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工作主线、基本路径等进行了纲领性阐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要求，这不仅为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提供了创新思想与实践素材，同时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任务。

目前来看，对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问题，理论界已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主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核心内涵以及机制对策三个维度。部分研究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现实依据，认为其是中国经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由量的累积到质的提升的必然（逄锦聚，2019；李彩华，2019等），也是化解社会主义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洪功翔、洪阳，2018；任保平，2018等）。部分研究从新发展理念（逄锦聚，2019）、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转变（周文、李思思，2019）、动力机制（金碚，2018）等不同角度，剖析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还有一些研究聚焦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与对策，提出要以改善经济结构失衡为基本路径（任保平，2013），以发展战略、宏观调控、发展动力为三大支撑（洪银兴，2014），以发展战略转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市场体系深化、分配结构调整、空间布局结构优化、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以及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为支撑要素（刘志彪，2018）等思想。

以上研究对于深化和拓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但与此同时，鲜有研究将高质量发展这一问题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逻辑之中进行探讨，这一视角的不同将会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理论内涵、地位作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理解。显然，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孤立地被提出，而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时代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路这一整体逻辑下的结果。为此，在剖析高质量发展自身逻辑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逻辑定位，并在这一定位中探究“高质量”的价值判断和本质内涵。

基于此，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剖析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厘清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所处的逻辑地位和作用，继而从内部结构和系统环境两个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进行系统解析。这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本质及重要价值将有所贡献。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解构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临“新常态”、新技术革命、新国际形势等诸多挑战的条件下，所及时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改革部署。通过深入剖析和提炼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阐述，可以得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少蕴含着以下四个层次的理论内涵。

1.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本质：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对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阐述，不难发现，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局部的某种经济改革所能实现的，而必须要进行全方位且相互匹配的系统性改革和升级，囊括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城乡区域结构、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为此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高速增长的时期，中国更加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主要采用一种粗放式、外延式的积累模式，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以尽快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转向高质量发展，则是要在保证一定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通过更加集约、内涵式的积累模式，充分发挥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的协调拉动作用，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挖掘，则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这一发展方式转变，就本质而言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社会经济运行及其演变的根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意味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相互适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构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伴随着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而两者则再次构成新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生产方式。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的基本逻辑。无论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当前致力于推动实现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条件下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前者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显著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应，为加快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国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所有制、分配制度、财政制度、科技制度、开放制度等多方面的变革，极大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显著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周转和积累，逐步形成了以外延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数量型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使得我国保持了相对较长时间的高速度积累，但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破坏、产业结构不均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负面隐患，这也与21世纪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但可持续性不强且结构不均衡这一情况相对应。因此，为提升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空间并改善其结构的均衡性，推动实施了绿色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等一系列举措，其目标即是推动实现以内涵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质量型生产方式。

可见，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即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在我国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桎梏的背景下，积极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继而逐步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过程。当然，相比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生产方式，高质量发展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是更加高级的阶段和形式，但高速增长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累积是其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2.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质量生产。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必然需要实现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系统性变革，其中，推动社会生产的高质量发展，无疑是这一系统工程的枢纽和关键所在。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开篇中所说，“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生产过程不仅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同时对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运行而言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正是这一点的集中体现和佐证。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首次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并于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推进相关的经济改革实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再次强调，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由此可见，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包含着三方面重要内容：一是在经济不断虚拟化、金融化的条件下，强调要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提升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二是改变过去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改革重点转为供给端，即生产领域；三是改变过去以数量型增长为目标的生产模式，将主攻方向转为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这三个维度逐步明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所在，即将目光转向实体经济、转向生产领域、转向供给质量，继而推动实现高质量的生产。

作为旨在实现高质量生产的改革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动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较为明确，即是经济工作的“主线”。所谓主线，即是在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始终占主导和统领地位的关键线索，中国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下，首先便以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为改革的抓手，并始终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线索来开展和推进其他领域的质量升级。可见，与马克思将生产作为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层面相似，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将推动高质量生产作为了其关键和核心。

