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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政治经济学知识普及到了陵川县
发行时间:2016-06-15
网站编辑:黄文忠
来源:研究所

——由山村代课女教师宋玉兰超低月薪所想到的

黄文忠

据《法制晚报》报导,山西省陵川县积善村代课教师宋玉兰坚守讲台40年,月工资只有150元,生存资料缺乏基本保障,引起了对政治经济学常识问题的关注。 假如,政治经济学知识普及到了陵川县 ,那么,那位连续代课40年已届退休年龄的宋老师的月薪,今天无论如何要高出150元的若干倍,至少也比刚执行的新标准900元要高得多。这个案例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交给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足现实,从中国当今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多么紧迫。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状况,差距明显。亟待予以正视。

今天,改革开放36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需要总结,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的深层原因有待解释,城乡各行各业广大干部亟待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以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一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版等待面世。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担当的历史性责任。

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状况,有的差距还很明显,有的问题还很严重,令人忧虑。据笔者观察,以下几个情况亟待予以关注和论处。

1,部分党政领导干部需要补习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马恩著作中所占份量最大,理应成为干部学习和把握的主要内容。但是,当前干部中缺乏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不在少数,做报告作讲话涉及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时,错用的、混淆的、生造的真的不少。尤其是“买方市场”、“卖方市场”,“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经济”,错用的多,口误笔误的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的“特殊商品”只有一种,就是劳动力商品。但近年似乎增加了多种“特殊商品”,诸如,土地、药品、毒品、住房等,仅仅为了强调该商品的重要性而主观认定为“特殊商品”,这是由于没有能够像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把握关键:该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自身价值的差额来的缘故。近来有的把从消费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解释为“回复到计划经济”。学习交流会上介绍出国观光“西洋镜”见闻的多,少有能够讲出学习重要理论后的体会者。有官员千人报告会上竟把盲流人员盗卖公物收入称为“非法劳动所得”,似乎:偷盗犯罪也是劳动,非法所得也是劳动收入,劳动居然还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显然是缺乏劳动价值论基础知识所致。把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贬低为“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这样的重大举措,贬称“私有化”的决非个别。多年来少见能够讲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领者,但讲起“三盅(喝白酒、红酒和啤酒的酒杯)全会”的谐音调侃来却十分流利。似乎,个体户都是马克思所指的“小老板”;“机会成本”=失去机会所付出的成本。还有官员掠人之美,把马克思1858年关于“股份资本”的名言挖掘功劳居然著文公开宣称是自己“找到”的,而不是一批学者花费很大代价找到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的贡献能够打动美国同行,让他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居然不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请问,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哪个国家的更高?医药专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但国内评选最高科技奖过程中居然得不到提名!请问,中国最高科技奖与诺贝尔奖相比,含金量哪个更高?假如稍稍具备劳动价值论知识,那么就一定不是现在的结局。看来,劳动价值论知识也会影响到人的良知。

笔者以为,假如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政治经济学常识能够具备,即使常识单薄的少数也不敢随便发表“高见”了,再也无法随大流了,就会逼着“东郭先生”发奋学习弥补差距。在笔者看来,良好的理论氛围能够产生学习理论的正能量,造就充满正气的人文环境,“三盅全会”之类的调侃在经济学学者面前一定找不到市场。要是广大干部普遍具备了政治经济学常识,就会做出关顾民生、保护人权的决策,诸如合理界定民办代课教师工资标准来的,就像在专业知识面前伪科学失去市场一样。如果有关方面懂得劳动力价格须由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三部分组成,生存资料必须保障劳动力和家庭成员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即使月薪从150元提高到900元也是无法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之需的。“关心群众生活”是保障人权的组成部分,不应该只是口号,在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应当是有政治经济学知识含量的,包括劳动力价格及其构成要素、贫困线、恩格尔系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当地物价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等等。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情况存在。指导我们行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理应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但是当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情况。诸如,在高校里。有的高校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学分一再被压缩,以至文、理、工、农、医、音、体、美等专业有相当数量的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在读大学生、研究生们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淡薄。有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取消《资本论》课程,也不组织经济学专题研讨。这就让人联想到苏联解体之前的一些情形:高校里不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代之以《圣经》课。前苏联几任最高领导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是“天国”;勃列日涅夫说共产主义是用来“哄弄老百姓的”空话;叶利钦指共产主义是“美丽的乌托邦”。显然,前苏联领导人丧失基本信念已经成为国家分裂、社会剧变的一个因素。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类似于“上帝”那样的偶像迷信。戈尔巴乔夫称共产主义在日本。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激烈言论,由于这些人曾经是苏联——大国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言论影响更广泛更恶劣,也是苏联剧变——“一分为十五”的一个原因——最高领导人丧失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不可能有远大理想目标,不可能有制度自信,所带来的只能是:帮助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至于出现了大学里开设《圣经》课、波兰创办《地主》杂志专门刊登旧时地契和工厂照片作为复辟依据等情形。美国前总统里根称共产主义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出席世界社会主义大会,近年有人鼓噪丹麦是“疑似共产主义国家”。此外,还有谣言流传在扰乱人心——赵紫阳被软禁期间披露高层大多数不相信共产主义——希望尽快揪出造谣者以正视听。等等这些又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淡漠共产主义。

