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爱泼斯坦与工合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吕宛如

编者按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青年时代他曾经为美国新闻机构工作，采访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后，他曾任中国一家著名杂志社的总编和全国政协常委，作为著名记者和作家，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专著。爱泼斯坦是艾黎和斯诺等友人创办的中国工合运动的忠实支持者，晚年积极参与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爱泼斯坦在北京的家中，看望了这位在中国工作了70多年的老专家，并赞扬爱泼斯坦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同年5月26日11时，爱泼斯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2005年5月26日，噩耗传来，又一位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德高望重的爱泼斯坦同志离我们而去了!

就在一个月前，人们还在祝贺他90寿辰的茶话会上聆听他的讲话，欣喜地捧读他刚刚出版的回忆录和新闻作品选，那熟习的语声仿佛仍在耳边，不想就此成为历史……

我不禁想起18年前的冬天，我和对外友协的同事们刚忙完12月2日祝贺路易·艾黎90大寿的活动，不到一个月便转喜为悲，怀着一腔沉痛，转入治丧的筹备。多么巧合!两位把自己一生融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老人，又被人亲昵地尊称为同声的“艾老”和“爱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好像冥冥之中走了同一道路——安居北京，以宣传新中国、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为己任，作中国人民对外联系的使者；把毕生积累的经验贡献于扶弱育人的公益事业；完成有生之年的宿愿——对艾老是恢复“工合”和山丹培黎学校，对爱老则是写完《宋庆龄传》；最后，在经受了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的洗礼后，又都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崇高评价和荣誉，作为对中国人民有杰出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而永垂青史，为他们 90年的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爱泼斯坦以国际著名记者闻名，被视为新闻界见多识广的老前辈，在这一行业中可谓功勋卓著，深受爱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艾黎和斯诺等友人创办的中国工合运动的忠实支持者，晚年更积极参与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的领导工作，作为副主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0年代末，爱泼斯坦在香港从事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同时，也在宋庆龄领导下的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为工合编过宣传小册子。凭着记者的政治敏感，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工合是“为了增进中国的经济生产和民主，以支援团结抗战”，它的长远目的，正如宋庆龄所说，是“为了人性的提升，经济的改善和民主教育的培养”。这些观念后来成了他在恢复后的工合国际工作时一贯坚持的工合发展指导原则。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外友协的友好交流活动中，我见到的爱泼斯坦似乎总是一副温文尔雅、寡言少语的学者姿态，不像邱茉莉那样，热情地活跃于公众之间。后来在工合国际长期的共事中，我才慢慢认识了一个信念坚定、心胸开阔的爱泼斯坦，感受到他同中国老一辈革命者所共有的那种忠诚执着、甘心奉献、不计个人荣辱的优秀品质。在工合日常工作中，他对自己承诺的讲话、报告、校改文件等从来都是按时完成，那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平等谦和的作风令人起敬，无形中成了大家端正工作作风的楷模。

工合国际恢复伊始，上上下下无一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想，即使像艾黎这位“工合导师”还健在，他也要重新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振工合事业的有效途径。毕竟工合的辉煌已成往事，工合工作者的主体和它所服务的对象都已换了一、两代人。在此情况下，工合复始之旅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从1989年起，工合国际开始了建立山丹、龙口、洪湖合作社试验点的计划，爱泼斯坦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各项策划、组织、经验交流和争取国际援助的活动，带头传播艾黎的工合思想和“努力干，一起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工合精神，坚持工合必须致力于促进真正的合作社，维护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准则。1993年8月，他代表工合国际出席由宝鸡市委、市政府发起召开的有关工合的国际研讨会。爱泼斯坦对这次研讨会抱有极大兴趣，对当地领导希望重振工合昔日繁荣给予了热情支持。但他也看出，那里的人们当时对合作社这种按“民有、民治、民享”原则组成的企业形式同股份公司、集体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差别尚缺少认识，发展工合似乎只是为了吸引外资，开发当地经济，这使他在兴奋之余感到要在那里恢复昔日的“工合之城”还要走更长的路。

