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应有约束性指标。他说，有些舆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可以照搬西方，不管初次分配，完全市场化，国家只要管好再次分配就可以了，也就是所谓的“初次分配讲效率，再次分配讲公平”。十七大报告改变了这一点，修改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如果模仿西方，仅仅在再次分配领域搞点慈善、救济、保障和累进税之类，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如何在初次分配领域调节收入差距?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已经做的是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办法效用有限，因为很多企业就是按照这一最低标准给付工资。根本措施有两条：第一，要坚持宪法、党的文件和本次人大报告多次强调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即加强“两个主体”建设，这样就从根本上控制了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要做大做强公有经济，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第二，应该通过法律规定，各类企业的职工收入变动都要符合“四挂钩”标准。即企业职工的总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福利等在内)的变动要和高管层的收入变动挂钩，要和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挂钩，要和企业纯利润的变动挂钩，要和当地物价变动挂钩。只有通过这些措施，再加上再次分配中的一些办法，才可能从根本上大大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状况。

    此外，人大应当加大对政府相关工作的督察力度。中央和各地政府应当向重庆学习，重庆模式里的重要一条，就是采取了缩小三大差别的有力措施，重庆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缩小到0.35。因此，中央政府也应该明确规定，五年之内降低基尼系数的确切目标。最近几年的事实表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有约束性指标，而不能仅限于一般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