高校学生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淡薄状况如果不加改变,长此以往,2030年以后的中国还有谁能够胜任财政部长、银行行长、劳动人事部长等这类需要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要职?有的学校甚至用《易经》课取代政治经济学课。也有的开设避税课,教学生学做假账、学会偷漏税的。以至于会钻政策法规空子、善做包括假账在内的各类会计报表的会计师,远胜于只会做真实账目者来得吃香。又如作为知识证明的大学文凭,近年社会上假文凭泛滥成灾,已经到了无法检举、检查、纠正的地步,凭借假文凭上岗上任并且打败真文凭的决非孤证。同样是使用假文凭,如果是一般平民无非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属于不当的谋生手段;但要是官员,则可能会因此创造假官,该官员一旦上岗可能会因为专业知识贫乏而做出错误决策损害百姓利益,还白白浪费岗位工资和轿车汽油,带来国有资产流失,性质是误国殃民。可以肯定,使用假文凭者的动机和后果存在着质的差别。假文凭泛滥的结果之一就是知识贬值,经济学论文远不如地摊小说值钱,所得稿酬还不够支付写作期间用方便面充饥。硕士生因为不认真读书而被导师处罚强制读博士生的故事绝非笑话。知识贬值又会带来反作用,滋长新的读书无用论。也有将真文凭用于出租的。

3,需要警惕庸俗经济学沉渣泛起。庸俗经济学以无理辩护为宗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格格不入。但是近年出现了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所指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上的“坏心恶意”,“偏颇谄媚的诡辩”罩上科学的外衣,只是“解释最粗浅的现象”——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揭露了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庸俗经济学,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在马克思提出批评150年以后的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竟然也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出现了偏心解释诸如股市疯狂、腐败现象泛滥、经济危机、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现象、就业率、通货膨胀、房价高启等现实经济问题,意在掩盖事实真相,欺世盗名,甚至于还有通过辩护以实现谋取私利之嫌。

实证案例表明,马克思比凯恩斯高明,劳动价值论比边际效用论科学性强,剩余价值论比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分配论科学合理,真实统计有助科学经济决策。但是当下,有的说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有的说房价高启是“丈母娘教唆女儿”逼着未婚夫买房造成的;有的在各项指标不正常情况下却说经济增速下降是“新常态”;有的说一国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便可认定为进入经济危机,这样的国际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一种中国“新常态”;有的为了个人私利而误导决策,一度将中国经济偏面引向消费侧而忽视供给侧管理;有的编造“雾霾产生的根源是西方价值观、美国发动气象战”,而不是烟尘和废气量的聚集所致;有的把群众议论腐败说成是“境外媒体造谣”,统统归于阶级斗争!

