立现在西班牙最大的零售连锁店，这个连锁店的年销售额高达26亿美元。

　　由于这些极富创意的策略，蒙德拉贡企业的创立纪录是很不寻常的。在头30年设立的103个合作社，从1956年到1986年中，只有3间关门。如果再考虑到从1975年起长达10年的西班牙经济萧条，导致巴斯克地区丧失了十万个工作机会的情况之下，蒙德拉贡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在那个困苦的时期，蒙德拉贡合作社实际上增加了员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能够经由再训练并且转移工人从萧条的合作社到兴旺的合作社。银行也同时对碰上困境须重组的产业给予财政和经营的支援。

　　虽然合作社脱离经济萧条后比以前更强壮，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反省和重组能力的过程，造成一个蒙德拉贡经验的新时代。欧洲的改变也刺激了这个过程，1986年西班牙签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使比合作社大好几倍的资本主义大公司涌入西班牙。为了准备对付这种新竞争，蒙德拉贡停止设立新的合作社，将所有的资源用于帮助现存的合作社扩张，改变结构与更新机器设备，以合作社集团来应付经济的全球会化。合作社能够做什么来幸存于全球化的屠杀？

　　为了要应付这个紧急的问题，和面对不断变动的经济环境，蒙德拉贡开了一连串的合作社代表大会。改变计划是经过代表大会产生，而不是经过银行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至少改变了产业合作社过去在经济萧条时太过于依赖银行的认知。不过，这个改变计划也显示出银行早已变了，银行的成长大大超越了合作社，到1985年时，银行把少于四分之一的资源投资在合作社上。

　　也许为了蒙德拉贡重新定位的最重要会议是在1988年以“面对欧洲共同体”为主题的会议了，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同意他们的企业体将与夸国公司正面冲突，合作社的主要产品－家庭用品、机械工具等等，也是大跨国公司最爱。

　　无法回头之点

　　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大多数的主要产业公司都超过了无法走回头路之点，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对它们目前的产品投资太多，以至于无法彻底的改变其生产项目。

　　为了保证和跨国公司竞争，合作社采用了一些敌人的特点。会议决定蒙德拉贡需要一个迅速且集中的决策系统来和快速变动且复杂的全球市场竞争。因此在1990年合作社的领导群形成蒙德拉贡合作公司（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 [MCC]）。

　　MCC 的决策方式比银行领导时的合作社集团更集中，它的经营结构对金融、产业，和批发／零售等三种形态的合作社作协调、分配、及销售上的决策。为了容易被辨认，MCC的商标被印在蒙德拉贡卖到全世界各地的产品上。

　　最引人争议的是MCC建立的跨国供应与批发网，MCC成为传统的资本主义雇主，在低工资国家，例如埃及、墨西哥、阿根廷、泰国、中国设厂。MCC在那些国家的员工都不是合作社的会员。甚至在西班牙本土，MCC发展出非合作社的企业体，许多是和资本主义企业合伙，同时也在合作社内增加雇用非会员。现在蒙德拉贡的员工有三分之一为非会员，远远超过蒙德拉贡原本承诺的绝不雇用超过10%的非会员。MCC的临时服务合作社的一位董事告诉我说，现在合作社可以向MCC申请许可而雇用高达40%的非会员员工。管理阶层辩称，为了应付全球市场变动的加剧，而用更多的随时可以被取代的劳工，是正当的。

　　MCC以许多有理的原因，例如文化、法律、财政、以及组织的不同，来说明为什么不容易在泰国，甚至在西班牙中部建立合作社。不过，最令人不安的批评是MCC 根本没计划把那些工厂转型为合作社。的确，那些与资本主义者合并的工厂使转换成合作社成为不可能。

