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发表后，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认真学习、热烈议论：有人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富”理论的沿发，说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有人说，这是与时俱进，全国进入小康社会后，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了。但也有人说，现在谈“共同富裕”，恐怕还不是时候。因为现在主要是怎样把“蛋糕”做大。提倡“共同富裕”，容易会打击“富人”做大“蛋糕”的积极性；还有人说，提倡“共同富裕”，会对“勤者”的打击、对“懒汉”的姑息；凡此等等。

该怎样正确认识“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从最近报刊和网络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看，大多从第三次分配方面着手，进行论述。本文则从另一角度作点研究。

一、“共同富裕”是人民千百年来的想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说：“共富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他引用孔子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确是这样。不仅中国人民向往共同富裕，外国人民也是向往共同富裕的。

（一）先辈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摆脱贫困、能过上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过上一个吃饱穿暖的生活，是千百年来人们的追求。国外有莫尔的《乌托邦》、国内有康有为的《大同书》。

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书，名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叫《乌托邦》。这是莫尔对现实社会不满，而虚构的一个社会组织。

莫尔出身于伦敦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英国皇家高等法院法官。莫尔本人在皇室和政府部门任过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等职。但他亲见当时社会的弊端，皇室的巧取豪夺、草菅人命。特别是贵族与大商人勾结，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当时掀起的“圈地运动”，他亲眼目睹，甚为不平。所谓“圈地”，即是把农民赶出家园，把农田变为牧场，养羊致富。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流离失所，甚至病死、饿死于街头、沟壑……这就是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羊吃人”运动。对此，莫尔对统治者深表不满、对劳动人民寄于同情，于是，写了《乌托邦》一书。书中设想有一个地方，没有皇权贵族压迫、没有大资本家、大商人的剥削。人人一起劳动，过着产品大家平等享受的生活……。

康有为的《大同书》，可说是中国式的“乌托邦”。1884年，正值中法战争时，27岁的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出于当时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书中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但不乏充满民主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平等精神。他的“大同”之道，主要有这样一些思想：一是“至平”也。他揭露，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和悲惨。主张消除等级贵族、废除奴隶制、实现男女平等；二是“至公”也。他狠批财产私有之害。因为财产私有，造成贫富不均。造成“农人之苦”“工人之苦”，“商业竞争而作伪货”，以误害人等。因此，他主张财产必须实行“公有”。这样，人类才能进入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远景是：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人人平等；所谓至乐，大同之世，物质丰富。因为农为“公农”、工为“公工”、商为“公商”，因而物质财富皆十分丰富，人们都能衣食无忧。

上述两者设想虽美，但因都脱离了阶级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美好、而无法实现的空想。

（二）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的论述

从莫尔到康有为的“共富”思想，只是体现了人们的想望，根本无法实现。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才使“共富”从空想变为科学、变为现实。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三大著作中，就“共富”这点上说，集中论述了三个方面：《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不能“共富”的阶级根源、《资本论》剖析了不能“共富”的经济根源、《哥达纲领批判》分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

其一，“共富”有前提。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就分裂为两大阶级：从奴隶主阶级到资产阶级，一端为统治阶级，另一端为被统治阶级。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使被统治者只能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所以贫穷，因为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要使人民共同富裕，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实现。

其次，“共富”要有物质基础。有丰富的物质，才能共同富裕。否则，只能是共同贫穷。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生产发展了，物质丰富了，可分配的产品才能逐步增加，为“共富”创造条件。

其三，“共富”需分阶段推进。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勾划了两个阶段的特征及消费品分配原则。在第一阶段，因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还留有许多旧的东西，且物质财富也不丰富，只能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人的劳动能力有大小、天赋也各不相同，“按劳”进行分配的消费品，各劳动者会有多有少，有的多分点，有的少分点，显示出不同的富裕程度。但在这个阶段，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发达阶段，人们思想极大提高，物质财富也极大丰富后，这时，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才彻底摆脱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三）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发展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既扎根实践、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把“共富”与执政理念联系起来。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庄严宣告：“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他任职以来，身体力行。带领全国党政干部，从访贫问苦，到全国贫困村的摘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前，我们正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国内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对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人民的政府，就有责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现时，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人民的期盼、也是为人民执政的需要。

把“共富”与治国之道联系起来。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历过五种社会形态，或说社会制度。除原始社会外，从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社会，有那一种社会制度的统治者，把“富民”作为治国之道，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所有的是统治者怎样从“民”的身上榨得更多的血汗。把“共富”与“治国”联系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履行。

