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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行时间:2011-08-20
网站编辑:纪宝成
来源:研究所

纪宝成: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一是总量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我们快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已全面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国已经超越工业化初期阶段,迈入一个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临的时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5000美元左右,就面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将大幅度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二是中国基尼系数的加速恶化与大大超过警戒线表明中国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利用不同方法对我国基尼(GINI)系数进行了测算。在中国GDP每年以10%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长的同时,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每年以1.5%的平均增长速度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三是中国通过经济奇迹的构建,已经顺利达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但“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体系却没有完全构建起来,“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呈现渐行渐远的发展态势。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达到111万户,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到393户,名列世界第八。但与此同时,中国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依然有1亿多人口,赤贫阶层依然有上千万。

四是分配不公问题在30多年的积累中,开始从传统的收入分配不公领域迅猛向“存量不公”(即财产不公)、向“机会不公”、向“能力不公”等领域扩散和传递,不公平问题开始呈现出强烈的固化、板块化和制度化的趋势,从而导致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大幅度上扬,社会内在的凝聚力大幅度下降。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研究成果表明,2004年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富差距达到32倍。到2009年,该财富差距达到40倍。财产通过遗传,直接导致“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出现,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财富世袭”、“权力世袭”与“事业世袭”。这也是目前各种社会冲突在财富快速上升的同时加速爆发的核心原因所在。

五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核心主体已从传统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演变到“福利性收入”的差距,演变到“灰色收入的差距”,甚至“黑色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按要素分配原则有关,而且与“官商勾结”、“行政性腐败”、“黑势力崛起”密切相关联。这不仅导致社会秩序紊乱,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

六是收入分配不公与财富分布不公也妨碍了市场经济平稳运转与宏观经济效率的获得。第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消费占比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从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内部不平衡、导致中国结构调整困难、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中国人民大学近期的研究表明,近5年来,由于基尼系数的扩大,直接导致中国边际消费倾向较“九五”期间下滑了14.7%。第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大量建设性资源被用于维持稳定。根据财政部2011年在全国“两会”的报告,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

正是上述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极分化”以及“阶层的固化”不仅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规范价值目标实现的基础,而且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获得。因此,大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全面进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经济体制创新,应当成为当前及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工作重点。

纪宝成: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行时间:2011-08-20
网站编辑:纪宝成
  
来源:研究所

纪宝成: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一是总量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我们快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已全面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国已经超越工业化初期阶段,迈入一个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临的时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5000美元左右,就面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将大幅度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核心。

二是中国基尼系数的加速恶化与大大超过警戒线表明中国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利用不同方法对我国基尼(GINI)系数进行了测算。在中国GDP每年以10%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长的同时,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每年以1.5%的平均增长速度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三是中国通过经济奇迹的构建,已经顺利达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但“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体系却没有完全构建起来,“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呈现渐行渐远的发展态势。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的数量首次突破100万户,达到111万户,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到393户,名列世界第八。但与此同时,中国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依然有1亿多人口,赤贫阶层依然有上千万。

四是分配不公问题在30多年的积累中,开始从传统的收入分配不公领域迅猛向“存量不公”(即财产不公)、向“机会不公”、向“能力不公”等领域扩散和传递,不公平问题开始呈现出强烈的固化、板块化和制度化的趋势,从而导致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大幅度上扬,社会内在的凝聚力大幅度下降。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研究成果表明,2004年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富差距达到32倍。到2009年,该财富差距达到40倍。财产通过遗传,直接导致“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出现,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财富世袭”、“权力世袭”与“事业世袭”。这也是目前各种社会冲突在财富快速上升的同时加速爆发的核心原因所在。

五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核心主体已从传统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演变到“福利性收入”的差距,演变到“灰色收入的差距”,甚至“黑色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按要素分配原则有关,而且与“官商勾结”、“行政性腐败”、“黑势力崛起”密切相关联。这不仅导致社会秩序紊乱,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紊乱。

六是收入分配不公与财富分布不公也妨碍了市场经济平稳运转与宏观经济效率的获得。第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消费占比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从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内部不平衡、导致中国结构调整困难、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中国人民大学近期的研究表明,近5年来,由于基尼系数的扩大,直接导致中国边际消费倾向较“九五”期间下滑了14.7%。第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大量建设性资源被用于维持稳定。根据财政部2011年在全国“两会”的报告,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

正是上述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极分化”以及“阶层的固化”不仅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规范价值目标实现的基础,而且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获得。因此,大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全面进行“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经济体制创新,应当成为当前及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