多年来下列情形反复出现:某地张书记要求种树,第二年来了李书记下令砍树,第三年新到王书记要求种树。几十年来类似于这类“种树→砍树→种树”,“深挖→填平→再挖”,“筑→炸→再筑”之类无效劳动的劳民伤财行为,一次次所付“学费”难道还少吗?假如张、王、李书记们学习过投入—产出理论,或者懂得经济效益理论,或者具备第Ⅰ、第Ⅱ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知识,或者知道人和生态之间的关联性,或者稍微懂得农民辛苦程度有多大,大概就不会随便发号司令草率做出劳民伤财的决定了。每年植树造林的面积,假如按照上报汇总数据统计,那么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都已经种满了花草树木,国土绿化率达到全球第一,之后所有植树绿化只能种到外国去了!靠真实统计数字说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企图依靠虚假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怎能成立呢,又怎能取信于民呢?不敢讲不等于相信,不让说出真相不等于并不存在。

长期以来“书记们”往往习惯于用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决策经济活动,似乎思想活动可以代替经济工作。几十年来因为缺少政治经济学常识而盲目决策所造成的国有资产巨额流失,贪污金额膨胀与“代课教师”一类底层居民挣扎在生存线以下的凄惨状况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再对照贪官们的虚伪的“廉政”语录、以及被揪出后言不由衷的“悔悟”表白,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活生生的例证,显然都与缺乏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有关。

4,企业高管需要政治经济学知识武装。企业董事长对企业负有决策的重要责任,总经理对企业负有经营管理的重要责任,他们要是缺乏政治经济学常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近年出现了违反常理的一些情况。诸如,一些企业高层管理干部居然不知道“ISO”,但是知道“XO”!有的往往把经济效益理解为利润。也有民营老板把GDP当作“鸡的屁”加以取笑的,以至闹出不该发生的笑话。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僵尸企业”,非要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以至假账不断又如在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近年有的地区规定,如企业职工买下本企业,按八折优惠;如果本企业经营者购买的,再按八折优惠;如果本企业经营者一次性支付款项的,再给八折优惠,最终所付仅为账面价格的一半。有的厂长藉以利用政策刻意做亏企业,然后以优惠价格将公有制企业转化为私有制,厂长同职工的关系一夜之间发生巨变,造成公有资产流失。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风景独好的“苏南模式”就此黄花散尽。再如厂长所交朋友,平均数据表明,居然有2/3是政府官员,少有经济学家朋友。还有一些企业高管,董事长同总经理互不服气,相互关系紧张,不是形成“战斗堡垒”去战斗,而是“在堡垒中战斗”,非得要争个你高我下,确认“以谁为首”。势不两立,甚至闹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宣布开除总经理的党籍,而总经理立马张贴告示宣布开除董事长厂籍的对台戏。有的地方上国有企业普遍设三本账,分别用于:新闻报道让大家知道、统计上报让上级知道、企业决策只有少数人知道。有的把各国游乐园门票价格相当于多少个汉堡包“巨无霸”进行简单对比,而不考虑各国的工资收入差别,就得出上海的迪士尼票价“全球最低”的结论。要是这位企业高管具有政治经济学常识,就会将门票价格与平均工资相比,工资可以购买多少张门票,或者可以购买多少个汉堡包“巨无霸”,通过比较一定会得出上海的迪士尼票价“全球最高”的结论,而不敢堂而皇之地利用媒体滥做广告忽忧群众了。有的公司企业高管们在内斗,在造假账,这类情况不仅事关党风厂风,显然还与政治经济学常识缺乏有关,“公仆”怎样向企业“主人”做出应有的交代呢?!

5,贪污的规模从算术级数跳到了几何级数。贪污是极大的犯罪行为,历来与共产党干部不能相容。贪污受贿同共产主义信仰是绝然对立的两个极端。既要贪污受贿,又要口头上高唱共产主义信念,虚伪之极,于是成了典型两面派。近年出现了贪污的规模从算术级数跳到几何级数的劣迹。科级干部家藏亿元现金者早已不是新闻。年逾五十才当上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的魏鹏远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 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并烧坏四台点钞机。有一个局长床垫里被查获近1个亿现金。笔者做了一道趣味计算题:一亿元=?将百元大钞相叠=100公尺高;手工清点百元大钞,按每秒一张计算,每天工作八小时分秒不差,需要36天;百元大钞每张重量为11.5克,则一亿元=1.15吨,足以压死人!

