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作为我个人，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也亲身投入实践。

一、主动请缨，参与回沪知青安排就业

1978年前后，上海40多万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回沪，每天静坐在外滩市政府门口“要工作、要吃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委决策：“要用发展集体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并决定立即成立“市集体事业办公室”。我知道后，写信请求参与知青就业安排。经批准，我由市工商局调到市集体办秘书处工作，调查研究、综合情况、草拟办法和政策。在办领导报请市委批准下，本市主要采取四条办法、三项政策。

1.四条办法。一是动员在各区2千多家街道工厂的19万名“老阿姨”退休回家，腾出岗位安排17万名知青进厂工作。二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原来各工业局下面都是国有企业，各局马上都成立“集体办”，各国营厂都要挖掘潜力，用剩余厂房和条件扶办“新集体”，共办了600余家“新集体企业”，安排了本系统职工的子女共13万名进去工作。三是允许企业职工提早退休，由子女顶替。四是社会需要什么就可以办什么，小饭店、豆腐坊、旅行社、打包托运等，如“春秋旅行社”、专做家具用漆的“华生化工厂”。

2.三项政策。一是集体企业建立退休制度，按月发放退休金，使“老阿姨”们安心回家；二是废除按日七角八角的计日工资，建立按月固定的月工资制，使知青安心工作；三是建立低标准的个人劳保制（小劳保），使生病、工伤等有一定的保障。这样只化一年多时间，40多万知青全部就业，巩固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二、投入企业改革的实践，探索集体企业从根本上搞活的途径

上海城镇集体企业1万多家，100多万人。解放初期都是由个体劳动者们组织起来，形成自负盈亏、经营灵活的合作经济组织。后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搞“一大二公”、割“私有制尾巴”，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在各行各业主管部门领导下，实行“股金停止分红、业务统筹安排、员工统一调配、资金统收统支、工资统一标准、厂长由上级任免”，改称“集体所有制”、走上“小全民”的道路。在形式上看企业由员工集体所有，实际上职工与企业之间在所有制关系上没有任何联系，职工缺乏积极性、企业缺乏活力。这样必须进行深化改革，使职工与企业之间在财产关系上重新构建“血肉联系”。为此，要由本企业职工参股持股，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由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使职工同企业在财产关系上形成“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而激发出职工积极性和企业活力。这是我从事集体企业工作所得到的认识。企业改革的实践，分三步走。

1.试点实践。我于1988年退休后，鼓励团干部毛来带领20多名青年职工举办“主人印刷厂”。共同商定，从六个方面着手改革：一是劳动者进厂都要投资入股，企业成为劳动者又是所有者的集体所有；二是为每名股东建立“资本金账户”，资本永远属于个人私有，同时归集体占有、使用和支配；三是分配全部搞活，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一部分按股分红；四是积累由集体支配，一部分归集体所有、不可分割，另一部分按份共有，转入每人“资本金账户”；五是厂长由职工民主选举，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六是经营上独立自主，由企业向社会承担有限责任，不需要由上级部门主管。这样一来，职工积极性激发出来，认为这样的企业才是自己的企业。主人印刷厂同全市印刷行业平均水平比，劳动生产率是4倍、人均利税是2.5倍。但是，有关部门1990年“清理假集体”中认为这样的厂是“假集体，真私营”，认为企业经济性质主要是看资本的来源和归属。公有制企业不能同任何个人直接相连，这家厂的财产只能作为借贷关系，偿还后不准提取红息，否则只能改为私有企业认定。这样，主人印刷厂不得不向长宁区教育局申请改为“校办工厂”，改革办法全部停止，职工的积极性受挫，企业重新陷入亏本和微利的边缘。

1990年11月，我以市人大代表的名义向朱镕基市长写信，从这家小厂前后波折的经济效益说明：同样一家厂，同样一班人，由于实行两种不同的经济机制，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效应。1990年12月2日，朱市长批示：“这样的印刷厂不要当假集体清掉了，改革可以继续，办法可以研究改进。”另一位负责同志接着批示：“这是真正的由群众集资的合作社（集体企业的一种形式），怎能叫‘假集体’，视作私有企业？这种集体由于每个成员和企业兴衰联系在一起，搞活经营，增加效益，我看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朱市长批示下，这家厂重新恢复了改革，突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桎梏，成为企业改革的一种样板。

2.面上推广。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全国改革东风再起。为此，我写了《上海集体企业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再以个人名义报送市府。1992年3月24日，黄菊市长批示：“葛修禄同志提出意见建议，有主见，有分析，请晓天同志并着人研处。”庄晓天副市长接着批请体改办会同有关部门提出集体企业深化改革的方案，并指出：“集体企业要实行参股持股，自负盈亏，形成荣损共担、民主管理的经济实体。”1992年，市体改办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后发出《上海市城镇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开始面上推广；当年下半年，就有4千多家集体企业申请改为股份合作制。

3.移植到国有小企业。全国真正用于生产经营的国有资本不足3万亿元，分布在钢铁厂到理发店等29.1万个国有工商企业，平均每户的资本金不足1000万元，需做战略性调整。经研究，股份合作制对国有大企业是不适用的，但在下列三个方面是可用的：一是国有小企业没必要搞国营；二是国有企业中一部分富余人员可分流出来，组织再就业；三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工厂办小社会”中一些辅助部门可分离出来，改为股份合作独立企业。