　　MCC 的方向引起内容相当大的批判，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合作社，法哥（Fagor）的社会议会批评MCC 的政策：“把合作社的竞争力提高到最先进是一回事，不必要的丧失合作社的基础特性 －－ 经济民主与会员参与 －－ 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合作社是民主企业集团而且反对转型，为什么转型仍然照旧并不消减。其中一个答案是，快速且集中的MCC 决策系统已将有意义的反对机会和考虑替代方案的机会都排除了。而反对力量的微弱是因为反对者没信心能提替代方法。他们担心，合作社的经理是对的，为了在全球市场存活，需要对一些合作社的关键原则作妥协。一位社会议会的委员甚至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合作社主义行不通，并且不认为蒙德拉贡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持茂盛的合作社岛屿。

　　不过有人认为即使MCC 非要变成跨国公司不可，它仍然可以承诺要把海外的工厂逐渐转型成为合作社的。这可能牵涉到寻找愿意转型并在其本国鼓励合作社文化的企业伙伴。一个合作社全球发展的模式可能意味着要雇用外国当地的经理人才，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公司联合，也许是要与资本主义合伙人先谈判将来有转型合作社之权。

　　也许MCC 合作社在受到全球竞争的威胁之下，能不放弃民主决策，也能找出来合作社传统产业的市场，意大利产业界工人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虽然较不被北美洲的人知道，意大利的合作社运动甚至比巴斯克的规模更大，光是会员就有25 万人。他们不但用其劳动力的弹性和对维持高质量的奉献等长处在变动极快的全球市场找市场空间，更以急速的科技变迁，与恰恰好准时 (just-in-time) 的输送系统，而建立了针对小量特殊订制的工业零件的产业。从小型到中型规模的工厂，加上高技术的劳工，结合在“弹性制造网”中。当然，资本主义者的企业也可以作这种生意，但是有互助文化的合作社更能培养互助关系而使弹性制造网发挥功能。这个网络的一个额外的优点是，保留了民主决策较易盛行的小型工厂。

　　甚至一些较赚钱的合作社，以及拥有好几千个会员的合作社，例如建筑业，也能保留不少的民主参与。一位意大利最大的合作社 Bruno Bruzagga 的干部对我解释说：“合作社越大，民主参与越少，是个错误的概念。在 Bologna 有一拥有 2500 个会员的合作社，只有几个部门，但是他们将员工分成许多小团体来开会，然后团体派代表报告开会的结论”。民主参与跟合作社的大小没关系，而是看如何组织会员。以民主来协调直接民主的小单位是个挑战！

　　北美洲地区的教训

　　一个规模像 MCC 的合作社要在产业上和跨国公司竞争是很困难的，因此在高度工业化的北美洲地区发展出新的员工合作社仍然不是个选择。在资本主义大公司盛行的地区，合作社的设立必须大资本且大规模。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员工合作社只能在全球资本到达不到的窄缝中发展？也许吧！

　　但是全球产业领域并不是唯一的战斗点，后工业化的现代提供了新合作社的机会。就如意大利人，我们也可以朝向组织以社区为基础的合作社，来填补因民营化或因旧次序瓦解、国家崩塌后产生的破洞。正如意大利合作社利用他们的社区基础的特质来填满因社会福利民营化而产生的真空。经济上有许多其他方面需要高质量的服务，这是以社区为根的小合作社的地方。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加州连锁面包厂生意兴隆的原因之一是，“员工即老板”注重他们烘焙出来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而且他们比大资本主义连锁店的低薪员工对社区有更强的连结。

　　我们能更深的涉入下一波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计算机／信息部门。通常才智发展为动机的员工比资本重要，例如，我本身是个律师，最近几个月我已协助成立两间网络／计算机合作社。

　　我确信那些小规模的合作社的集合体将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不幻想合作社主义会在“自由市场”竞争之下会逐渐取代资本主义。不过一当全球资本主义被它自己的负荷、矛盾、与广大民众的抵抗击倒时，我们应该有可行的经济民主作模板，有地区性的经济可以照常运行为自己的社区服务。纯理论的辩论经济民主很容易淹没于陷入于政客式的煽动，说经济民主会导致饥饿，而引起大众对经济民主的恐惧。历史的教训实在令我害怕：假如一但经济崩溃，而且我们却没有对社会民主与经济民主提出明确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