近年来,一些官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直至负数,进入冰窖,堕落─→虚伪─→两面派,揭开面纱就是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嘴脸。大老虎徐才厚让人为他把门,规定求见者须交敲门费一百万元才可进入排队序列。据说有个贪官双规”了,家中一大保险柜久不能开。一识货的纪委官员指出这是声控锁,密码多用八个字。 于是办案人员召集大家猜开争取破译,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上天保佑,升官发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均不灵 。于是让贪官自己前来解锁。他对准保险柜清清嗓子用浓重的家乡话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顿时柜门应声而开,满柜金银珠宝惊呆众人 !满柜金银珠宝和他的声控密码两者之间的天壤反差,怎能让人相信他曾经是一个第一特区的一把手!由此案例提出了一个亟待探讨的经济理论问题是:贪官污吏数量急剧增长的原因何在?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丧失共产主义信念但并不贪污受贿的情况不同,我国的贪官污吏却是口头上非常坚持共产主义,非常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其中原因值得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予以剖析。正是公有制经济的某些制度性漏洞,而且带有封建色彩,如全民所有的财产被官僚个人所掌控,可以搞利益输送和代际传承,终于让贪官污吏不断滋生出来持续破坏公有制,异化公有制。这种荒唐情形超越历史上所有贪官的贪污手段。马克思讲了要用公有制经济取代私有制经济,但并没有讲还要防止公有制经济蜕化变质。全国人民是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理论上的主人,同实际上的主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好是贪官污吏长袖善舞的广阔场所!因为空间太大,贪官污吏也就得以不断滋生出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谁是主人?!”“主人在哪?!”谁在口头上最拥护公有制经济?

6,当前正面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讲话发表以后,不少高校马上研究部署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弥补短板。但是很快发现能够胜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不多,人手严重不足,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荒,同时又遇到教材荒。新教材必须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所肯定的十二个重要理论成果,要求解读准确,接通地气,研究深刻,靴辟入理。

上述六个方面问题提出了警示:政治经济学出现了正在被边缘化并且带来负面效应的危险,亟待正视。习近平总书记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发表的讲话,既是方向,也是警钟,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多么紧迫。

面对社会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需要明确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共产主义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至少存在于四个场所:马克思经典著作里言之凿凿的论述;经过“几十代人努力奋斗”千年以后的美好远景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博学多才的头脑里和论著中;现实的亟待发展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假如政治经济学知识普及到了陵川县
发行时间:201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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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村代课女教师宋玉兰超低月薪所想到的

黄文忠

据《法制晚报》报导,山西省陵川县积善村代课教师宋玉兰坚守讲台40年,月工资只有150元,生存资料缺乏基本保障,引起了对政治经济学常识问题的关注。 假如,政治经济学知识普及到了陵川县 ,那么,那位连续代课40年已届退休年龄的宋老师的月薪,今天无论如何要高出150元的若干倍,至少也比刚执行的新标准900元要高得多。这个案例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交给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足现实,从中国当今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多么紧迫。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状况,差距明显。亟待予以正视。

今天,改革开放36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需要总结,举世公认的“中国奇迹”的深层原因有待解释,城乡各行各业广大干部亟待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以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一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版等待面世。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担当的历史性责任。

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状况,有的差距还很明显,有的问题还很严重,令人忧虑。据笔者观察,以下几个情况亟待予以关注和论处。

1,部分党政领导干部需要补习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马恩著作中所占份量最大,理应成为干部学习和把握的主要内容。但是,当前干部中缺乏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不在少数,做报告作讲话涉及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时,错用的、混淆的、生造的真的不少。尤其是“买方市场”、“卖方市场”,“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经济”,错用的多,口误笔误的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的“特殊商品”只有一种,就是劳动力商品。但近年似乎增加了多种“特殊商品”,诸如,土地、药品、毒品、住房等,仅仅为了强调该商品的重要性而主观认定为“特殊商品”,这是由于没有能够像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把握关键:该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创造的价值大于自身价值的差额来的缘故。近来有的把从消费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解释为“回复到计划经济”。学习交流会上介绍出国观光“西洋镜”见闻的多,少有能够讲出学习重要理论后的体会者。有官员千人报告会上竟把盲流人员盗卖公物收入称为“非法劳动所得”,似乎:偷盗犯罪也是劳动,非法所得也是劳动收入,劳动居然还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显然是缺乏劳动价值论基础知识所致。把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贬低为“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这样的重大举措,贬称“私有化”的决非个别。多年来少见能够讲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领者,但讲起“三盅(喝白酒、红酒和啤酒的酒杯)全会”的谐音调侃来却十分流利。似乎,个体户都是马克思所指的“小老板”;“机会成本”=失去机会所付出的成本。还有官员掠人之美,把马克思1858年关于“股份资本”的名言挖掘功劳居然著文公开宣称是自己“找到”的,而不是一批学者花费很大代价找到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的贡献能够打动美国同行,让他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居然不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请问,科学院院士的含金量,哪个国家的更高?医药专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但国内评选最高科技奖过程中居然得不到提名!请问,中国最高科技奖与诺贝尔奖相比,含金量哪个更高?假如稍稍具备劳动价值论知识,那么就一定不是现在的结局。看来,劳动价值论知识也会影响到人的良知。