为此，我寻找典型。如连续6年亏损的国营群众木器厂，市家具工业公司分工要该厂专做一种产品——木床。厂长认为“等死不如一搏”，全场200多名职工，出资100万元将这家小厂买下来，改组为股份合作独立企业后，自主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人员组织结构，除保证木床供应外，还生产成套家具、红木家具，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将生产集体搬到郊区、江苏省，将市区的厂房改为家具展销会。在充分发挥了技术工人作用的同时，还将一些辅助人员改为展销员、清洁工。这样一来，该厂当年就转亏为盈，以后年年有分红。又如国有大中型企业“天原化工厂”的汽车运输队，于1994年独立出来组成股份合作制“天原运输公司”，将30辆卡车以及加油设施统统租赁下来，每年向大厂交纳定额的租赁费，在继续为本厂运输服务时，还可面向社会服务。同时按出车次数实行计件工资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原来是个“老爷队”，一到下午二三点钟就洗澡、抽烟、等下班；现在是随叫随到、昼夜服务，节假日也可以不休息，人均收入和企业盈利大幅提高。

1995年通过调研，我将6个典型实例结集上送。徐匡迪市长、吴邦国书记都批复推广。1997年，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到1万6千多家，影响全国。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股份合作制是新事物。以劳动者劳动联合和劳动者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需要鼓励和提倡。”

三、“情系三农”的三次建议，均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我年幼时因病高位截肢终身残废，随着年老力衰，只能在家中读书看报，思考一些国家大事。中央一再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我经思考和比较后向中央提出了三次建议。

1.关于农业税。2002年10月，我提出《逐步减免农业税费直至“零”》的建议。我国地少人多，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比国外农户小得多（相当于欧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国的四百分之一），种植技术又较落后。欧美各国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并对农户免除一切税费。以每公顷耕地计算，美国补贴 100～150美元，欧盟补贴 300～350美元。我国不仅很少补贴，而且还要征收各种税费 100～150美元（即每亩平均税费60元人民币）。何况为了将这些十分零星、分散的税费征收上来，还要以相当的社会影响和养着众多的乡镇税费人员为代价。现在我国向农民征收税费一共只有1200亿元，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7.3%。过去我国经济不发达，“以农养工”尚有其合理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财税收入每年大幅度地增长的条件下，我认为有必要和可能向“以工哺农”的方向根本转变，确立逐步减免农业税费直至“零”的战略目标。2003年3月，农业部＂减负办”正式复函：对这建议“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将积极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建议”。2004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要在这里向大会郑重报告，从今年起，中国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2.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2005年6月，我和爱人徐富贤自费到浙江实地调研后写了《从台州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看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所在》一文，用一系列典型实例说明，在坚持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引导发展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千家万户农业小生产同千变万化国内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温岭坞根的“绿牧畜禽有限公司”是专门饲养草鸡的龙头企业，经济技术基础较强。为了共同富裕，这家公司同周围上千户农户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当地农民原来就有养鸡的传统，但单家独户的小生产，要承担采种、防疫、销售等多个环节的风险，不是采购的苗鸡有问题，就是遇到瘟疫或者上市时市场不景气。现在龙头企业同他们组成了专业合作社后，普遍进行技术培训，并实行“八个统一”的经营模式（即统一供应苗鸡、统一供应饲料、统一疫病防护、直至统一销售等），农户只要按照规程认真饲养，而龙头企业对内提供服务、对外全力开拓市场，这种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规模化大生产，既发挥农户的个体积极性，又发挥合作社的集体化优越性。2003年，这家合作社共生产360万只草鸡，不仅农民净得360万元（每只成品鸡的劳务费收入为1元）、公司盈利80万元，合作社还有200万积累。农民除劳务收入外，还可以在合作社中年终分得相当的红利，并为市场提供无公害、肉质好的国家A级绿色产品——绿牧牌草鸡，丰富了市场。2003年底，台州市组建了21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的社员3万多户，带动了农户15万户，全市经营收入14亿元，共注册农产品商标120个，使农民收入和农产品质量显著提高。

通过这次调研，使我们深知，农民要富，农产品要提质增值，只有在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规模化、大生产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那样：产业资本要增值，要连续不断的循环，必须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业资本三种职能资本的循环，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让供、产、销各司其职，形成一条龙，使整个产业链活起来，取得财富增值，实现现代化大生产方向。

通过这次调研，发出《从台州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看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所在》的报告后，国家信访局复函“我局已将这份报告印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第二年（2004年）全国人大召开前夕，我主动代拟《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的议案，经上海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文采纳并以他们的法定名义联名正式递交大会。全国人大审议后，决定正式列入议程（〔2004年第10号〕议案），并责成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正式起草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通过后于2007年7月1日起全国实施。在国家立法的支持下，据国家农业部2013年度统计，全国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发展到98万家，入社农户7412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8.6%，入社农民收入比未入社农民的收入增长20%以上。

3.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005年6月，我和爱人徐富贤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教育经费（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要作强有力的相应调整》一文提出建议，认为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宣传说已经“基本普及”，但据专家调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辍学率仍达7%，尤其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5%～10%的适龄儿童没进小学、15%～20%没有进初中。辍学率高的背后是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存在巨大缺口。据权威人士计算，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只有8%是中央政府支出，其余92%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支出，其中大部分是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现在我国农村正在“扶贫”，若家有一名孩子要进初中，一年大概需要支出800元，对于一个年收入2000元的农户家庭，弄不好就要重新“返贫”。如将全国教育经费与本国GDP的比重作比较，我国的“占比”仅3.3%，远低于世界各国5.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胡锦涛主席将我俩的建议信批转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阅处。在2006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说：“今后5年国家财政新增义务教育经费累计达2182亿元。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