把“共富”与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来于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告诫我们：“要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以此出发，眼观全球，当前世界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有些国家由此而出现社会撕裂。我国当应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亟须向共同富裕发展。更何况“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习近平执政以来，所以能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向全面小康社会进发，就是这一系列“共富”理念实践的结果。

二、“共同富裕”需厘清的几个问题

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表以后，所以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原因之一，在于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不同有关：

（一）推进“共同富裕”不是“基本经济制度”要变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表以后，有些人所以会心神不定，甚至日夜担心。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是否要搞新的“三大改造”了。全国解放后，进行过对农业、个体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地主，搞穷了资本家，缩小了贫富差别。”现在，提出要实行“共同富裕”，是不是又要发动新的“三大改造了”？！由此，怀疑基本经济制度要变了。这完全是一种庸人自扰的多余思想。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中明确指出：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怎么会担心基本经济制度要变、要进行新的“三大改造”呢？这全是庸人自扰、空穴来风。

（二）推进“共同富裕”不是“财富平分”

“共同富裕”发表之后，又一种思想是怕财富平分、“削富济贫”。这又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承认穷富差别，不能搞平均主义、更不能搞劫富济贫这种蠢事。对于这个认识，我们是付出了沉重代价才获得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大办人民公社和农村食堂的时候，有些公社、大队确实刮过一次共产风：穷社“共”富社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结果“共”得队队紧张、人人自危，生产力大幅下降，这种蠢事现在还能再干吗？当然决不能再干！

“共同富裕”发表之后，又一种思想是怕养懒汉。有人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尚未极大提高，有些人对劳动还不很自觉，甚至总想少劳多得、不劳有得。在这种思想条件下，推进“共同富裕”，容易会助长这些懒人“懒”得有理、“懒人”有赖福的思想。坐等“富”降到他们身上；对“勤”致富的人，则是一种打击。一方面，他们怕辛辛苦苦得来的一点“富”，被人瓜分；另一面会产生消极思思，反正会“共富”，我何必再去吃辛吃苦，坐等“共富”就行了。这全是一种糊涂错误的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写得非常清楚明白。文中指出：共同致富“是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并特别指出，推进共同富裕，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怕推进“共同富裕养赖汉”，这完全是一种多余思想。

（三）推进“共同富裕”是否适时

“共同富裕”一文发表后，还有一种思想是：认为当前推进“共同富裕”，还不是时候。有人认为，当前主要应是做大“蛋糕”、不是去分“蛋糕”。所要宣传鼓励的应是怎样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去宣传怎样“分蛋糕”。这种说法，粗粗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细细一想，不对了：其一，“做蛋糕”与“分蛋糕”，是一个整体。做“蛋糕”的劳动者只有知道了怎样“分蛋糕”、并对他们有利时，才会努力把“蛋糕”做大。否则，他们会出工不出力，使“蛋糕”做不大。其二，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国内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新目标和新形势都要求我们，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扎实推进。其三，实现高质量发展、需有高质量的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只有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这里还需指出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上的“共同富裕”，还应包括精神上的“共同富裕”，人们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

三、推进“共同富裕”的几点建议

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中指出，需分阶段推进：在“十四五”末，“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当前，如何推进？根据人民呼声较多的要求，国家可承受的财力，谈几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优先落实“当前最迫切”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或说人民的基本需要，涉及到许多方面，只能逐步推进、分步骤实施。当前人民呼声最高、且易使进一步拉大穷富差距的、是以下三项：

1.“求学”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需承认天赋与特长的条件下，单凭双手劳动，是难以致富的。只有拥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才能进行创新或创业致富。但现在全国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还有些家庭因付不起学费而使子女无法上学。知识和技术是现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致富的重要手段或渠道。无力上学，使这些家庭失去了致富的机会或手段。这是起点上的不公平，政府应予解决。措施有两：一是政府托底，加以补助上学；二是实施“求学贷款”，学生凭学校录取通知书，去政府指定的银行贷款。此贷款待学生就业后，给予偿还。起点公平，应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一项有力措施。

2.“求医”问题。现时，“因病致贫”的新闻或事情，从农村到城市，时有发生。某一家庭平时生活过得尚可，不是困难家庭。而如果家中有人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难病，一下子化掉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立马就陷为困难家庭。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因视财力情况，分等给予托底补助。

3.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前农村老人无养老制度，到现在有了，这无疑是个破天荒进步。但从现有农村养老金水平，与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差距甚大。虽然这有历史原由，不能一步到位。但从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看，适当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就很有必要。提高多少？应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实施。当前是否可先从80岁以上的老人着手，每年增加一定百分比，以后视财力，逐步惠及到60岁以上的老人。

