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正是编撰“十三五”规划之时。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日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已编制了七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因为世情、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进入以弱复苏、慢增长、多风险为特征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则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他指出，国民经济增速的换挡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一系列条件变化和矛盾转化的叠加反映，归根到底要求中国加快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十三五”规划应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为主线，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从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跃迁，保证中国经济换挡不失势、转型不转向。

具体来说，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放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保持国民经济一定增长速度为前提，为转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为切入点，为转型发展取势做好“两只眼”；以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着力点，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以统筹国内国外资源配置为依托，拓展国民经济转型发展空间；以深化改革、强化竞争为动力，建立健全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年龄人口已呈现负增长，劳动力成本日趋上涨，通过城乡劳动力资源重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明显减弱；二是由依靠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劳动比上升，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开始显化；三是长期的低水平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严重，企业赢利空间收窄，同时又抑制了企业的再投资；四是以低成本支持传统产品出口增长已不具优势，且不可持续；五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债市、股市各类风险积累，去杠杆化本身又制约了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六是资源环境不堪粗放型增长的压力，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近20年来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强劲，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彰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后，这些条件和优势被进一步放大。这些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又反过来绑定了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使之难以实现质变。20年过去，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仍未从根本上实现转型发展。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中指出，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产业优化升级进展缓慢，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要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中国现在需要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两种增长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动力机制不同，要素投资驱动型主要靠要素的累加投放，而创新驱动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量的增加，而是靠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转型发展的核心指标，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和结构变革，即产出增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量所解释的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转型发展方面的差距。

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间，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1%，而中国在1992年－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2%，日本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1972年－199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9%，进入高收入阶段(1998年－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幅提高了34个百分点，达到53.9%，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据专家测算，我国1979年－199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4.9%。

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多项具体问题，它可以作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是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