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自己的创举——日本“神户生协”合作社
“神户生协”的来历
1921年,日本的“神户生协”创办成立,迄今已走过整整90年的发展历程。
“神户生协”创业初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经济严重不景气。而发生于1918年的“大米骚动案”震惊日本全国;紧接着,日本神户地区发生了大火,火灾烧毁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型商社——铃木商店。而神户地区一直被称为日本工人运动发祥地,于是在1921年,在工会组织策动下,发起组织了川崎、三菱等企业的大罢工,继而发生大骚乱;政府出动军队弹压,加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对日本产业界的极大影响,政府开始考虑如何更好地引导商业与产业之间的平衡关系,颁布了《产业组合法》;很快,神户出现了两个购买合作社,因此,合作消费组织的诞生,正是日本国内那个时代的产物。
贺川丰彦(1888~1960),这个中国人还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在西方,却是一个极具魔力的名字,人们对他,并不亚于对马丁·路德和特里萨嬷嬷的尊敬。他被视为先知者和革命者,他在日本最早组织工会和农会,争取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力,成立信用、生产、销售等各类合作社,而“神户生协”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创立的。
1991年,神户生协纪念创立70周年,并将其名称由“滩神户生协”改为“神户生协”,发行《爱与合作之志——神户生协七十年历史》纪念册,出版图书《百万人之轮——神户生协七十年发展历程》。前者是采取的编年体的所谓正史,后者则是70年的历史进程中,寄予该消费合作社的各种愿望并实践了消费合作社运动的先驱者们的光辉形象的忠实记录。
创业与合作社制度的坚持不懈
贺川丰彦先生是1921年神户生协创业的创始人,但同时他也是“二战”以后最早结成的日本生协连的前身——日本协同组合同盟(1945年)的领导人,并任第一任会长。
当时消费合作社经营的商品是以“米麦薪炭”这些生活基础商品为中心,这些占了其全部经营业务的60%。当时经营的商品都把价格表全部登载在机关报《合作》上。在小报版面、对折打开的内页上,明确登载了商品名称和价格。即所谓的“标价不讲价”的经营方法。社员一旦在厨房张贴了该表格,就会起到阻止其他商人询问的护身符的效用。
当时,大米销售一般都采取以一升的大容量为单位进行计量的。销售不按升计量的大米重量单位,但社会呼吁一公斤制,但终因商人的反对,在其后的很长的时间直到战后都没有实现。但在那个时代,滩购买组合就已经开始以10公斤包装的价格明确标识。这可以说证明了这个消费合作社是非常先进的。
神户生协的领导者认为:社员们应该得到一流优质商品,所以必须从一流厂家、一流批发商那里进货,以他大阪商人的才智,在大阪财界的寻求进货客户。当时的商品清单,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且都是一流厂家和品牌。可以说,从那时到现在,神户生协一直保持着与一流的全国性品牌厂家之间的交易。
1932年建立了精米工厂,通过北洪的正米市场,从日本全国、甚至台湾、朝鲜等地用船将运来糙米,实现了品质的质量稳定和低价格和美味可口。苹果则是以产地直销的方式,以货车装载从青森县买来,再以箱分装卖到社员手里。此外,1923年已经建立了酿造厂,自己生产酱油、黄酱,并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社员,但是在给社员的价格表中同时也标明了“丸金”等标识。这就是他的合理主义和自信的表现。
可以说,通过艰难的创业,神户生协的商品政策、产地直销、自己生产和其他COOP商品的开发,实现对一流厂家的一流产品销售,建立起由社员选择、由社员享用的做法,为这一传统奠定了基础。
这种商品开发的构想,诞生于经常而持续地、廉价地向社员提供真正的优质商品,才使合作社事业蒸蒸日上。
合作社思想与教育
