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及对缩小差距的对策建议

单文豪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各个群体都获得了由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实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受发展不平衡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所扩大。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就1980年以来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原因作一基本的分析，并就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

一、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均呈较快的增长，但城市居民收入增幅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对城乡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2009年本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38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7.4倍，平均每年增长7.6%；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也由401元逐步增至12324元，比1980年增长4.2倍，平均每年增长5.9%。

这一期间，从收入增长幅度比较，城市居民平均每年收入增幅高出农村居民1.7个百分点；从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比较，城市居民平均每年净增加收入972元，而农村居民平均每年净增加收入411元。分阶段看，1980年至1990年，由于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本市农村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由1980年的1.59倍逐步缩小为1990年的1.31倍（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下同）。1990年代以来，本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拉动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由缩小转为扩大，由1990年的1.31倍逐步扩大为2009年的2.34倍。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大于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也大于198O年改革初期的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不利于本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2、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存在明显差距

1990年以来是上海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城市居民收入渠道不断拓宽，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却呈萎缩之势，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1990年，本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性与非工资性收入分别为1530元和652元；2009年上升为19811元和9027元，分别增长11.8倍和1 3.2倍（未扣除价格因素，下同），年均递增14.4%和15%。城市居民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使城市居民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非工资性收入的比重2009年超出了30%的水平。而同期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与非工资性收入虽然也由1066元和599元增至8721元和3603元，分别增长7.2倍和5倍，年均递增11.7%和9.9%，但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增长水平。由于收入渠道不宽，农村居民非工资性收入的比重由1990年的36%逐步下降为2009年的29.2%，下降6.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差距由1 990年的1.09倍逐步扩大为2009年的2.51倍。

3、农村中60%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

据抽样调查资料，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比重不足10%，而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比重却在60%左右。目前，农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万元的人口总数接近200万人。

二、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缩小转变为扩大，其主要原因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一些经济落后乡镇农民非农就业困难，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及效率方面和社会公平方面的因素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

1、发展方面的影响

进入1990年代，本市城乡经济均快速发展，但两者发展的特点不同。市区经济发展经历了“退二进三”结构大调整，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为国企改革出现的大量城市下岗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力支撑。从1995年开始，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一项重要的实事工程，狠抓落实。1996年7月起，先后成立了市、区、县、街道、行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并加快对再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下岗人员自谋职业。由于各项措施得力，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至2002年末，本市累计超过百万下岗职工顺利实现分流安置。这不仅及时化解加快国企改革出现的下岗待业人员增多的矛盾，而且为促进城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同期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一些区位优势明显，改革力度较大的乡镇成为郊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一些区位条件较差的乡镇经济增长不快，农民非农就业困难的矛盾始终难以排解。加上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引发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大量出现，使乡镇企业总体吸纳就业的功能弱化。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本市农村累计有11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工业企业就业。但是，1996年以后，随着乡镇工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农村乡镇工业的增长非但没有净吸纳就业人员，相反，还释放了大量冗员。郊区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2009年郊区城市化水平为61%），使大量从乡镇工业释放出的劳动力难以有效地实施分流；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地区非农就业更加困难。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2、效率方面的影响

进入1990年代，本市加快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信息、金融、商贸、汽车、成套设备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效益显现，拉动了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据统计，2009年，本市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1990年增长10多倍，平均每年增长14%。1990年以来，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同时，城市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居民家庭私有资产经营领域拓宽，为多渠道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为1435元，比1995年增长19倍；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达到7592元，比1995年增长2.6倍。

而同期农村居民却经历了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结构调整模式趋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过程。1980年—1996年间，国家先后三次提高粮食及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3.2倍，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提高4.3倍。而1996年以后，农产品总量供给出现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格局，粮食及主要农产品价格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持续下降。2002年，我国主要农产品零售价格与1996年相比，粮食下降21.3%，油脂下降2.57%，肉禽蛋下降15.5%。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在此期间，本市农村约有40万户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农业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现象比较普遍。目前农村年可支配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经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人口超过30万人。近几年来，本市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大力实施“强农惠农”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额，使多数农民得到实惠。但由于多数农户经营规模偏小，且分散经营，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容易形成“一哄而上”，使微观层的农业结构调整模式趋同，难以形成后发效应。农民实际从经营农业得到的纯收入总体上仍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1278元逐步减少为2009年的590元。这表明，发展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极其有限。

