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工业合作经济学会理事、原安徽省二轻厅的陶洪猷同志是工业集体经济战线知名的老专家。本期调研刊登陶洪猷的回忆文章，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作者与两位安徽省原主要领导在工作中接触、交流的点滴往事。从当时安徽省领导倾听对城镇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意见和集体经济的创新观点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陶洪猷对两位领导的深情怀念和追思，更可以体会到城镇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尤其是关心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导同志的支持与引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集体合作经济创新发展必须有一批热心于集体经济、敢说真话的骨干，必须有开放的、创新的思维，必须依靠自身努力、积极影响顶层决策、争取党和国家的支持和鼓励，这样才能改变集体经济被“边缘化”的现状，为我国多种形式集体合作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到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支持。
与省委高层领导的零距离接触
——记安徽省原省委书记苏羽、苏桦支持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二三事
陶洪猷
我在安徽四十多年从事集体工业经济管理的生涯中，有幸与两位原安徽省委书记苏羽、苏桦有过零距离接触，深谙教诲、受益匪浅。两位学者型领导的形象，我至今难以忘怀。
苏羽过问安徽省轻工业管理机构设置
1979年4月的一天，李克林(时任安徽省革委会轻工业局副局长)通知我，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说苏羽要找我谈一次话。当秘书引我见到苏书记时，他移动了一下坐椅，稍稍起身说：请坐、坐!并拿着我写的《国发(77)66号文件为什么在安徽不能正确贯彻执行？》(以下简称《材料》)说写得不错!问为什么不署个名字？我答：“我只是个一般干部，写这份材料也是在局里多位分管手工业的老领导鼓励之下完成的，不好写自己的名字。另外，我又不是党员，前不久已经受过局里主要负责人的批评，写了名字真有点怕给小鞋穿。”苏羽同志笑了笑说：“你现在不是党员，今后可以争取入党嘛!党的大门是敞开的。作为国家干部，怎么连反映真实情况都害怕了。不应该呀!”在《材料》的左边空白处，我看到有两行淡淡的铅笔字：“这份材料文字虽然尖刻，但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请苏羽同志过问一下。”我想这应该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所作的批示了。
在问过学历、专业之后，苏羽亲切地勉励我说：“你学有专业，工作对口，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要好好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正确掌握经济政策，多下基层调查研究，当好领导的助手。”他又要我把《材料》扼要地讲一讲。我说一段，他插上两句；我讲得含糊的地方，他要我说清楚；我讲到局里领导的不同看法，他肯定了谁是谁非；我说话情绪一时激动，他要我冷静下来，还插上一句“当领导的哪能事事正确嘛!包括我在内也犯错误”。这样慢语轻言、观点明确的谈话哪是我在向领导汇报工作呀!简直就像师生俩在切磋问题。苏羽讲话既怀大局、又顾局部，对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点——权力过于集中，看得十分清楚。《材料》对国发(77)66号文件(以下简称《文件》)下达—年多来，安徽迟迟不能正确贯彻执行的“主要责任应由省革委会来负。这是凭‘长官意志’、行政手段办事，不调查研究，不做思想工作，不吸取历史教训，心血来潮处理问题的必然后果”(摘自《材料》的观点),苏羽予以了肯定。
《文件》的主题是国务院批转农林部、轻工业部关于把农村手工业企业划归人民公社领导管理的报告。苏羽对我局党组及时组织讨论，于
一是农村手工业企业划归人民公社管理，不能搞扩大化。我们认为，地处农村以及小集镇上的手工业合作社(组)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划给公社领导管理，有利于为农民、农业服务。但由市、县手工业联社统负盈亏、单独核算的合作工厂，其资产所有权是多元的，它的资产主体是用手工业联社的合作事业基金投资的，那就不能划归人民公社了。我国手工业合作化改造以来，1958年、1968年搞“一大二公”“升级过渡”“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沉痛教训应该吸取。苏羽插话说：“我在辽宁工作时，也听到过手工业有‘逢八遭灾’之说，是不是1978年又遭灾了？”我答：“已经出现不少问题了，省委若不加以制止，灾难恐怕就要来了。”苏羽说，“真有这么严重吗？”我答：“确实是很严重的。有些地方不仅划走了集镇上的合作工厂，而且把标准集镇、城关镇上的手工业企业也给一锅端走了。”1978年11月下旬，省革委会在批复芜湖地区革委会的密码电报称，“同意标准集镇以下的手工业企业划归公社领导和管理后，可依产值比例从手工业管理局的积累和固定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给社队企业局”等。阜阳地区将原手管局的办公楼和仓库划归社队企业局，现有原材料，工业、社队两个局按四六分成，今后的原材料也按四六分成。一平二调厉害着呢! 1979年初，省革发4号文件规定，“地、县手工业部门现有积累，应按产值比例拿出一部分资金给社队企业。其比例由地、县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要互相争执，影响生产”。这些规定都是错误的。
二是手工业的管理体制还是稳定为好。为了加强对轻、手工业的领导，我们希望学习许多兄弟省、市的经验，可将轻工局分设为第一、第二轻工局。问题是现在的管理体制已经乱套了。
苏羽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既有轻工与社队企业部门之间的矛盾，又有你们轻工局内部的矛盾，也有上级领导部门的失误。我们会抓紧处理这件事。最近省革委会(孟)家芹、(郭)体祥同志已经过问了，计委邵明同志也带队下去调查了。你回去向克林等同志汇报，你们不要急，我来做各方面的工作，理顺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你们轻工局要把当前的生产抓好，减少损失。这次的汇报一个小时有余。当我走出办公室时，沉重的心情变得舒坦了。
四个月后，安徽省革委会于
正是这次受到苏羽面对面的教育和鼓励，在老局长们的关爱下，我放弃了去一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政治经济学教员的难得机会，决定留在省二轻厅工作。经过1979年以来这段切身经历，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为二轻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效力，每年至少有一两篇文章发表。到2002年，共写成论文70篇(其中一大半是在1990年退休后写成的)，共20余万字，被报刊转载及摘发的共154次，其中有两篇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也正是有这次与高层领导的零距离接触，我克服了“夹着尾巴过日子”的压抑心情，恢复了学生时代“有棱有角”的开朗个性，决心尽职尽责地当好文员，当好领导的参谋。
