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出席公开活动，就经济“新常态”特征及“新动力”增长方向做了个人解读。

新常态的三个特征

杨伟民解释，新常态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级的阶段。在经过发展积累以后，由量的变化引发了一些质的变化。它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降痛期、刺激经济政策产生负作用的消化期）完全一致，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增长减速”。诸如人口红利基本消失、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降低、技术和管理差距缩小，我国经济体本身的内在机理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现在经济非周期性减速，或者说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受国际经济变动影响的。

第二个特征是“深度调整”。这既是经济减速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减速的一种结果。目前的深度调整，并非过去多年进行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加法式结构调整，而是必须要进行以存量为主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调整，有一些产能必须要下来，这也是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制造业当中相当一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甚至可能已经接近于物理性消费的峰值。例如房地产总体上处于供大于需的状况，这需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和财税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来解决。过去35年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建设以后，今后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也不可能再维持过去的速度。

第三个特征是“风险显露”。对此，杨伟民解释，过去在高速增长和补齐式结构调整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的风险被掩盖掉了。但是随着今后经济增长的减速和结构的深度调整，这些风险必然要逐步显露出来，一些地方政府培育的“僵尸企业”将无法继续维持。

新常态需要新动力

杨伟民同时指出，新常态本质上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新的动力来带动未来的增长，孕育好诸如服务业、城镇化等新机遇、新增长点。

杨伟民认为，中央在新常态下的工作要求精神很明确，那就是“稳中求进，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具体而言，“稳中求进，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就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微观层面则是强调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政策，依靠改革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社会政策要托底”是指在结构调整和处置社会经济及金融风险过程中，防止企业倒闭和不良资产过多产生等局部、个别问题演变成区域性、系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