贺川丰彦合作社思想在于教育为中心。他的继任者——福井舍一,不仅热心于职工教育,而且热心于社员教育。根据他的提议,自1922年起以丛书的方式出版了《消费合作社宣传册》,到1934年为止,供刊行九辑。该宣传册的内容丰富多彩,每一辑当中的作者和文章的体裁风格都是完全不同的。第一辑京都大学教授米田庄太郎、第三辑高野岩三郎、第四辑和第六辑本位田祥男等都是由学者、大学教授编纂而成。除此以外,还有演讲录或者报告书和多种多样的内容,形式及文章体裁风格迥异。如第二辑,林彦一编著的《消费合作社故事》便是一篇精彩的小说,通过静子这个女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以独特的形式开展消费合作社的活动。福井舍一序中写道:“……是合作社有史以来最形象的说明,我国最通俗的作品”。
合作社的教育,先从其领导者践行。合作社的商人或常事,生活都很朴素,工作上也以节约为宗旨。当时的货物的包装材料,如苇席和绳子之类都认真解开包装,以便能够再次使用,甚至教育职工日常穿的草鞋每天都要左右反穿以便延长穿用时间。但是,贺川丰彦对于职工回家乡时,却赠送昂贵的毛毯,对经营困难的消费合作社及关东的消费合作社运动捐赠巨额资金,非常慷慨,留下了许多的佳话。
事实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在战争状态下的时间是15年,最后日本战败并化为焦土。众多的消费合作社战败前后相继倒闭,或者消失得无影无踪。由军国主义采取的思想镇压、清洗,以及战时的统制经济的强化,不可能自由地从事自主的、真正的消费合作社事业,很多充其量是承担着国家配给任务的一部分而已。甚至一些老年男职工都被迫服兵役,要继续开展业务是极其困难的,战后,很多消费合作社都没能够重建。
神户生协却渡过了这个难关。由此看到了“教育”的伟大成果。尽管职工全是女性或青少年,尽管没有经营物资,尽管战火烧毁了设施,但只要“爱和合作”之火能够继燃烧,一旦战火平息,职工们就会回归到合作社。这是因为消费合作社不仅仅是单纯的购物的组织,并作为互相帮助而得以生存,所以谁都不会考虑解散的事情,时机一到,就会如同灰烬中的火凤凰一般复活。可以断言:正是对培养社员、并对职工进行优良的教育,最终才实现了这个奇迹。
滩购买合作社的第四代组合长田中俊介尤其热衷于教育。在战后迅速重建了战前的消费合作社学校。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都要搞一次名为“修养会”的学习。众多老社员直到今天也缅怀其厚德而称其为“消费合作社同志”、“以义COOP同志”这种带“同志”的称呼,正是神户生协精神基础。
消费合作社的“家庭会”在神户消费合作社是1924年开始的,而滩购买合作社则是在1929年开始的。“家庭会”虽然是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则,但在社员中产生了很多的女企业家及领导者,保护、支持并发展了困难时期的消费合作社。
在战后的饥饿中,滩购买合作社最先创设了“文化部”。贫穷困苦日本民众,需要和渴望生活文化。今天的神户生协,有一个很大的“生活文化中心”,这是合作社长期进行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不断积累。
20世纪60年代的流通革命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终于摆脱了战后的阴影,被世界称为黄金的60年代。
“主妇之店”运动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以超市为例,日本大多数超市仅仅是以形式上模仿而告终,“主妇之店”在这个混乱中脱颖而出,也培养了今天占据国内流通业界主要地位的大型零售企业。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最具有实力的百货商场,在全国的连锁企业中获得了主导地位。
1974年,日本政府为了保护中小零售业而实施了《大型零售店铺限制法》,形成了新开设大型店铺的障碍,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法反而稳定了这些抢先一步的企业的垄断地位,带来了有益于确保其发展和利益的结果。神户生协于1957年在芦屋开设了330平方米自选式店铺,命名为“食品中心”,参与了战后的流通革命;1961年正式开始引进超级市场。这些店铺都命名为“合作社市场”,后改为“000P商店”。今天的神户生协的发展与当时的流通革命时采取的对应措施,即:发展现代化的大型店铺政策的成功,有着极大的关系。
西方先进的商业连锁业冲击着日本,大财团对于合作社采取封闭政策,他们在致力于先进的超级市场开发中,甚至连流通业界的团体都对消费合作社关上了大门。为了销售购买结算系统的关键——现金出纳机,NCR合作社倾注全力引进美国的超级市场技术,面向其他合作社成员教授理论,介绍英语的参考书,而且还邀请美国的店铺进修研讨会,并通过摸索而建立一个个店铺、开设分店积累了经营管理技术。