笔者以为,假如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政治经济学常识能够具备,即使常识单薄的少数也不敢随便发表“高见”了,再也无法随大流了,就会逼着“东郭先生”发奋学习弥补差距。在笔者看来,良好的理论氛围能够产生学习理论的正能量,造就充满正气的人文环境,“三盅全会”之类的调侃在经济学学者面前一定找不到市场。要是广大干部普遍具备了政治经济学常识,就会做出关顾民生、保护人权的决策,诸如合理界定民办代课教师工资标准来的,就像在专业知识面前伪科学失去市场一样。如果有关方面懂得劳动力价格须由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三部分组成,生存资料必须保障劳动力和家庭成员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即使月薪从150元提高到900元也是无法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之需的。“关心群众生活”是保障人权的组成部分,不应该只是口号,在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应当是有政治经济学知识含量的,包括劳动力价格及其构成要素、贫困线、恩格尔系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当地物价水平和平均工资水平等等。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情况存在。指导我们行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理应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但是当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情况。诸如,在高校里。有的高校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学分一再被压缩,以至文、理、工、农、医、音、体、美等专业有相当数量的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在读大学生、研究生们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淡薄。有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取消《资本论》课程,也不组织经济学专题研讨。这就让人联想到苏联解体之前的一些情形:高校里不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代之以《圣经》课。前苏联几任最高领导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是“天国”;勃列日涅夫说共产主义是用来“哄弄老百姓的”空话;叶利钦指共产主义是“美丽的乌托邦”。显然,前苏联领导人丧失基本信念已经成为国家分裂、社会剧变的一个因素。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类似于“上帝”那样的偶像迷信。戈尔巴乔夫称共产主义在日本。这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激烈言论,由于这些人曾经是苏联——大国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言论影响更广泛更恶劣,也是苏联剧变——“一分为十五”的一个原因——最高领导人丧失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不可能有远大理想目标,不可能有制度自信,所带来的只能是:帮助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至于出现了大学里开设《圣经》课、波兰创办《地主》杂志专门刊登旧时地契和工厂照片作为复辟依据等情形。美国前总统里根称共产主义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出席世界社会主义大会,近年有人鼓噪丹麦是“疑似共产主义国家”。此外,还有谣言流传在扰乱人心——赵紫阳被软禁期间披露高层大多数不相信共产主义——希望尽快揪出造谣者以正视听。等等这些又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淡漠共产主义。

高校学生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淡薄状况如果不加改变,长此以往,2030年以后的中国还有谁能够胜任财政部长、银行行长、劳动人事部长等这类需要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的要职?有的学校甚至用《易经》课取代政治经济学课。也有的开设避税课,教学生学做假账、学会偷漏税的。以至于会钻政策法规空子、善做包括假账在内的各类会计报表的会计师,远胜于只会做真实账目者来得吃香。又如作为知识证明的大学文凭,近年社会上假文凭泛滥成灾,已经到了无法检举、检查、纠正的地步,凭借假文凭上岗上任并且打败真文凭的决非孤证。同样是使用假文凭,如果是一般平民无非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属于不当的谋生手段;但要是官员,则可能会因此创造假官,该官员一旦上岗可能会因为专业知识贫乏而做出错误决策损害百姓利益,还白白浪费岗位工资和轿车汽油,带来国有资产流失,性质是误国殃民。可以肯定,使用假文凭者的动机和后果存在着质的差别。假文凭泛滥的结果之一就是知识贬值,经济学论文远不如地摊小说值钱,所得稿酬还不够支付写作期间用方便面充饥。硕士生因为不认真读书而被导师处罚强制读博士生的故事绝非笑话。知识贬值又会带来反作用,滋长新的读书无用论。也有将真文凭用于出租的。

