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成为全国讨论的热点，各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也存在争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它将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如何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以上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经济转型和增长阶段转换的两种前景

陈昌盛表示，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未来的走势，是中央近几年来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然而，对于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势，经济政策界、理论界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近年来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来看，经济增速经历周期性的下滑之后很快就要V型反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速周期谷底甚至比现在还低，因此，我国经济增速仍然会达到8％、9％甚至10％这样的高增长。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从国际发展经验和国内经济结构看，中国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过去的高增长。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会快速下跌，并迅速向国际发达国家2％、3％的增速收敛趋同。

陈昌盛指出，根据国研中心研究团队几年前的研究，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第二种，即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增长转换的关键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正在从中高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迈进，正在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转变，产业结构正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在这个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国际上对中国的前景常有四点讨论或担忧。第一，认为中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第二，中国经济面临一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大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一次金融危机。第三，中国转型崛起的过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快速崛起过程中能否争取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第四，非西方民主与经济总量崛起的兼容性问题。在西方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里，西方民主与高增长、现代化是具有兼容性，而中国可能是第一个经济总量要变成“NO．1”的非西方民主国家。

“从目前来看，主流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可能会是第二种、第三种。而我们会努力争取第二种结果，管控好风险，避免落入所谓的各种陷阱，力争实现平稳的转型升级。”陈昌盛表示。

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国内背景

陈昌盛重点介绍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从国际背景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出现四大反常现象。第一，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都在实行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甚至跌到负数，多家央行已实施负利率政策。然而，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却是通货紧缩或者有通货紧缩的压力。主要经济体的CPI运行都低于2％，PPI和大宗商品价格更是屡创新低，这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第二，高债务并没有带来高增长。2009年、2010年全球债务快速增长，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50％。但是在债务快速积累的同时，全球经济增速却在放缓，2015年更是2010年以来全球增速最低的一年。为什么大量资金投下去却没有带来高增长？

第三，全球化势不可逆而全球贸易增速却大幅放缓。为什么各种多边、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快速推进，在全球化看似势不可挡、不可逆转的大势下，近几年贸易增速却一直在放缓？最近四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一直低于全球GDP的增速，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目前，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现在很多人还是用“弹性”来解释这个问题，其背后是否是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机制和趋势？

第四，新的技术革命伴随的却是生产率下降。互联网、生物等新技术看似风起云涌，但是与此同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主要经济体中除了印度之外，全要素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等都呈下降态势，技术进步的动力为什么没有转化成生产率的提高？

陈昌盛表示，这些都是当前困惑着我们的现象，也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思。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原来长期指导我们经济的政策理论是否还有效？凯恩斯主义是否应该进一步反思，全球如何启动新的结构性改革，来重塑增长动力和格局？

从国内背景来看，陈昌盛指出，中央近三年的政策正是沿着“怎么了、怎么看、怎么干”的思路开展。2013年，中央提出“三期叠加”，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解释了“怎么了”的问题，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下一步会怎么样。到2014年中央提出“新常态”重大判断，解答了“怎么看”的问题。

但是，陈昌盛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门赞同并认可中央对于“新常态”的判断，但在适应、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困惑——我们以往的干法行不通了，地方出现了“不会干、不敢干、不想干”的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干？在“新常态”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什么方法干？这是这两年以来，自上到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特别是在地方干实事、抓落地的人，更感到困惑。似乎上面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声音，地方更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行动。下一步稳增长，是以扩需求的方法稳增长，还是改革的方法稳增长？是着力稳速度，还是着力稳效益？如何将对新阶段的判断认识转化成落地的行动，成为摆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怎么干”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为“新常态”下的三种人画了脸谱，第一种是逐步深入、主动适应、引领开始；第二种是一知半解、不主动、引领无为，流于口号；第三种是没有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逆向而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引领新常态的一个行动方案

“因此，亟须一种能够落地的行动方案告诉大家怎么做，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在2015年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答了继‘怎么了’、‘怎么看’以后，‘怎么干’的困惑。”陈昌盛强调，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当前国际、国内的特殊背景，更是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来提出的。

此外，陈昌盛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问题导向出发找解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匹配、不平衡和不协调，核心表现在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调整。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并存，传统、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多，新型、中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供给体现在数量、质量、空间、能力、体制等方面的对需求升级的不适应、不匹配。要解决当前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适应性、灵活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

陈昌盛还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引发中国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调的因素，不是以前的周期性和总量的原因，主要还是趋势性和结构性因素。所以，中央政策强调，要从供给侧着力，以结构调整为主，以改革为根本出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这是中央提出的引领新常态的一个具体行动方案。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应当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陈昌盛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强调和重视。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强调市场导向的，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强化政府干预。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需求政策配合，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的。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短期可以稳定预期，防止短期风险被引爆变成系统风险，同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第三，不要将供给学派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者有相同点，但区别也十分明显。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里的结构性改革也有区别，西方很多人把结构性改革与凯恩斯对立起来，而中国当前的取向并非这样。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政府作为但避免行政性结构选择，这也是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特点所在。第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远比“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丰富，五大任务是当前的重点，但不应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第七，应当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进度节奏与风险防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