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篇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最新宣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规模空前。
1.确立一项大政方针:发展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李克强总理2016年首次强调要求抛弃“所有制歧视”。
2.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3.批评“三种言论”:目前批评否定、怀疑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要存在三种言论,即:“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需要退出历史舞台;“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控制论”——似乎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
搬掉“三座大山”: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
其中有政策亟待解决的原因,如“三个平等”问题: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三不现象”: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存在前期调研不够、政策影响考虑不周、政策之间不协调的现象。
也有民营经济自身的原因,如“三不问题”:民营经济自身的不规范、不稳健、不合法合规,说明民营企业家素质有待提高。“三个自我”: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因此殷切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努力做到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三个热爱”:做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与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相匹配。
4.肯定“四个重要”:肯定民营经济,概括了民营经济的地位: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表明,中央对民营经济的地位的认识上升到了前所未有新的高度。
5.具有“五六七八九特征”:民营经济贡献了50%+税收、60%+GDP、70%+技术创新成果、80%+城镇就业、90%+企业数量(此外出口额占45%)。这些权威数据说明民营经济举足轻重,是一个占重要比重的权数。
6.拥有“六个有利条件”:习总书记的讲话指出当前发展民营经济具有六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二是我国拥有较好的发展条件和物质基础;三是我国人力资本丰富;四是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五是我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六是我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其中第六条强调,有党的坚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实施“六个方面政策举措”:习总书记的讲话提出六个方面政策举措,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当前要抓好落实“六个方面政策举措”——从另一面理解,“六个方面的现状”都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离开法制化还有不小差距。发展民营经济上,中央方针是一贯的,也是老百姓所希望的,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问题显然出在中梗阻。
二、正确认识民营经济所遇到的困难
《人民日报》
从上面的认识中可以进一步得出几个理论观点:假如没有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斯大林的“所有制教条”就不能打破。假如没有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多元所有制结构就不能形成。假如没有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起来。假如没有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打造不起来。假如没有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假如没有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我们的经济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相当长时间里,在“所有制教条”支配下,总是把私营企业称为民营企业,回避“私营”提法的原因,是免得联系到消灭对象,说明“所有制教条”很顽固,影响人们解放思想。这一次,习近平连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一起称为民营经济,是民营经济概念逻辑上的一次升华。从座谈会对象都是私营业主和个体户“民营企业家”的消息就可以知道,所指“民营企业家”的范围明确肯定,是第一次统称为民营经济,突破了“窄派”范畴——专指私营企业,也突破了“宽派”范畴——凡是非国家经营的就一定是民营的,包括集体经营、股份合作制经营、公司制经营等非国家经营方式。这样的认识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其中GDP占比最大的是私营企业、户数最多的是个体经济,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就是私营企业、个体户。可以说,习近平座谈会所确定的对象,既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又实现了民营经济概念的逻辑升华;面对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既做了实实在在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包含着对民营概念的理论新贡献。
习近平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快收到了实际效果,一些省市和国务院部门迅速表态,法制部门表态要制订平等竞争的法规。有的地区开始纠正对民营养猪业的不当干预,诸如消灭中小民办养猪场和散户,禁止民间养猪等做法。上海市市长应勇的表达具有代表性,强调指出:要推动更多民企“做大做强走向世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这样的措辞,过去是属于国企所专用的,今天成为打破所有制歧视的标志性宣誓。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中写道:“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这句话意一锤定音,给民营企业家们发出了定心丸,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注入新动力。
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有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如顾准、孙冶方、卓炯等等大师级人物,但是很可惜其理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总书记发表最新重要讲话后,在发展民营经济问题上,可以说是就怕你思想不解放。一旦各项政策和法规紧接着出台,不再适用的旧法规得到全面清理,有关民营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可以从教科书的个别章节发展成为整本教材。盼望能够早日读到有关民营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三、一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护身符”
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护身符”。也为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坚持“三不方针”——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还有不装袋子——大家心平气和平等开展研讨活动,确立了良好的学术前提。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是引领哲学社会科学持续走向繁荣昌盛的指路明灯,需要大力弘扬,力求家喻户晓。
四、邓小平提供了判断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各个时点是不一样的,这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所决定的,因此是水涨船高的。适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应该是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而不是依据其他的某种标准,比如以个人喜爱或厌恶为转移,也不是凭空想象某种理想的乌托邦模式。近年有人学习《共产党宣言》后居然得出马上要“消灭私有制”的结论,让私营企业家感到新一轮“公私合营”的脚步声,觉得似乎移民国外还更加安全,影响经济发展,造成失业人数上升并影响社会稳定等负面问题。
