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的“濮阳模式”

——记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

张洪博

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造之后，农村形成的合作金融空白如何填补？中国防止小额信贷与合作金融异化的出路何在？被誉为“破解农村金融问题的濮阳模式”、“新型合作金融组织探索民间样本”、“国内首家农村互助贷款组织”、“独立的综合性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简称助贷社）试验，为业内专家学者研究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案例。

“濮阳模式”，是指依托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试验，在河南濮阳创建的新型农村合作社模式，主要表现在自下而上的三级组织结构和贷款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四大平台助农增收机制。其中，三级组织结构是用资金互助的方式组织社员按村落（社区）建立的互助中心（也叫做村银行）、基于乡镇或县城成立的分社、以及在濮阳市城区设立的总社；较为完善的贷款风险防控体系，是互助社的资金安全的坚强卫士；四大平台助农增收是通过引资助农、团购团销、生产互助、科技文化合作来实现的。

了解“濮阳模式”，首先要了解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这个载体。助贷社是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小额信贷合作试验基地成长起来的新型合作金融组织，其成立经历了从2004年12月到2006年7月前后共18个多月的注册登记历程，经历重重困难之后，在社科院与地方政府的斡旋支持下，终于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地位，在濮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为社团法人。

助贷社有着明确的定位和目标。它的定位是：补充传统银行的不足，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中小企业办理小额信贷、股金、团购团销等业务，坚决抵制高利贷。它的目标有：近期，农村金融创新与民族美德相结合，依托小额信贷为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普及金融教育，深入乡村社区传播合作互助、诚实守信思想，复制村银行，探索解决因金融机构与客户断层导致的贷款难、收款难、持续发展难等问题，创造适合中国农村现状的互助金融模式；中期，对接中央政策，助力和谐社会、诚信社会、小康社会建设，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创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濮阳农民互助银行”；远期，联合国内互助金融同道，打造媲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农民互助银行”。

濮阳助贷社的管理体制、资金组织方式、科研形式、信贷经营、贷款额度、信用管理等六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民主化的管理

民主化的管理，是助贷社打破传统金融机构“官僚式”管理体制的一大创新。

平等的上下级关系使助贷社的管理充满活力和效率。信贷部是助贷社最大的业务部门，信贷人员占全部工作人员的近1/3。为规范信贷经营，及时解决信贷人员现实工作难题，倾听基层员工心声，助贷社信贷部每月召开一次例会。例会并不是简单的布置工作、处理问题，而是一次全面的、畅所欲言的员工交流会。在信贷例会上，基层员工可以大胆的对助贷社管理层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提出合理化的批评和建议，管理层也会依据实际情况考虑、采纳一线员工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在会场上，经常可以听到基层员工和管理层针锋相对的争论，也可以看到争论双方达成共识最后握手言和的笑容。这种完全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极大的增加了助贷社各级员工的凝聚力。为了打造阳光交流平台，进一步拉近一线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助贷社利用QQ群建立了科研部网络论坛。论坛每周四定期开坛，对话管理、对话业务、对话创新，干部员工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正是这种活跃的例会制度与对话，使助贷社出台的各项决策都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信服力。

助贷社是国内较早建立工资协商制度的机构之一。通过六次工资改革，建立起了统分结合的个人绩效与分社效能管理量化考核体系：职员按劳取酬，分社效能与目标进度挂钩，总社专注解决职工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2009年，助贷社还专门成立了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员工内部出现的各种纠纷，及时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营造了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

二、“小额信贷”为媒介，引导农民互助合作

针对当前中国农村和城镇贫困社区人群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分散劳动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等客观情况，助贷社开创以“小额信贷”组织群众、普及农村金融教育、培育新型农民银行家、“通过重建农民社区组织、再建社区秩序”的互助金融模式，将“合作互助、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造性地融入到贷款产品的设计与销售过程中。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活跃了农村经济，然而“私有性”的分配模式也稀释了农村各个家庭单元的关系，农民组织几近瘫痪，信仰缺失使重新组织农民越发困难。要想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必须摸索出新形势下发动宣传群众的工作方法。为此，助贷社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以小额信贷为载体，助贷社组建了国内独一无二的拓展团队，主动承担成本，深入乡村社区，动员组织农民按村落社区组建互助中心（村银行），解决民众组织难、贷款难、收款难等一系列问题 ，受到普遍欢迎。硬件上，出资配备了宣传车辆；软件上，锻炼培训专业拓展宣传人才；操作上，一方面，充分利用各乡镇集贸会、节假日等老百姓集中活动的时机，走街串巷的宣传互助金融的理念和思想，深入到田间地头与农民沟通；另一方面，以社员与借款群众为召集人，借力召开群众动员会、产品推介会，打造濮阳助贷文化，使助贷社善行助贷、内联外引、引资助农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濮阳县许家屯互助中心，2007年还成立了一支女子盘鼓队，以文艺活动的形式动员组织群众，至今活跃乡间。