在农业收入持续减少的同时，受外来民工就业竞争的影响，农村非就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城市职工8个百分点以上。据统计，2009年，本市常住外来人口达541.93万人，其中60%以上集中在郊区，占郊区在业人数的50%以上。常住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郊区，除了直接影响到农村新增就业，还影响到农村非农就业平均工资的增长。“效率因素”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3、社会公平方面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标准逐年提高，使城市居民普遍得到实惠。2009年底，本市城镇养老参保人数达845.71万人，享受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达338.85万人，且每年养老金收入都有一定幅度增长。

而同期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农保”为标准，现在仍有76万人参加“农保”，1990—2005年期间基本延续多年不变，近几年虽然多次提高标准，但与“城保”和“镇保”保障水平相比仍然明显偏低。农村居民年最低生活保障为3200元。目前多数老年农民生活养老的支撑仍以土地为主，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善和提高。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协调、不同步，农村居民在初次分配较低的情况下，难以在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补偿。“社会公平因素”也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1、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土地经营规模偏小（2—3亩），生产效率不高，是农民收入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因此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促进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较大幅度的提高生产效率，使农民依靠自身的能力把收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不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它还为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条件。

2、要把优先解决低收入家庭的非农就业作为当前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本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原因。收入差距的背后是农转非就业权的问题。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因为缺少农转非的就业机会，其收入就难以持续提高。因此，要把加快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作为今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

一是拓宽低收入群体异地非农就业的渠道。如有针对性地组织城市化、工业化地区的对口招工，市政重大工程、工业园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以及有关城镇社区的保安、保洁和家政服务等行业的用工，要优先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也可以利用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实施人口和劳动力迁移和劳务输出。二是鼓励、扶持低收入群体到城市化、工业化地区自主创业。让创业者享有必要的小额贷款担保、税费减免和长期的低税政策等。三是切实加强对低收入群体异地就业的培训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

3、继续坚持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农村居民收入来源长期是以农业为主。迫切需要加强财政支农的力度，使农业也能成为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今后要争取每年财政用于农业支出逐年增长，比重保持基本稳定或逐年略有所提高。新增加的财政支农资金应向落后地区倾斜。

一是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投入。包括水利设施、生态环境、服务体系建设等，鼓励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绿色农业、种源农业、设施农业和出口农业，以及配套的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二是拓宽支农资金渠道。在加大市区两级财政支农的同时，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可根据各地实际设计一些捆绑式的农业实业开发项目，如农家乐旅游、综合性的休闲度假项目、高附加值的珍稀养殖业和特色农业、循环农业、高科技农业等等，以吸引企业和各类社会资本用工业化手段、市场化机制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开发，实现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的目标。三是建立健全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切实保障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切身利益。考虑到农业产业的脆弱性，应积极探索建立全市性的农业保险基金筹集机制和推广模式，为农民提供“零支付”的或补贴式的农业保险，以提高农业防范灾害和风险的能力。

4、继续坚持以工哺农、以城带乡，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薄弱村的扶持

一是加快建立村务管理经费统筹机制。特别是村干部报酬、社区环境、乡村医疗卫生等具有公益性事业建设的经费应列入乡镇财政预算，实行区县统筹，确保经济薄弱村村务最基本的管理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使村级基层组织有人管事，有钱办事，能办好事。二是加快建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对确实难以实现收支平衡的经济薄弱村应核定基数，必须的经费缺口应由市区两级财政拨付。资金使用严格执行村务公开，民主监督，科学管理，真正从管理机制创新入手，精打细算，花小钱、办人事，勤俭节约地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三是加快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以企哺村的长效机制。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建立工业集团、大企业与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机制，鼓励大集团、大企业实行投资帮困、技术支农、对口招工等多形式支持经济薄弱村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四是逐年增加市、区财政对落后地区拨付的低保资金，并逐年提高低保水平，切实做好落后地区的应保尽保工作。

5、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应依据郊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为分期分批过渡到与城市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条件。

稳步推进。目前郊区一些富裕乡镇的老年农村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的地方保障标准都已接近“城保”的水平。考虑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可以先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全面推行“镇保”。同时，结合各区县的财力和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用2—3年的时间在郊区其他乡镇也全面推行“镇保”，努力争取在2020年前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在全国率先实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农民都能享受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综合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