当时在全日本各主要城市,各个消费合作社在这个流通革命时期都同时进行现代化店铺经营,使今天的日本流通界的地盘势力,没有被彻底垄断。
与神户生协相同规模的消费合作社在全日本约有10个的话,当初,神户生协曾受到过兄弟消费合作社批判,被斥之为美国资本主义追随者。时代在变化,消费者也在变化,生活意识更在变化。实际上,神户生协在战前的1931年就开设了第一家自选式商店。
1916年美国由克劳伦斯·桑德斯开发自选式商店,而最早引进这种方式的是瑞典的消费合作社。瑞典的消费合作社的先进性奠定了作为当今世界领导潮流的瑞典消费合作社的地位。
滩购买合作社1931年引进自选的经营方式,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与瑞典消费合作社具有同等的意义。但是该自选店铺经6年多的经营而遭遇了挫折。1946年重新开设店铺时也尝试开设了自选店铺,但也仅坚持两年时间。
日本真正出现所谓自选式商店,是在60年代。如今日本的零售业顶级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创业的,其创始人大都赤手空拳,凭着年轻和洞察新形势、新事物的能力,纷纷加入到了超级市场行业。
神户生协当时已经拥有40年合作事业和体制,但仍然能够完成经营革命,说明合作社经营者的预见性、领导才能及勇气的可贵。神户生协的体制之一,就是进行革新性的努力,经常把新商品和新业态视为生命线,大规模配送中心、加工中心、计算机运用信息系统的建设、POS系统的引进,其技术手段都领先于日本的流通业界,至少是不落后,并不断地挑战新的机遇。
20世纪70年代的劳资关系和民主化
1962年,滩消费合作社和神户消费合作社两消费合作社合并诞生“滩神户消费合作社”,神户生协迎来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这一合并,被日本媒体称为“猛玛消费合作社的诞生”。但是之后的约10年间,高速发展和企业超大规模化,给经营内部也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高度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苦于物价暴涨,消费合作社无法提供低价格的商品。但又都必须努力控制物价,稳定消费合作社经营传统;另一方面,职工又要求大幅增加工资,给经营造成压力,满足两方面的要求对经营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消费合作社内外不满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追究到了消费合作社的经营体制问题。
日本战后解散了军队,不仅如此,国内开始清洗战前的政治领导人,解体财阀、农地改革,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猛刮民主化之风,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神户生协注意到:虽说是民主程度较高的合作社组织,开始向大型化发展,组织的民主管理结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渐渐失去了作用。当时,创业时期以及经历过二战及战后痛苦的人们占据着经营者的位置。日常管理过程中,甚至在决策管理和代表大会讨论中,这些人都被强烈要求民主化。于是,神户生协召集社员代表和学者,成立了讨论如何在大型化的消费合作社中实现民主管理的“特别委员会”。消费合作社工会的委员长也参加,总结了一年多的意见报告,在1975年的临时代表大会上修订代表竞选方案,以及合作社干部选举方法的章程和规约等。
不过,工会组织强力要求涨工资及改善劳动条件,他们认为单纯的制度改革并不算完。要求消费合作社拿出满足职工实质性的经济要求的解决方法,工会追究经营层的责任并推动了经营的民主化要求。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要求足以导致发展到全员罢工的地步。
神户生协能否继续生存,开始让一部分人担心。到1978年,形势急转直下。工会通过其内部激烈的选举大战,使维护员工利益从方式上发生改变。神户生协的经营也全面更新了战前旧的体制。作为劳资双方,虽彼此对立,但可以“对话和协调”,新的劳资关系自此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