助贷社认为：要想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不仅要持续宣传，还需要培养一大批社会工作者，进而培育千万农民银行家，调动农民积极性，激活农村内在的生命力与发展潜力，让农民来管农民自己的事情。

传统银行贷款运作，金融服务难以与客户互动，是造成农民借款难与银行贷款回收难的重要原因。针对这种症结，通过村银行与社员股金，助贷社有效确立了农民的组织主体地位，有效调动了农民参与贷款管理的积极性，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因为农民的积极参与迎刃而解。有三个具体案例很说明问题：一是人不在了，贷款照样还。鲁河乡许屯村互助中心的社员许石河，2009年1月13日在助贷社借款人民币10000元，用于孩子结婚，2009年10月在临县打工工地意外死亡，与其同行的社员随即向助贷社报告了情况，助贷社员工迅速赶往许屯中心，配合中心社长、担保人与借款人家属协商处理后事，借款人妻儿主动承担债务，不久就用售粮款和工地赔偿金还清了贷款。二是借款人转让自家承包土地,让担保人代替还清了贷款。也是许屯村互助中心社员的借款人曹某，2007年5月在助贷社借款人民币1000元用来给孩子交学费，借款到期前，他在外地打工，寄回家还贷款的钱被侄子挪用，导致借款到期无法归还，后来与担保人、中心社长协商一致，采取首先由担保人代还的办法，保证贷款到期归还，然后曹某将自家的耕地转让给别人种，按每季500元抵账，等曹某有钱还清担保人代还的贷款后，再将耕地还给曹某,结果,不到一年,就还清了贷款。三是借款人被公安部门拘捕，其家属以资产抵债还款。柳屯气罐车互助中心社员赵某，2009年10月24日在助贷社借款人民币10万元，用于气罐车运输流动资金，2010年10月22日,借款到期的前一天，赵某因非法经营的小型化工厂爆炸，被公安部门拘留，在互助中心其他社员的协商督促下，赵某家属将自家的气罐车抵偿了贷款本息，保证了互助社资金的安全。

以资金为粘合剂，助贷社采取类似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借力小额信贷工具，将农民组织起来，最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平民的互助意识，对社会无疑是一件好事。

三、建立科研团队，结合一线实践不断创新

2010年9月11日，助贷社科研部成立。依托社科院的小额信贷试验基地，助贷社借鉴农村金融改革经验与教训，一直努力探索一种新型的、更加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服务型金融运作模式。

助贷社能够发展到今天，凭借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基层出发”“从实践中寻找真理”的理念。助贷社认为，扎根基层的一线员工（大学生信贷员）是贷款合作社最大的财富，他们是真正的农村金融改革践行者，他们每天不辞辛劳的穿行在中国农村的大街小巷，为无数的平民提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精心培训的大学生们能够真正做到‘给农民贷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助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成为优秀的“农民的银行家”！助贷社非常注重从一线基层员工身上收集、总结农村小额信贷实践的经验，一线员工80%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有着很强的社会洞察力和理论总结水平。贷款合作社的管理层要求基层员工每月写出高质量的工作总结，然后汇总到科研部提炼出精华部分，形成独特的科研原料。

四、“流动银行”使助贷社的经营充满活力

从激活一线出发，助贷社创造性地把独立的贷款经营权赋予客户经理。个人绩效与分社效能量化考核紧密结合的全员动员方法，极大调动了员工拓展市场发展客户的积极性。以大中专学生为主体的信贷人员，在营销式贷款机制的激励下，变得异常活跃，工作主动性很强。一方面降低了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增强了助贷社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送贷款下乡”成为助贷社主要的服务特色。

助贷社的客户经理，又称“流动银行”，即通过客户经理在不同村落间流动办公，把贷款直接发放给农民，并对贷款的营销、管理和回收实施全程跟踪。也就是说助贷社把传统银行的整个业务过程，转移到了客户经理的摩托车上，百姓家的餐桌上、板凳上。所以助贷社的客户经理常被群众称为“摩托车上的银行”，其简单的办公方式也被有关媒体戏称为“板凳银行”。“流动银行”极大地提高了助贷社的信贷效率。单笔借款，最快当天放款，最慢也就三两天。高效率的信贷经营，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的客户，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助贷社的资金流动。