苏桦关心城镇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我在苏桦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在1988年筹备成立安徽省集体经济学会期间。苏桦早在安庆市担任市委书记时，就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和经济理论家。他亲自倡导和扶持的城镇新型集体经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表扬，国务院主管部门大力在全国提倡推广。安庆“新一代”集体经济的新鲜经验，成为我们“老一辈”手工业集体企业改革的榜样。苏桦的经济思想，特别是集体经济思想，开启了我们的思路。
在1990年夏苏桦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写了悼念文章《关心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导者》一文。在苏桦的经济思想中，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倾注十多年精力，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对城镇集体经济进行深入的探索，在全国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中是不多见的。我们仅从他主编的当代安徽丛书《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总论中所论述的两个观点，就可以看出他研究集体经济的理论功底和成果。这两个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较大反响。
其一，苏桦认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同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它们将长期共存，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它们不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同存，而且在整个过渡时期也要长期并存。他以许多统计数字和实例说明集体经济的地位、作用，指出两种公有制形式将“双翼齐飞，双轨同进，共享主体地位”“在并存中各自发挥优势，互起主导作用”“这两种公有制形式交融发展所出现的新局面，正在深化着我们的改革，丰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苏桦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澄清至今仍在困扰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糊涂、错误观点：如认为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是“拾遗补缺”经济，是“过渡经济”，迟早还要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主体，城乡集体经济是“两翼”；甚至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并列为“民营经济”等，无疑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
其二，苏桦认为，合作经济不是一个所有制概念，而是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形式。合作经济的含义和意义是将个体经济(小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共同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一方面克服其作为私有者的弱点，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克服其作为个体生产者的弱点，将他们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他指出，合作企业的资产，主要由劳动者的投入和企业的积累组成。“在外部关系上，它表现为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在内部它又表现为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分割性，部分劳动者个人所有和企业集体所有相结合。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是他们投入的部分，属于企业集体所有的是积累所形成的资产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作企业的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性质，尽管其中也存在劳动者部分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苏桦这一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至少有二点：一是阐述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了合作经济的内涵，不同意把研究范围任意扩大或缩小，把凡是带有“合”字的经济合作(经济联合)、中外合资等统统纳入合作经济的范畴；二是消除了长期以来人们把集体经济看成只有一种形式，即企业的资产所有权不可分割地属于企业集体，排斥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误解，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可以，也应该多样化的。正如苏桦所说：“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我们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理论也必须有新的变化、新的创造，我们切不可人为地把自己禁锢在一个框子内，而是把过去当做一个起点，要立足于开拓和创新，来研究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关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大力发展城乡合作经济。”
而安徽省集体经济学会，则是在苏桦(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倡导下，由王渔(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具体操作下成立的。当时合肥、安庆等市、县和轻工、劳动、商业、交通、建筑等集体企业密集的地方和部门，都选派代表参加了筹备工作。在起草成立方案中，安徽省集体经济学会的正副会长，只限副厅级以上干部。苏桦则提出了另一方案，他提名把胡江（原安庆市委副秘书长，曾与我共同参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和我作为副会长候选人。苏桦说学会工作还要靠你们秘书长来做，你们不套上—个副会长，今后工作不好开展嘛。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这在安徽省社科联系统也算是开了一个先例。我只能以更加勤奋地工作，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苏桦会长学识渊博、见解独到，锐意改革、勤政务实，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同事都很敬仰他。他的一大品格特征是尊重知识，爱同知识分子交朋友。遗憾的是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太短了，只有一年多一点，但已深受教诲。我引用一位知识界朋友的话来作为结束语：“苏桦把我们当知心朋友，我们把他当真正的老师”。
谨以此文怀念教育我、关爱我的两位好领导和好师长。
（本文编者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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