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农民拥戴的合作社

中国农科院合作经济研究室主任  韩元钦

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山东省蒙阴县，经过2001年下半年农村合作社的成功试验，2002年合作社在全县普遍兴起。据相关资料统计，至2002年底，全县共组建各类合作社1113个。有合作社的自治村360个，占全县总村数的61％。人社农产32000多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21％。入社人口12．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4％。

合作社受到农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戴。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农民追求增收致富的艰难探索中，显示了实在而又巨大的作用；

一是农民针对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和水利设施非常欠缺的现实情景，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修筑道路、建设蓄水塘坝和其他农田水利设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多年企盼的通路、用水，获得经济效益。

二是通过合作社调整承包土地，将极度分散、不便耕作、不便调整种植结构、不便实施土地规模经营的地块，完全自愿而又依法有序地加以调整，使土地在每个承包主体那里尽可能地连片集中，既便于每一个承包者耕作管理，又便于合作社、村集体或其他外部组织提供统一服务，提高服务效率。

三是使承包土地尽可能连片集中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社在相应入社农产范围内，有效地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突出表现是，扩大林果、瓜菜、药材、黄烟等收益相对较高的种植项目，在相应生产的专业化、连片经营(基地化的前提)和产业链的扩充与连结上，做出显著成绩：

四是合作社在各个生产建设项目上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资源组合和优化利用功能：蒙阴合作社实践中一目了然的资源效应有五点：(1)能人带动效应：从实际出发，挖掘、选择和使用能人，带动群众致富；上千个合作社的社长，绝大部分都属于当地“新上岗”的致富组织者、带动者角色；(2)资金动员效应：当前，对于大多数农村而言，资金困难是开拓致富途径的最大瓶颈；合作社正是在农民手头拮据的条件下，通过利益衔接，将有限的资金动员、集中起来，真正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投入效益：(3)土地制度效应。合作社能够发挥现行土地制度的优势，又能弥补其制度缺失。主要是既发挥土地分户承包经营的优势，又最大限度地弥补土地承包过度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的现实缺陷。(4)机具组合效应。合作社能够协调机具购置、租借活动，协调有机户与无机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有序组合，提高机具使用和服务效率。(5)劳动方式效应。劳动力是农民拥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但这种资源并非总是可以得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通过合作社，能够发挥劳动专业化、劳动互助、集体劳动等多种劳动方式的长处，用团结奋斗精神与物质利益原则相结合激发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使基础设施和生产经营在最短时限内取得明显效果。

五是在显示经济功能的同时，显示出重要的社会功能。合作社明显地改善了农民群众内部、农民与基层组织、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农民在完全自愿的原则下，组建自己的合作社，则无疑是经历了民主、自决、自治、自强的社会砺练过程。并且．合作社的出现使农民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群体，逐步向更有利于加强农民社会地位的方向演变；在农民同政府的关系上，合作社成了党和政府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突破：合作社在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实现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在全方位地改善着农村以至城乡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社会稳定发挥着勿庸置疑的积极作用：

六是合作社的自卫功能：合作社的自卫功能，不是指的自己成立保安公司、组建保安队伍或者聘请保安人员、实施安全保护的行为；也不是指的直接对抗外来行政侵害、刑事侵犯等社会保护行为：所谓自卫，是指合作社对于社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保护；这是在对蒙阴合作社的深入观察中可以得出的一种理解：我们看到，只要合作社做出成绩，它就同时在客观上发挥着自己对社员的保卫功能。它是通过自立、自助、自治、自强来实现自卫功能的。这是一种无侵害的自卫，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救功能。

农民是弱势群体。之所以弱，重要原因在于这个群体的内部状态不佳。面对市场经济环境，这个群体内部的每个个体太小、太弱；个体之间缺乏共同运作、共同对外的有效机制和有效联系。

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把这种弱势群体的内部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合作社赋予了农民群体全新的内部结构，使其有了严密的组织和适应现代市场环境的章程，能够以新的方式有效地履行各种经济社会功能，从而能够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去奋斗，去抗争，去求生存、求强盛。正因为如此，完全可以这样讲，强调合作社的意义，就是要强调农民自己救自己。企盼多给予合作社一些发展空间，根本用意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创设切实有效的自救途径，让农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中，获得较多较大的增收空间。

农民的弱势地位，不仅来源于其特定的内部情景，同时也与其市场交往对象的强势状态直接相关。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农民只要同市场打交道，就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外部市场主体。而外部市场主体，都是要赚钱、要牟利的：不论是私人资本、混合资本，还是国有资本，谁都不可能例外；而且现实情况是，这些外部市场主体的绝大部分，在资源聚集、交往规模、组织状态和市场营运等方面，对于农民而言，都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在市场交往中，它们不仅一般地说要想方设法赚农民的钱，而且要充分利用强势对弱势的特殊形势，加大赚钱的幅度和强度。不论是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还是农产品的销售、运输、贮存、加工，都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等价交换关系，而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对农民的盘剥关系。这种盘剥，只要同农民自己举办合作社操持同类业务时的情景加以对比，便可以一目了然。正是由于这种盘剥具有无可掩饰的性质，所以在国外一百多年来的合作社思想史中，一直并不讳言同外部资本作斗争，并不讳言“减轻”、  “躲避”或者“抗衡”资本盘剥。这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是不争的史实。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已认同这种见解：但在我们这里，合作社的这种自我保护功能有时却被视为一种离奇的。这种认识是不正常的。因为它没有从实际出发，客观上起着为各色资本盘剥农民掩饰真相的作用，非常不利于“三农”状况的改善，不利于有效地实施各种为农民谋求增收的措施。

在蒙阴，合作社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也受到县、乡党政组织、农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和那里的众多干部的欢迎。欢迎的动因，在于他们从合作社的实践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手段：他们的经验表明，合作社是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经济社会现象：认识并善待这一规律性现象，对解决当前面临的农民增收难题和今后几十年的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难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