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会议讲话)

当前，按照 “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释放新需求所释放的动力机制自然地联系到创造“新供给”，“十三五”文件中也提炼了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在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很清晰地在供给端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在这个阶段上，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所以，就必须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

从供给端进行深化改革的原因：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第一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下，我国在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等方面有非常鲜明的、半壁压强型资源能源耗用和环境压力。

第二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中国如何避免这种问题，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矛盾威胁和棘手难题地解决。

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挑战。一部分地区和成员先富起来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带动共富”、走向“共同富裕”。

在这三大制约摆出之后，“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从供给端发力的政策建议

结合前面的动力源的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主要政策建议也有几个大的方面，分别是：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以后，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以适应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

整个思路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以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

心存一个长远目标，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

第三，我们强调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有关管理方面不断地给出积极信息。

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分析，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地推进改革，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历史性考验。

第四个方面，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到现在的社保怎样按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还有就是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个方面，就是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这些建议都特别侧重供给端发力，它离不开我们国家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所以，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也有一些意见建议。

首先，结合式地深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同时考虑到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其次，强调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再次，非常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要积极打造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再有，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下积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对有些配套的因素紧抓不放。

把这些处理好才能更好地调动所谓的经济利益内生潜力和活力，促使社会方方面面在价格信号和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下形成有效投资。这个当然也涉及到我们积极推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创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