（二）尽快清理“借改革之名”拉大的分配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借改革之名拉大分配差距，有多种原因、众多形式。如：在价格实行双轨制时，体制内外的商品价格差距很大。属于计划内的商品，价格低。反之，就高。谁能拿到计划内的商品，谁就发财；国企改革，实行经营者收购；国资变现、大量压价贱卖，以及土地不作价等。通过这些“改革”，使有些人一夜暴富，变成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对于这类事情，除违法、偷盗等行为需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现已难以追究。只能作为改革中的教训吸取。当前应改和可改的，主要有下列三方面：

1.同一企业（单位）内，实行两种用工制度。在改革中，有人借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之名，进行企业（单位）用工制度改革，推行了“一企两种用工制度”，即分为编制内与编制外的。原有职工为编制内人员、新进职工为编制外人员；或是属于事业编制人员和企业编制人员。这两类人员在同一企业（单位）、同一工种或同一岗位上劳动，实行两种分配和奖励制度。属于体制内的或属于事业编制的，工资和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一般要高于“编制外”或“企业的”30%到50%左右。这是很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应予尽快纠正。因为它既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更不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团结。

2.借“高薪养廉”之名、企业高管获取过高的年薪。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领导者（厂长、经理和党委书记），他们的工资（包括奖金），一般是企业内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假定全厂职工的平均工资是50到60元，他们的工资一般在120到180元之间。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像江南造船厂之类，厂长的工资一般也只在200元左右。而且每人的工资额都是公开的，厂领导也不例外。那时，企业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不知在什么时候刮起了一股“高薪养廉风”。有人说：新加坡国有企业所以搞得好？因为他们实行是高工资、而且都很清廉。我国的国有企业所以搞不好？在于经营者的工资太低，与新加坡相比，要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因为工资高、所以不仅企业搞得好、而且都很清廉。对照我国，国企所以搞不好，企业领导还要贪污受贿，就在于工薪太低，所以不尽心职守、不珍惜自己的岗位。在这番似乎有理有据的言词煽动下，我国的“高薪养廉”之风就这样刮起来了。现在，我国大多国有企业都实行了高薪制，金融业更甚。效果如何？不说全部、大多一地鸡毛。

我国的国有企业领导、能不能拿高薪？不仅可以，而且可以拿得超过新加坡！问题在于怎么拿得合理、拿得有效。象目前这样拿“高薪”是不行的、必须改革。企业领导的年薪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按企业规模、管理与营销难度而定，一般是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3到5倍，不得突破；另一部分是奖金。按绩效乘奖励系数计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完全按企业一年新创造的业绩而定。业绩越好，奖金越高，即使年收入超千万，也是合理的。

当前，国企领导们拿的高薪必须尽早、尽快改革，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3.弥补“经营者收购制”中的漏洞。2003年前后，国有企业进行MBO经营者收购制改革。由于当时经验不足，厂区土地不作价或低作价，再加上有些企业经营者故意把企业做亏、再通过内外勾结等手段，把企业资产评得很低很低。使有些经营者一夜暴富，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对于这种改革虽不合理，但己难以算旧账，只能怪我们国资管理部门没有经验。

那末，当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途上，这些企业经营者可做些什么呢？建议他们有两项工作可做。一是对企业原有在世职工作一次调查，根据企业财力，每年作一点补助；二是对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等的原职工给予一定的补助。

（三）当前亟需促进和保护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决定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其中之一。各种所有制经济担负着各不相同的使命，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而从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来看，集体所有制则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集体所有制经济，以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为特征。企业内的劳动者，除经营者和少数具有特长的人员可以持有较多的股份外，职工大多为平均持股。因而企业内的职工，既是劳动者也是资本所有者。平时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取得劳动报酬——工资；到年终，根据企业利润，扣除生产发展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外，余下的进行按股分红。每个职工可以有两类收入：劳动报酬——工资、资本收入——分红。企业效益越好，则分红越多。若有职工发生了意外事件、生大病或天灾，则可动用企业内的集体福利基金，予以补助，不使职工因病致贫或因天灾致贫。

为了促进和引导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资本”和集体福利基金“集”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可以有不同的情况。在共同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如有的企业可以只实行职工持股，没有集体福利基金；有的企业可以允许经营者持大股；有的企业职工可以实行不同持股比例，等等。这些企业虽然离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几步路要走，但它是在向集体所有制经济方向靠近，我们都应予欢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要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除了它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以外，还在于：它是介于“公有”和“私有”两种经济之间的所有制，既有“公”的成份，有利于今后向“大公”发展；又有“私”的因素，适应与当前市场经济结合。因而应予大力扶持，使其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