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安徽四十多年从事集体工业经济管理的生涯中，有幸与两位原安徽省委书记苏羽、苏桦有过零距离接触，深谙教诲、受益匪浅。

与省委高层领导的零距离接触

——记安徽省原省委书记苏羽、苏桦支持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二三事

陶洪猷

我在安徽四十多年从事集体工业经济管理的生涯中，有幸与两位原安徽省委书记苏羽、苏桦有过零距离接触，深谙教诲、受益匪浅。两位学者型领导的形象，我至今难以忘怀。

苏羽过问安徽省轻工业管理机构设置

1979年4月的一天，李克林(时任安徽省革委会轻工业局副局长)通知我，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说苏羽要找我谈一次话。当秘书引我见到苏书记时，他拿着我写的《国发(77)66号文件为什么在安徽不能正确贯彻执行？》(以下简称《材料》)说写得不错!在问过学历、专业之后，他又要我把《材料》扼要地讲一讲。《材料》对国发(77)66号文件(以下简称《文件》)下达—年多来，安徽迟迟不能正确贯彻执行的“主要责任应由省革委会来负。这是凭‘长官意志’、行政手段办事，不调查研究，不做思想工作，不吸取历史教训，心血来潮处理问题的必然后果”(摘自《材料》的观点),苏羽予以了肯定。

《文件》的主题是国务院批转农林部、轻工业部关于把农村手工业企业划归人民公社领导管理的报告。苏羽对我局党组及时组织讨论，于7月27日向安徽省革委会写的关于贯彻《文件》几点建议的报告(轻二字[77])406号文件)，也予以了肯定。

苏羽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既有轻工与社队企业部门之间的矛盾，又有你们轻工局内部的矛盾，也有上级领导部门的失误。我们会抓紧处理这件事。四个月后，安徽省革委会于1979年8月8日革发(79)91号文件决定，将省轻工业局分设为轻工业局和第二轻工业局。同时，省委决定把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老局长王渔同志调回二轻局当局长。1980年又将局改为厅。此后，省第一、第二轻工业厅的工作大有起色，一、二轻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正是这次受到苏羽面对面的教育和鼓励，在老局长们的关爱下，我放弃了去一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政治经济学教员的难得机会，决定留在省二轻厅工作。经过1979年以来这段切身经历，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为二轻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效力，每年至少有一两篇文章发表。也正是有这次与高层领导的零距离接触，我克服了“夹着尾巴过日子”的压抑心情，恢复了学生时代“有棱有角”的开朗个性，决心尽职尽责地当好文员，当好领导的参谋。

苏桦关心城镇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我在苏桦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在1988年筹备成立安徽省集体经济学会期间。苏桦早在安庆市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和经济理论家。他亲自倡导和扶持的城镇新型集体经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表扬，国务院主管部门大力在全国提倡推广。安庆“新一代”集体经济的新鲜经验，成为我们“老一辈”手工业集体企业改革的榜样。

在苏桦的经济思想中，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仅从他主编的当代安徽丛书《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总论中所论述的两个观点，就可以看出他研究集体经济的理论功底和成果。这两个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较大反响。其一，苏桦认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同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它们将长期共存，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它们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同存，而且在整个过渡时期也要长期并存。苏桦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澄清至今仍在困扰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糊涂、错误观点，无疑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

其二，苏桦认为，合作经济不是一个所有制概念，而是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形式。合作经济的含义和意义是将个体经济(小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共同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一方面克服其作为私有者的弱点，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克服其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弱点，将他们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苏桦这一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至少有二点：一是阐述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了合作经济的内涵，不同意把研究范围任意扩大或缩小，把凡是带有“合”字的经济合作(经济联合)、中外合资等统统纳入合作经济的范畴；二是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们把集体经济看成只有一种形式，即企业的资产所有权不可分割地属于企业集体，排斥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误解，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可以，也应该多样化的。正如苏桦所说：“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我们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理论也必须有新的变化、新的创造，我们切不可人为地把自己禁锢在一个框子内，而是把过去当做一个起点，要立足于开拓和创新，来研究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关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力发展城乡合作经济。”

谨以此文怀念教育我、关爱我的两位好领导和好师长。

（本文编者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