高质量生产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为此我国从提升高质量的劳动、高质量的资本以及高质量的劳资结合方式三个维度开展了改革实践，这也与经典马克思关于提升产品质量的思想也有着较高的一致性。在高质量的劳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便提出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的观点，并围绕鼓励人才创新创业、提升人才引进的开放性、优化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等发布和制定了一系列提升劳动者质量的实施方案和举措。在高质量的资本方面，我国也从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自然生态要素、提升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推动粗方式要素投入转向提高要素质量等方面开展了改革实践。此外，高质量的资本与高质量的劳动之间还需实现有效且协调的相互结合，即要对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进行优化升级，推进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劳动、高质量资本以及高质量劳资结合方式三者的结合，是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而推动高质量生产的内在逻辑。

3.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高质量消费。生产与消费有着辨证统一的相互关系，生产决定消费，但同时生产也决定于消费，消费“创造出生产的观念的内在动机”，是生产的前提，而生产“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与消费具有合一性。与马克思上述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论述相一致，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注重高质量生产与高质量消费之间的辩证逻辑，即高质量生产以消费质量需求的提升为条件，同时高质量消费的实现又是高质量生产的目标。

一方面，中国推动高质量生产的改革实践源于消费质量不断提升的现实要求。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也从过去的“充足的物质需要和基本精神需要”转变为“高层次多元物质需要和较为充足的精神需要”。但与此同时，我国的产品供给仍以数量型扩张为主要特征，产品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之间、产品供给质量与消费需求层次之间逐步形成了日益拉大的鸿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匹配使得我国消费需求转移到国外市场，且逐步成为约束生产发展的桎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要重视经济结构的问题，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进一步作出“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消费质量的不断提升，是我国推动高质量生产的现实前提，同时也是重要的“助推器”。

另一方面，中国推动高质量生产的改革实践最终服务于高质量的消费需求。何为“高质量”，本身便蕴含着价值判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高质量发展绝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根本旨趣。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其根本目标不在于最大限度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继而提升供给，而在于满足并拉动人民对物质、精神、生态、健康等多元化高质量消费的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绿色消费、发展中高端消费；其后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增强消费能力，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这些论述均揭示了，满足消费需求尤其是高质量消费需求对于新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举措的目标导向作用。

可见，高质量的消费，既是中国推动高质量生产的出发点，也是这一改革的落脚点，其决定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的改革方向，同时也彰显着我国所要实现的高质量生产方式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特征。

4.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条件：多元保障。高质量生产是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维度，高质量消费则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两者构成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然而，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系统工程，还须进一步推进形成理念、技术、制度、生态、国际等多个维度的支撑和保障条件。

第一，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前提。“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因此要推动生产方式向高质量转变，首先须转变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均是以数量型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思路，但随着经济结构失衡不断加剧、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发展理念也亟待向质量型增长转变。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多次强调这是“指挥棒”“红绿灯”，其实质是回答了“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是我国开展高质量发展改革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念指引。

第二，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高质量生产，决不能离开持续的技术创新，且这一技术创新过程不能依赖于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必须培育形成并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不断转向高质量生产方式的内生动力和技术支撑。早在2006年，我国便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则进一步将这一战略目标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强调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再次明确了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国制造2050》《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系列政策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推动创新发展的长期计划以及改革举措，即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第三，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配置是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围绕高质量发展所需要做好的两项重点工作，这两大战略的宗旨均在于平衡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和共享发展。这一要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所决定的，我国的高质量发展，绝不是建立在少数人的需求之上，而是旨在让广大人民享受到高质量消费和美好生活，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推进收入分配不断趋于合理、有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收入分配的合理、有序配置，进行了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并围绕就业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机制、教育工作、扶贫工作等方面提出具体改革举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引导收入分配合理有序配置的制度举措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是推动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制度支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第四，促进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是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条件。所谓高质量的发展，必然是可持续的、惠及后代人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即是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且这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事后治理和修复这一层面，而需要将生态环境的保持甚至优化内置于经济增长之中，推动形成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诠释，“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述真正阐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过去“生态与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惯有思路，认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且这种经济增长不再是单纯的数量增长，还内涵着质量的提升。“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一阐述则充分体现出了，良好的生态条件对于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而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五，推进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关系是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保障。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然而，二战以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始终主张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使得国际关系呈现出不平等不断加剧、全球治理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这终将成为我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外部阻力。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多个场合均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于2018年3月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基于这一倡议和理念，我国推动实施了“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建立起广泛的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这一正在逐步发展形成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国际保障。