3,需要警惕庸俗经济学沉渣泛起。庸俗经济学以无理辩护为宗旨,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格格不入。但是近年出现了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所指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上的“坏心恶意”,“偏颇谄媚的诡辩”罩上科学的外衣,只是“解释最粗浅的现象”——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揭露了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庸俗经济学,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在马克思提出批评150年以后的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竟然也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出现了偏心解释诸如股市疯狂、腐败现象泛滥、经济危机、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现象、就业率、通货膨胀、房价高启等现实经济问题,意在掩盖事实真相,欺世盗名,甚至于还有通过辩护以实现谋取私利之嫌。

实证案例表明,马克思比凯恩斯高明,劳动价值论比边际效用论科学性强,剩余价值论比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分配论科学合理,真实统计有助科学经济决策。但是当下,有的说腐败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有的说房价高启是“丈母娘教唆女儿”逼着未婚夫买房造成的;有的在各项指标不正常情况下却说经济增速下降是“新常态”;有的说一国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下降便可认定为进入经济危机,这样的国际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一种中国“新常态”;有的为了个人私利而误导决策,一度将中国经济偏面引向消费侧而忽视供给侧管理;有的编造“雾霾产生的根源是西方价值观、美国发动气象战”,而不是烟尘和废气量的聚集所致;有的把群众议论腐败说成是“境外媒体造谣”,统统归于阶级斗争!

多年来下列情形反复出现:某地张书记要求种树,第二年来了李书记下令砍树,第三年新到王书记要求种树。几十年来类似于这类“种树→砍树→种树”,“深挖→填平→再挖”,“筑→炸→再筑”之类无效劳动的劳民伤财行为,一次次所付“学费”难道还少吗?假如张、王、李书记们学习过投入—产出理论,或者懂得经济效益理论,或者具备第Ⅰ、第Ⅱ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知识,或者知道人和生态之间的关联性,或者稍微懂得农民辛苦程度有多大,大概就不会随便发号司令草率做出劳民伤财的决定了。每年植树造林的面积,假如按照上报汇总数据统计,那么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都已经种满了花草树木,国土绿化率达到全球第一,之后所有植树绿化只能种到外国去了!靠真实统计数字说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企图依靠虚假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怎能成立呢,又怎能取信于民呢?不敢讲不等于相信,不让说出真相不等于并不存在。

长期以来“书记们”往往习惯于用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决策经济活动,似乎思想活动可以代替经济工作。几十年来因为缺少政治经济学常识而盲目决策所造成的国有资产巨额流失,贪污金额膨胀与“代课教师”一类底层居民挣扎在生存线以下的凄惨状况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再对照贪官们的虚伪的“廉政”语录、以及被揪出后言不由衷的“悔悟”表白,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活生生的例证,显然都与缺乏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有关。

4,企业高管需要政治经济学知识武装。企业董事长对企业负有决策的重要责任,总经理对企业负有经营管理的重要责任,他们要是缺乏政治经济学常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近年出现了违反常理的一些情况。诸如,一些企业高层管理干部居然不知道“ISO”,但是知道“XO”!有的往往把经济效益理解为利润。也有民营老板把GDP当作“鸡的屁”加以取笑的,以至闹出不该发生的笑话。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僵尸企业”,非要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以至假账不断又如在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近年有的地区规定,如企业职工买下本企业,按八折优惠;如果本企业经营者购买的,再按八折优惠;如果本企业经营者一次性支付款项的,再给八折优惠,最终所付仅为账面价格的一半。有的厂长藉以利用政策刻意做亏企业,然后以优惠价格将公有制企业转化为私有制,厂长同职工的关系一夜之间发生巨变,造成公有资产流失。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风景独好的“苏南模式”就此黄花散尽。再如厂长所交朋友,平均数据表明,居然有2/3是政府官员,少有经济学家朋友。还有一些企业高管,董事长同总经理互不服气,相互关系紧张,不是形成“战斗堡垒”去战斗,而是“在堡垒中战斗”,非得要争个你高我下,确认“以谁为首”。势不两立,甚至闹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宣布开除总经理的党籍,而总经理立马张贴告示宣布开除董事长厂籍的对台戏。有的地方上国有企业普遍设三本账,分别用于:新闻报道让大家知道、统计上报让上级知道、企业决策只有少数人知道。有的把各国游乐园门票价格相当于多少个汉堡包“巨无霸”进行简单对比,而不考虑各国的工资收入差别,就得出上海的迪士尼票价“全球最低”的结论。要是这位企业高管具有政治经济学常识,就会将门票价格与平均工资相比,工资可以购买多少张门票,或者可以购买多少个汉堡包“巨无霸”,通过比较一定会得出上海的迪士尼票价“全球最高”的结论,而不敢堂而皇之地利用媒体滥做广告忽忧群众了。有的公司企业高管们在内斗,在造假账,这类情况不仅事关党风厂风,显然还与政治经济学常识缺乏有关,“公仆”怎样向企业“主人”做出应有的交代呢?!