同年秋，爱泼斯坦又率工合国际代表团对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联合体进行考察访问。这次访问大大激发了他加快促进工合在中国发展的信心，使他更明确了合作社怎样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他看到蒙德拉贡的合作社在西班牙经济衰退和失业严重的环境中保证了社员仍有工可做，它们生产的汽车部件能供应像福特、奔驰这样的大汽车工业；它们依靠自己的合作银行实现了资金自理，为整个社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工人在按劳分配的收入之外还享有股金分红，因而实际工资高于其他企业，而高层管理人员的酬金则少于资本家企业，从而减少了两极分化……总之，它靠了经济规模、弹性的实力、效率、产品质量和有效的民主管理，证明了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全可以有竞争能力，他深信如果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能做到这一切，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

在访问蒙德拉贡后，爱泼斯坦指出：“合作社在宪法中被列为公有经济的一部分，但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界定合作社的性质、合作社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它的产权归属等的合作社法。现在为合作社立法已是当务之急”。在扼要说明了合作社的性质、原则和工合在战时的历史作用之后，他建议今天应以“民办公助”的方式确定中国的合作社与国家的关系，希望把这种关系写入合作社法。这次提案虽然未列入政协和人大的议事日程，却成了合作经济界呼吁为合作社立法持续努力的先声。

晚年的爱泼斯坦尽管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宋庆龄传》的大工程上，但仍尽可能抽时间参加工合国际组织的各种活动。从合作社办社经验交流座谈会，到基层积极分子的合作社培训，都能见到他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发言，作笔记的身影。1997年8月，委员会各试验点负责人和合作经济的研究学者齐集山丹，以总结研讨10年来工合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纪念路易·艾黎诞辰百周年。

那时爱泼斯坦已82岁高龄，行动不便，但他执意同大家一起乘20多小时火车去山丹。火车凌晨两点多抵达，他不顾疲劳，当天上午就开始参观，重建的山丹培黎学校、艾黎故居、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艾黎与何克陵园，一个也不舍得放过。在会上的发言中，他扼要阐述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合作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驳了认为工合在战时的成就是当时工业品匮乏的客观环境造成，在经济飞速现代化、商品繁荣、市场竞争激烈的新时期，工合已无用武之地的观点。他列举了合作社的现实作用：为下岗职工和农村多余劳力提供部分就业；在低收入区生产简单价廉的农具和日用品；在城市参与应用现代科技活动，从事修理、运输、加工等服务性工作。由于合作社成员既是股东又是工人，领导班子由选举产生，有公开的财务制度和分配制度，因而可以防止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的侵蚀……爱泼斯坦在讲话中提到工合面临的问题：一是宣传不力，国内的新闻媒体几乎从不提到工合；二是缺乏一批具有坚定信念的年轻积极工作者；三是经费不足，特别缺乏建立有效工作班子所需的行政费用；四是合作社培训工作者有待加快培养。最后他又一次呼吁：“我们需要一部合作社法!”

在工合国际恢复活动以后的18年当中，艾黎、陈翰笙、卢广绵等老一代工合领导人已相继而去。爱泼斯坦为工合继续奋斗的桩桩事迹，不仅留给我们无尽的怀念，他在工作中所表现的那种无私奉献的老工合传统精神，更永远是所有工合人继续前进的鼓舞力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病中听说委员会因挂靠关系问题陷入困境，挂念在心，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排解困难。可喜的是，就在他90岁生日之前，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当我在他的生日庆祝会上附在耳边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满意地笑了。

没想到，我再见到老人时，他已经安卧在挽联和鲜花丛中。我想，爱老如果活到今天，他会满心欢喜地发现，工合国际第三次委员大会产生的新一代领导，正满怀信心地走在工合队伍的前列，为继承先人的遗愿，在他们打好的基础上，为工合的进一步发展献出他们的才智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