综上，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即是以推动高质量生产为核心领域，以满足高质量消费需求为目标导向，依托理念、技术、制度、生态、国际五个维度的多元支撑，最终实现从数量型生产方式转向质量型生产方式的动态过程。

三、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定位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但这一系统并不是孤立运行，而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整体逻辑中发挥作用。为此，在剖析高质量发展本身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还须对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整个体系中的逻辑地位进行探讨。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即是该思想体系的逻辑路径。

1.高质量发展所处的“逻辑路径”地位。所谓逻辑路径，即事物从起点到达终点所必经的运行通道和必要的作用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一个逻辑系统，其运行和发展也须依赖一定的路径和通道，而“高质量发展”正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路径。

高质量发展之所以处在逻辑路径地位，是由一直以来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思想中所处地位决定的。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始终发挥着沟通宏观与微观、链接理论与现实、联系抽象与对策的中轴通道作用，这一点在马克思《资本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资本论》是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这一逻辑方法的集中体现，并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逻辑系统，而从第一卷直接生产过程的抽象分析，到第三卷不同类型资本分割剩余价值的具体现实，中间有着一个重要的逻辑“通道”，即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社会再生产模型的构建，马克思将微观企业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与宏观经济的供求结构问题有机结合，将生产关系层面的定性研究与经济运行的定量分析有机结合，也将抽象的价值分析与现实对策研究联系起来。可以说，社会再生产理论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理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路径，同时也是将这一理论体系应用于现实经济分析的重要途径。

类似的，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成为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逻辑体系的“通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体系，其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既有发展理念层面的突破和创新，也有指导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性思想；既有保障企业、劳动者等微观经济主体权益的改革思路，也有从宏观经济出发的调控策略；既有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性界定，也有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动态理解。而高质量发展正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贯彻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并直接指导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全面开放等具体改革措施的动态过程，其连接着理念抽象与对策方略，连接着微观市场与宏观调控，连接着生产关系与经济运行，为此成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整个逻辑体系的逻辑“通道”，是这一思想体系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连接路径，也是实现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终点即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

2.高质量发展所发挥的“逻辑路径”作用。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自身逻辑体系而言，高质量发展“天然”处在逻辑路径的地位，是连接和沟通这一思想体系整体逻辑的“通道”。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也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现实经济中贯彻实践的必要路径，这一路径作用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新时代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它本质上是一种理念和原则，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维度发挥着主线和引领作用。具体到经济领域，“以人民为中心”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贯穿于其始终，而对这一主线最明显和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所以要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最为迫切的需要。过去30多年来，我国所推动的数量型经济增长即是为了满足当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如今我国转向推动质量型经济增长，也是由于当前人民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更加迫切的需要已转为对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消费以及优美生态等的需要。为此，高质量发展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在新时代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一根本原则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实践路径。

其二，高质量发展是将“新发展理念”贯彻于经济改革实践的必要环节。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从认识层面建构起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和未来走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发挥着逻辑框架的作用，而高质量发展正是这一理念架构贯彻于经济改革实践的中间环节。正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且不难发现，围绕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八项重点工作，实质上就是新发展理念在具体改革中的展开。其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创新发展理念的现实展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协调发展理念的重点实践领域；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举措；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开放发展理念在当前的具体化展开；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以及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则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两个重要方面。

其三，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目标的必然要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继而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导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国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进一步对“美好生活”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富强”代表着较高层次的物质生活水平，“民主”和“文明”则对应着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水平，“和谐”意味着社会各个维度的有机协调，“美丽”是对生态环境提出的相关要求。可见，要实现“美好生活”，必然要实现物质、精神和生态等多个维度的高质量消费，而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也即，要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终目标即美好生活，高质量发展是必经之路。