5,贪污的规模从算术级数跳到了几何级数。贪污是极大的犯罪行为,历来与共产党干部不能相容。贪污受贿同共产主义信仰是绝然对立的两个极端。既要贪污受贿,又要口头上高唱共产主义信念,虚伪之极,于是成了典型两面派。近年出现了贪污的规模从算术级数跳到几何级数的劣迹。科级干部家藏亿元现金者早已不是新闻。年逾五十才当上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的魏鹏远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 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并烧坏四台点钞机。有一个局长床垫里被查获近1个亿现金。笔者做了一道趣味计算题:一亿元=?将百元大钞相叠=100公尺高;手工清点百元大钞,按每秒一张计算,每天工作八小时分秒不差,需要36天;百元大钞每张重量为11.5克,则一亿元=1.15吨,足以压死人!

近年来,一些官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直至负数,进入冰窖,堕落─→虚伪─→两面派,揭开面纱就是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嘴脸。大老虎徐才厚让人为他把门,规定求见者须交敲门费一百万元才可进入排队序列。据说有个贪官双规”了,家中一大保险柜久不能开。一识货的纪委官员指出这是声控锁,密码多用八个字。 于是办案人员召集大家猜开争取破译,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上天保佑,升官发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均不灵 。于是让贪官自己前来解锁。他对准保险柜清清嗓子用浓重的家乡话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顿时柜门应声而开,满柜金银珠宝惊呆众人 !满柜金银珠宝和他的声控密码两者之间的天壤反差,怎能让人相信他曾经是一个第一特区的一把手!由此案例提出了一个亟待探讨的经济理论问题是:贪官污吏数量急剧增长的原因何在?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丧失共产主义信念但并不贪污受贿的情况不同,我国的贪官污吏却是口头上非常坚持共产主义,非常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其中原因值得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予以剖析。正是公有制经济的某些制度性漏洞,而且带有封建色彩,如全民所有的财产被官僚个人所掌控,可以搞利益输送和代际传承,终于让贪官污吏不断滋生出来持续破坏公有制,异化公有制。这种荒唐情形超越历史上所有贪官的贪污手段。马克思讲了要用公有制经济取代私有制经济,但并没有讲还要防止公有制经济蜕化变质。全国人民是社会主义国有财产的理论上的主人,同实际上的主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好是贪官污吏长袖善舞的广阔场所!因为空间太大,贪官污吏也就得以不断滋生出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谁是主人?!”“主人在哪?!”谁在口头上最拥护公有制经济?

6,当前正面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讲话发表以后,不少高校马上研究部署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弥补短板。但是很快发现能够胜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不多,人手严重不足,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荒,同时又遇到教材荒。新教材必须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所肯定的十二个重要理论成果,要求解读准确,接通地气,研究深刻,靴辟入理。

上述六个方面问题提出了警示:政治经济学出现了正在被边缘化并且带来负面效应的危险,亟待正视。习近平总书记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问题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发表的讲话,既是方向,也是警钟,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多么紧迫。

面对社会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需要明确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共产主义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至少存在于四个场所:马克思经典著作里言之凿凿的论述;经过“几十代人努力奋斗”千年以后的美好远景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博学多才的头脑里和论著中;现实的亟待发展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