新中国建国70年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追求大公纯一元结构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元结构。经过70年尤其是市场经济40年的实践,今天已经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总结经验教训需要借助科学方法。应当采用邓小平所创导的生产力标准作为研究方法。就是按照经济增长速度划分,不受五年计划执行时间的限制,对增长速度高的阶段和低的阶段,分别找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规律性现象,进一步总结出适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即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例如,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人们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大转变,极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带来了农业连年大丰收,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改善提高,城乡市场开始走向繁荣。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终于让束缚劳动力流动、限制消费的粮票布票定量供应制度宣告废止,由此让农村富裕劳动力得以流向前沿开放城市,成为制造富有竞争力的低成本商品所需的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也让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城乡居民能够摆脱“以吃为主”的境地,恩格尔系数得以明显下降;并且进一步带动旅游业,以及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交通、宾馆住宿、餐饮、购物、服装和纺织品、化妆品等几十个产业,仅餐饮业每年所贡献的GDP就将近有1个百分点。
但是,也有情况相反的年份,如经济下滑,民营企业萎缩,资金外流,富豪外逃,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以至于出现真实统计数据不宜公布以防被国外一些人所利用等情况。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需要加以探索,以免重蹈覆辙,确保国民经济沿着正常轨道持续走向繁荣富强。像林毅夫先生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国家成功的两大关键》一文就是颇有见解的一个理论总结。在总书记带领下,坚持党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经济学家们将会创建更加丰富的理论和对策思路。
五、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是一块试金石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时期”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基本的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使用“长时期”的提法,取代了原先“一百年”的数量词,显得更加灵活,表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在深化,也许一个世纪的时间是不够的。至于对初级阶段以后的社会主义阶段所需要的时间设想,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人的认识在不断拓展延长:从6个月到几年到几十年(1923年列宁),到10-15年(1958年毛泽东),到需要经过100年初级阶段以后(邓小平),到需要“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即一千年以上(党的十五大)。
社会主义发展史启示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凡是急于求成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军事共产主义被迫转向新经济政策;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企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结果是饿死人,人民公社解散了,转向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柬埔寨布尔波特政权企图用暴力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连老婆也是实行配给制的,屠杀了200多万人,结果是以彻底失败结束暴政,如今金边纪念馆里展示的是数不清的骷髅。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发展阶段。今天,我们正在大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借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要让社会生产力发达到这样的程度:能够支撑在全世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发展生产力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长期性。今天正在创造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发达生产力,至于离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千年以后的事。2018年津巴布围的人均GDP才0.1个美元=0.6元人民币,那里连饮水还是人畜共用。而发达国家是人均几万美元,两者相差百万倍以上。由此需要思考的是:津巴布围的生产力在未来的1000年里怎样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便同步走向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个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破解这样的困惑难题。
六、邓小平提供了怎样对待民营企业的方法论
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的谈话提供了对待民营企业的重要方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讲到:“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这里邓小平提供了对待民营企业的一个方法论:来自试错法的经验总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实际例子说明,“傻子瓜子”是有缺点的,当地干部要处理他也是有依据的。但是邓小平站在全局看问题,善于通过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大政方针,进一步采取对策措施,让“傻子瓜子”留着是利大于弊,借以推动民营经济继续发展,有助于建立多元所有制结构,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读书很少的“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获悉邓小平关心他的消息时,激动地请记者帮助写封信,签上自己名字后连同一包“傻子瓜子”寄赠给邓小平,表示对邓小平的衷心感谢。1984年于光远先生在报告会上讲到“傻子瓜子”需要保留问题时是这样说的:你安徽省除了“傻子瓜子”以外,还有什么商品能够交流到全国各地去的?既然没有能够代替“傻子瓜子”的其他东西了,那么保留比取缔是利大于弊。要是没有民营企业的相应发展,也就谈不上建立市场竞争所必需的多元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建立。
我们可以从总书记2018年讲话中得到启示:就是要像邓小平那样善于权衡利弊,避免陷入“处理不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之中。妥善处理那些有缺点过失的改革风云人物,就能够同民营企业家面对面开展交流,形成发展民营企业的和谐氛围,让改革风云人物再创大业,迎接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春天。“处理不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邓小平对待民营企业的方法论值得仿效。
七、真实统计数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起始点
经济研究离不开统计数据。研究所有制结构同样需要借助统计数据。今天我们国家的所有制结构比例关系是怎样的?“公有制主体”占多大比例?不能让“公有制主体”成为呼喊“万岁”式的口号。如果“公有制主体”目前并不存在,那么“按劳分配主体”也不过是“空中楼阁”。世界各国的国土海域都是由国家所掌握的,也难以计量其GDP,所以只能统计国土海疆面积,无法作为“公有制主体”的组成部分。如果同一个经济问题上同时出现几个不同的统计数据,即统计数据上出现“钟表定律”——如果两只钟表同一时刻所显示的时间不一样,让人无所适从——必然影响自信度,研究也就失去意义。孙冶方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呼吁“统计独立”,但是一个甲子过去了,“统计独立”仍然是美好的愿望,深信一定会圆梦,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实际需要,也是共产党一贯的好作风实事求是的又一体现。
从总书记座谈会讲话中所提供的民营经济所做“5、6、7、8、9”的百分率,依据“非私即公”的逻辑,可以得出目前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分别是:50%—税收、40%—GDP、30%—技术创新成果、20%—城镇就业、10%—企业数量,此外出口额占55%。数据显示,包括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资产在内的“公有制主体”部分,目前还没有达到51%的起始点。因此,笔者以为“公有制主体”应当是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之时,也就是“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实现之日。
(注释略)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上海集体经济》学术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