五、多层互助，小额与大额相融共生

不同于国内其他NGO小额信贷组织，助贷社没有固执地只办理万元以下小额贷款，而是尊重社员的实际需求，依托不同层次的互助基金提供灵活的贷款服务。试验初期，限于孵化资金承受能力，贷款额度控制在5000元以下。随着规模扩大和孵化实力的增强，顺应社员项目不同、资金需求不断扩大的要求，贷款额度逐步放大到了30万元以下。2010年，助贷社为确保小额信贷特性、防范组织异化，结合互助基金层次和客户经理能力进行了市场细分。目前，2/3的信贷组立足乡村经营5万元以下小额贷款；1/3的信贷组负责5-20万元贷款管理；20-30万元贷款，由总社信贷部直接办理。这种“大小额分开管理，城乡互补，大额养小额”的模式，在国内众多NGO小额信贷组织中实属创新。

围绕多层次互助基金与大、中、小额贷款问题，助贷社管理层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思想博弈。主流小额信贷业者一般认为1万以下才是小额贷款，1万以上的贷款应该交给银行办理。然而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几个矛盾：一是助贷社培养的老客户，随着自身经营项目的持续扩大，已不满足1万以下的借款额度，向银行寻求贷款四处碰壁后，要求助贷社放大贷款额度。二是因贷款额过小与受益人群太窄的影响，助贷社动员群众艰难，经营在2005-2007年持续亏损。三是社区内优质客户，要求助贷社针对社区内群众需求的多样性，制订差异性信贷产品，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群众入社。助贷社认为，要继续坚持鼓励小额信贷，保证为社员服务的激情，确保社员小额资金需求的同时，在风险可控、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充分有效地运用资金，尽量满足社员中额与大额贷款需求，保持助贷社的发展活力。经慎重研究，助贷社理事会于2007年提出了“建立多层次互助基金，满足不同社员需求，大额与小额相融共生”的运营思想。

事实证明，“小额与大额相融共生”的理念更加符合NGO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以“小额信贷”撬动农村金融服务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以“大额贷款”保证组织机构的可持续。双管齐下，相融共生，为机构发展壮大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六、独特的信用管理模式

助贷社理事长兼社长许文盛经常自豪地说，“互助社的贷款不用催收！群众明白自己是村银行的股东，所以自主约束、履约还款意识非常强。”这是因为，互助社贷款，签署的协议以及程序都比较特别。

小额信贷在农村之所以成功，除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还是一个空白外，更重要的是他们采用了农民参与型信用风险控制机制。在传统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含量很高的脑力劳动，要做很多分析（发放小额贷款的收益难以覆盖传统银行的如人力成本等的高额商业运营成本）。农村小额信贷恰恰相反，是一项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性工作。小额信贷一般不采用传统商业银行抵押贷款模式，而是信用担保，因此操作上如何管理信用风险就很重要。以助贷社为例，控制贷款风险有四个环节：第一是农民参与，村互助中心对贷款户进行信用评议；第二是建立社员担保机制，担保社员为了自己的股金安全，对借款人起到一定监督作用，中心社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三是客户经理对贷款户要入户调查，负责包放包收；第四是中心管理人员和客户经理密切关注贷款户动态，定期催款，突发问题及时处理。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互助，客户经理风雨无阻入户服务，有效控制了信用风险。为了防范资金风险，在助贷社构架中，村互助中心互助基金统一交存银行账户，由互助社统一管理。互助中心有一个账本，助贷社也有一个账本。中心管人不管钱，分社管钱不管人，彼此监督，确保资金保管和使用安全。

助贷社贷款，很重视家庭和谐度、邻里印象等社会因素对借款人的影响。借款合同一般要求夫妻双方共同作为借款人，不分主次。“维护家庭正常运转”已经成为人们参与经济生活的终极目的之一，所以家庭的和谐与否应该是评价借款人人品的重要参考指标。客户经理在参与贷前调查的时候，会特别留意借款人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家庭关系；特别留意借款人与周围街坊邻居融洽与否；需要留意借款人的周围朋友等社会关系。在助贷社看来，利用中国“熟人社会”里面无形的约束力控制贷款风险，是一种低成本的、行之有效的信用管理方法。

（作者单位：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清丰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